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用哲学之：从“两论”视角回看洞朗事件

郭松民

毛泽东时代，《实践论》、《矛盾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中华民族的哲学水平也大大提高，但今天我们正在失去自己的哲学。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舆论场里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

最近几年，每当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时，主张绥靖、妥协一方就会跳出来说：“这是美国的阴谋，不要闹大，让步为好。”

这实际上是用新教条主义，代替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美共存，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无疑将长期存在。如果中美矛盾一天没有彻底解决，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就以让步为主，那么，中国周边的国家会不会因此得出结论——在中国彻底战胜美国之前，中国将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挑衅持妥协立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中美对峙强度比今天要厉害的多，中美关系也是主要矛盾，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南沿海。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总理尼赫鲁想趁火打劫，侵犯中国领土。

若按照今天持妥协立场那些人的逻辑，毛泽东主席有一万条理由对尼赫鲁妥协。但毛主席恰恰做了相反的选择，果断出手对越境印军进行迎头痛击，不仅为中印边境赢得了几十年的宁静与和平，同时也为中国在打破美国围堵的斗争中赢得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毛主席是辩证法大师。他深知在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但这是宏观的、长期的，当印度军队越过传统习惯线，打破了边界现状后，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中印关系就成了主要矛盾，必须优先处理，否则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中美矛盾的处理。

那些以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为理由，动不动大叫：“这是美国的阴谋，不要闹大，让步为好”的人，其实不懂得主要矛盾不是永恒不变的，更不懂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以他们总是缩手缩脚，畏首畏尾，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那些人也不懂得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不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同一性是靠斗争性来维持的，不敢斗争、不善于斗争、不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不能维护同一性。

回头在看看三个月前的洞朗危机。

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越过了原本毫无争议的洞朗地区的中印边界，滞留了两个多月并全身而退。关于这一事件本身，我无意做更多的评判。

我想说的仅仅是舆论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更加证明中国社会亟须补上“两论”这一课。

洞朗危机甫一开端，就有人断言，这是美国的阴谋，中国不要上当。

这真可以说是一种铁口直断，完全是主观主义的论调。印度并非日韩，她的外交从独立之初的尼赫鲁时代就有相当的独立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跻身核俱乐部后就更是如此。

退一万步说，即便洞朗危机背后有美国的黑手，那中国也应该坦然面对，通过正确处理危机来挫败美国的阴谋，回避危机岂不恰好中了美国的圈套吗？

危机开始后，又有舆论主张妥协，理由是中美关系才是主要矛盾，中印冲突会让美国渔翁得利。宣扬这种主张的人，如果不是心怀恶意，那的确是一种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团结的的行为，提出了“以斗争球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

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背后的逻辑究竟在哪里呢？

很简单，团结是需要基础的。任何团结都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上，以斗争求团结，意味着维护团结的基础，以退让求团结，意味着默许对方破坏团结的基础——基础既已破坏，团结如何能够存在？

中印之间的团结，只能建立在中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同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印军越境，已经用行动证明印度破坏了这些原则，当年中国边防军采取果断措施，驱逐、歼灭越境印军，恰恰是对这些原则的维护，是对中印关系大局的维护。

毛主席果断出手对越境印军进行迎头痛击，从哲学的角度看，是通过斗争性来维护同一性，打掉的是印度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而不是中印关系本身。事实上，如果不打掉印度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那么之后稳定的中印关系也就不复存在。难道中印的友好、团结能够建立在印度有越境特权的基础上吗？

由此可见，哲学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他留给中华民族永恒的制胜法宝，今天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倍加珍惜，并真正用“两论”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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