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给予人类特别是给予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运用，既使剩余价值真正成为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奥秘，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理论，也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和阐述使自身的科学性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两块基石，正是在这两块基石之上，马克思彻底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给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体现为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544。“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544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这一著作中，他们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出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对唯物史观作了初步概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点，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他深入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12月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这些成果被看成是马克思为《资本论》创作所做的研究准备，同样也是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上，对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认识是马克思确立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而运用唯物史观对经济范畴的性质以及对劳动价值学说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则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哲学的贫困》是反映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最初结合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2]。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坚持唯心史观，力图通过给经济学提供一种哲学理论的框架，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出发，蒲鲁东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应用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把经济进化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十个时期，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体现。他对这些经济范畴作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解释，把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应用都划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认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在矛盾中斗争，而矛盾的解决或扬弃就在于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不断的斗争会综合产生出新的经济范畴。这些经济范畴的不断产生和累积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保留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蒲鲁东制造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浅薄理解，注定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是经济范畴在他头脑中的主观排列。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对黑格尔哲学的庸俗理解，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经济范畴，阐明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存在、永恒观念的基础上，强调指出：蒲鲁东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但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也就唯心主义地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1]602，并且把实在的关系当做抽象的体现。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认识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方法，强调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602，经济范畴只有从经济关系本身的运动中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经济关系是第一位的，经济范畴是第二位的，随着生产力、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范畴也会发展、变化。因此，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603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唯物史观的考察成为他构筑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矛盾斗争的实质，阐明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臆造经济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605。马克思的这个认识，第一次科学地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针对蒲鲁东无视经济范畴之间内在联系、通过纯粹思维活动臆造经济范畴顺序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每一种关系都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经济范畴的理解，对经济范畴顺序的安排，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马克思由此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整体上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上研究经济范畴。

　　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解释，关于经济范畴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解释，为科学地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在《资本论》内容叙述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体现为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

　　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以《资本论》为标题进行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完成的关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直接草稿。这一手稿是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研究的又一部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完成以后，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分卷出版《资本论》。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出版任务。《资本论》第2卷、第3卷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典范。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物辩证法及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成为《资本论》研究和写作的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马克思之所以会采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因为《资本论》所要揭示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联系，同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来把握，在这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把握住所要研究的东西，去分析各种经济矛盾。唯物辩证法就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一种关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也就是矛盾的方面。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2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的理解中，也同时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分析经济范畴的矛盾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运动上。当然，我们说，在价值实体、价值创造、价值增值、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剩余价值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等一系列具体的理论问题上，都体现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整体阐述。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另文论述。《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最平凡的东西。马克思在对这个简单、基本、普遍、平凡的东西的研究和叙述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首先，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在分析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中，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任何一种商品都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商品是这两个因素的统一体，但是，两者又存在着矛盾，因为商品生产者生产使用价值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价值，他只有在把使用价值让渡给消费者以后，才能获取价值。紧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决定商品二因素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之间具有对立统一性，但是，在商品交换中，具体劳动存在不同形式，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因而还必须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然后，马克思又分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之间的矛盾。物的人格化是指商品交换中物与物的关系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人格的物化是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矛盾的产生说明了生产关系披上了商品这种物的外衣，商品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产品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由于这种幻觉类似于宗教迷信，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之后，马克思分析了所有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总是表现为私人劳动，但社会分工又使这种私人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要化解，就必须要通过交换。这样一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

　　其次，马克思以对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为基础，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显然，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派生的。在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商品交换的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排斥，同一种商品不能既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又处于等价形式上。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其价值只能通过另一种商品相对地表现出来;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是价值的表现材料。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当一种商品固定地成为一般等价物时，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也就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整个商品世界分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商品，一极是货币，所有商品的内在矛盾也就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货币产生后，货币在交换中必然发挥作用。当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就会出现买与卖两种不同的行为，从而会出现买而不卖、卖而不买的行为，造成买与卖的脱节，产生买与卖的矛盾。由于买和卖这两种不同行为的产生，就会有买者和卖者两种不同的当事人，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即买者和卖者的矛盾。

　　第三，在对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的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分析资本的矛盾运动是开端，而资本的矛盾运动主要体现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运动和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运动上。马克思把商品二因素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的分析上，说明了劳动力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只不过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则在于，它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出比劳动力商品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两个不等的量，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这一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第四，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值过程，工人的抽象劳动一方面创造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于对资本的划分，说明了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对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从而为考察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深入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统一。以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一历史发展为主线，马克思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的历史过程。与此相适应，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也由形式上的隶属转向实际隶属。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进入它的成熟阶段。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已经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崩溃的内在的必然性。

　　第五，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展开形式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水平，使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社会化，每件产品都成为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国际市场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不可遏止的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得到展开的。例如，“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3]727-728，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存在着对立运动。又如，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或部类内部，存在着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和运行会自行排除它本身造成的发展的障碍，把生产推向前进。再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当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价值决定的基础也被掩盖起来，因而产生了利润率的下降与利润量的上升的对立运动，等等。结果，当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874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经济矛盾交织运动的分析，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趋势，给我们呈现出一幅《资本论》的图景。《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运动，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在《资本论》体系建构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体现为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关照

　　《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研究“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4]，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本身，并且结合与这一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8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社会结构就必然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是以劳动者和它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既定出发点，来研究两者在资本家手中怎样结合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的问题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形式相结合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资本论》所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结合的性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生产关系。因此，为了阐明这一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采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现实经济运动的方法，也就是运用经济范畴、概念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它是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具体运用，体现的是经济范畴辩证转化关系。具体地说，在构建《资本论》理论体系过程中，抽象是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结果，是在简单的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25;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和复杂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5]25。建构《资本论》理论体系，就是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经济范畴，最后到最复杂的经济范畴。

　　从《资本论》三卷的理论体系来看，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单个资本循环转化为单个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分割，也就产生了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等。

　　《资本论》三卷关于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的发展序列过程，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整体剥削关系，说明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单个资本家企业和某些工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工人阶级反抗整个资产阶级的任务。从理论的逻辑关系上看，《资本论》三卷关于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的发展序列过程，也反映了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关照。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资本论》三卷的逻辑关系。《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撇开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许多具体因素如供求因素等，使整个分析处于抽象状态;《资本论》第2卷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开始走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因而分析中加进了产业资本的流通因素;《资本论》第3卷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是在第2卷加进的产业资本的流通因素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许多更加具体的规定，如生产价格、股份公司、股票、银行及银行利息等，从而使整个分析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由此可见，《资本论》三卷的逻辑关系依然是通过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起来的，也是对经济范畴辩证转化关系的一种基本反映。

　　无论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经济矛盾交织运动来反映《资本论》的理论内容，还是通过分析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来反映《资本论》的理论建构，实际上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成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正因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成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取得了《资本论》这一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传世之作;正因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所作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指导性原则，它可以从矛盾的关系、范畴的联系上展示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种种表现，列宁才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6]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不仅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还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从《资本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上，我们还可以深刻地理解到毛泽东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的深刻含义[8]。“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这一论断恰好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

　　[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800.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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