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聂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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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和困境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孕育于西欧社会由蒙昧向启蒙的转型期，它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愈加发达的资本生产赋予资产阶级以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得以集中映现。受仍然强大的封建统治力量的束缚，资产阶级思想家只得采取抽象的纯粹理论批判来反抗现实。在他们看来，要务所在是澄清人类愚昧不已的根源。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思想家们，都对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纷纷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人类的主体迷误，“迄今为止，人类的智慧都被……幻象——错误的、不理性的观念——所蒙蔽。”[1]P5正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切实的理性批判，人们才会走出愚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培根的“四假象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洛克对“四种错误尺度”的批判，还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基于“感觉论”角度的相关思想，贯穿其中的都是这种纯粹的批判主义立场。

这种批判立场在法国思想家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那里得以汇聚。“其研究结果是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2]P251797年，特拉西创制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观念学。”[3]并致力于将这门“观念学”（Idéalogy）打造成为超乎一切社会科学之上的“基础科学”。[1]P7特拉西充分继承了以往思想家们的成果，并对之进行了新的整合。他一方面力图坚持更加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对唯理论的“天赋观念”加以拒斥，将身体及其感觉作为观念的产生基础；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主张对一切谬见尤其是宗教迷信的根源进行探本溯源，以考察它们在人类的普遍需求与欲望中的共同起源。特拉西赋予意识形态这门科学以极其肯定的乃至崇高的地位。“在托拉西看来，所有这些学科中的观念如果不能还原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能够获得的感觉经验，就必定是虚妄的，必定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2]P29也就是说，包括道德伦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切实地还原到感觉经验，才符合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科学要求。特拉西这种近乎严苛的观念学诉求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深刻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者的心声。然而，特拉西力图将意识形态打造为一门观念科学的方法充满先验的形而上学色彩。一言以蔽之，他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做法不但充满抽象性，而且浸透着将应有（所谓的纯粹感觉）与现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立起来的倾向性。

特拉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固有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观念科学的批判本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所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一度受到了拿破仑的欢迎。但其批判一切、试图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共和主义诉求，很快就与力图恢复帝制的拿破仑发生矛盾，并发展为尖锐的对立和冲突。1803年1月23日拿破仑下令取消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部门，明确将特拉西这些观念学派斥之为“空想家”，并把法俄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家们。“我们美丽的法兰西所遭受到的这一切灾难，都得归罪于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它……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不是使它适应于我们的人类心理知识和历史教训。”[4]这就直接导致传统意识形态理论走向瓦解。其突出的标志在于，自此以后，“意识形态”褪去了为近代启蒙学者所期许、被特拉西所赋予的绝对肯定内涵，成了一个充满贬义色彩的否定性范畴。

这样，从先验的观念科学到否定的充满贬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幻想”，孕育于启蒙时代、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就走向了解体。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即它客观上起到了冲破封建精神枷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像那些先驱者一样，特拉西也将感官经验设定为判定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尺度，并力图将一切观念范畴都还原为纯粹的感觉（知觉、回忆、判断、意愿）。这一做法充分暴露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所在：归根到底，它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范围并充满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当拿破仑轻蔑地将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派称之为“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们”、“强词夺理的理性主义者”，这里虽然不乏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狭隘性，但却的确切中了这些理论家们的软肋。当他们将现有和应有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他们就只能停留于现实表象而无法抓住其本质；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充斥着唯心史观幻想的意识形态家。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确立过程和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并不是传统的直接延续，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又着力于破解其所固有的问题和困境，由此实现了对以往的超越，建立起蕴含着丰富内容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主要包括如下这些环节。

1.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前提

青年时代到《德法年鉴》时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首要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所关注。只是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沿用传统将意识形态称之为“荒谬之辞”[5]。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在《莱茵报》前后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且在《德法年鉴》时期彻底完成这一转变。这一转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理论至关重要。他们这时逐渐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们由此遭受到的精神奴役根源于世俗生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端正了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为确立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

2.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式确立

这一时期主要对应于1844到1846年。立足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在历史观层面对宗教和旧哲学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暴露了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尖锐矛盾冲突，追溯到了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一切颠倒的思想体系及其形而上学幻想的世俗根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明确地将市民社会及其“粗糙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本体。由此出发，他们揭穿了思想家们先验地构造世界、歪曲历史的逻辑架构，从前提上颠覆并解构了旧时代思想家们的唯心史观幻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推进并完成了历史观层面的转向，由此展开对包括德国哲学在内旧时代一切思想体系“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批判[6]P513-514。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对其抽象性和非现实性展开深入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观层面对德国哲学的清算，反映着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变革。他们在形式上延续了拿破仑式的否定的和批判的风格，但又撇除了后者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益的狭隘性，赋予其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共产主义意蕴。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正式确立。

3.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这一阶段大致从1848年到1867年。在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之前确立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完善和补充。（1）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的旧时代思想家们展开意识形态批判，驳斥了李斯特、卢格、蒲鲁东等这些思想家们抽象地耽于现存现实、对之进行辩护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本质关联。（2）马克思在《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批判了波拿巴的“意识形态骗局”。通过对波拿巴利用人们对拿破仑的迷信而最终得逞的这一骗局及其伎俩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旧的传统观念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另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系统剖析，例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何以必须超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又该如何实现这一超越等重大问题。（3）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极大深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思想。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批判，他们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将资本生产方式绝对化、将资产阶级社会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幻想，暴露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形态假象的真面目。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3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深刻和系统地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幻想的世俗根源，剖析了资本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及其必然衍生的拜物教幻象的特质。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了破除这种物神崇拜的幻象逻辑的必然性和现实路径：只有通过将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幻梦才能够被实践地终结。

4.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1）马克思晚年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东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驳斥了人类学家们脱离东方社会发展而滋生的种种意识形态幻想，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基础变革的滞后性。在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化了《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基于对共产主义社会之初级和高级的阶段划分，马克思剖析了无产阶级刚刚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与新旧世界交替的过渡性相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五味杂陈，呈现出新旧时代意识形态混杂并存的混沌局面。正是如此，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更加重视自身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对残余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例如自由和平等的法权进行批判。但他更加强调必须将这一批判牢牢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7]。

（2）恩格斯晚年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相比较马克思在中后期比较少见地提及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晚年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非常频繁，并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许多新的丰富阐发。第一，恩格斯自觉地将他和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提升。基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作出了科学定义，他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的意识”即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先验体系[8]，并深入批判了这些意识形态家们颠倒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架构。第二，恩格斯极大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功能，将之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武器。第三，恩格斯更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一系列原理。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内在关系；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即它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恩格斯明确将辩证法运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诸多问题作了阐发。例如，意识形态与观念材料的复合问题、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塑造及其演变与传统思想意识的关系问题。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意识形态”等同为系统的、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并且着力于从如下三个方面揭示其本质内涵。（1）从世界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界定为颠倒的社会意识，即思想家们构造出来的抽象理论体系。（2）从历史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意识形态看作思想家们颠倒的世界观迷误所派生出的唯心主义幻想，其内容本质上是这些思想家们对其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权益的反映，不仅直接地体现着这些作为特定阶级成员的人们的个体诉求，而且根本上体现着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的社会理想和思想信念。（3）就价值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基于共产主义立场致力于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锻造为彻底革命和批判的意识形态。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辩证统一。其一，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本源动力，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貌似先验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映象，“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6]P525归根结底，它们都是思想家们基于特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构造出来的观念映象。其二，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意识的浓缩和凝聚，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思想家们并非直观地对社会生活进行摹写，而是往往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之进行理性统摄。正是如此，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有着一定的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正能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可以成为一种消极保守的、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意识。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这种精神生产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其一，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运行遵循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它们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受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发展的制约和决定。特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特定阶级的社会意识，其所反映的是该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P550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掌控社会生产之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和权益的思想映象。而被统治阶级由于在所有制结构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他们就必然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其二，作为独特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又有着自身的特殊运行规律。人们的社会意识并非自在地就是意识形态。由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意识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这种转变的动力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其阶层分化。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物质财富并不丰富，共同体（氏族、部落）基本上还能够代表社会成员的利益。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共同体内部的矛盾愈加尖锐。掌控着生产和分配权力的部落首领与共同体其它成员之间的利益对立逐渐成为一种阶层分化，原始共同体随即走向瓦解。在接憧而来的奴隶社会，共同体已然成了本质上只为维护某一个阶级（奴隶主贵族）的“虚幻共同体”。[6]P536与之相应，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专职的思想家阶层（僧侣）。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者，他们从事着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工作。“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6]P534由此产生的哲学、宗教、神学等意识形态，都是他们对日常意识进行整合的结果。到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属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它根本上仍然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弥合统治阶级与全社会其它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但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运行机制就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以及它经由自身的意识形态家（例如哲学家和经济学）将之渗透并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意识和行动中的运行方式。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现实路径。“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6]P553由于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的必然思想映现，因此，这种颠倒的和虚假的思想体系及其所滋生的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必将随着私有制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一旦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将突出地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形态就日渐显现出其颠倒的和虚假的真实面目。于是，将无产者的革命口号上升为消灭资本、消灭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成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时代任务。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然而却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将自身利益诉求上升为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警惕和提防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矛盾”、“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超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辞令。[9]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性的亦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他们明确地将“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旨，不仅注重对旧时代尤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批判，也尤其注重研究如何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彻底革命和批判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中后期的思想，他们实现了意识系统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不仅区分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而且由此将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升为对资本时代的终结和超越。这些思想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因而具备了整体性和总体性的历史科学特质。

四、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范畴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做法。无论是启蒙思想家的美好期许还是特拉西的观念学诉求，以及拿破仑的情绪化诘难，旧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带有极大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通过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破解极力揭示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赋予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以新的丰富内涵，并使之获得了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科学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构成。他们从唯物史观高度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定义，彻底颠覆并破除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抽象观念学诉求；他们对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相关原理揭示，不仅为人们辩证地和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支撑，而且尤其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阶级意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另外，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及其虚假性的过程中，他们还对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原则作了科学揭示。这些原则判断不仅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而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心课题不再是对不合理现实的纯粹抽象批判，而是通过深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及其根源，揭露统治阶级何以将自身阶级意识夸大为国家意志，又是如何通过那些专职思想家、意识形态家将之渗透和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揭示这种充满先验色彩的意识形态生产及其运作机制的颠倒性和虚假性，才能暴露出为意识形态迷雾所笼罩的社会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只有实践地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作为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够确立并给予社会革命以重大精神动力。对于身处资本时代、深受资本统治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来说，自觉构建抵御和防范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对于无产阶级理论家来说，他们的职责不是像以往那些意识形态家们那样掩盖和遮蔽现实，而是旗帜鲜明地担负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时代责任，致力于引导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革命主体性及其历史使命，促使他们的阶级意识由“自在”向“自为”转变。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也给予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重要方法论启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在充分肯定以往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之际，我们也要正视当下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困境，尤其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矛盾较为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阶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新阶层的思想观念，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不但没有放弃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屡屡试图以各种形式（如抹黑历史、丑化英雄、夸大问题等虚无主义手法）丑化中国。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新变化及其挑战，愈发凸显“从制度上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10]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给予这项工作以重要的方法导向。

参考文献

[1]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 .孙兆政，蒋龙翔，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Helmut Seiffert:Marxismus und Burgliche Wissenschaft,Munchen:C.H.Beck Verlag,1971:S.59.

[4]H.Barth,Wahrheit und Ideology,Eugen Reutsch Verlag,Zurich and Stuttgary,1961:p.2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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