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谈学哲学

陈  元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今天它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一样，也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依据。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解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陈云同志非常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三次与他谈学哲学的问题。父亲不仅自己一生始终没停止过学哲学，还特别关心我们几个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哲学，多次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学。他跟我们说：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1]。“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2]“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记得1966-1967年我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父亲曾专门对我说，《毛泽东选集》里其他文章可以先放一放再看，先从毛主席的五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这五篇文章是他亲自点的。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理论基本功，是一个打理论基础的问题。他还就这几篇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写作目的及发挥的作用，先后对我讲了几次，告诉我一些他亲身经历的情况。我生活在革命家庭，因而有机会了解到毛主席写作这些文章的那段时期的重要历史。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贡献，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新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为世界人民展示了未来的奋斗前程和最高目标。这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剩余价值理论准确揭示了由于资方占有劳方创造的剩余价值而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造成一方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方是贫穷的积累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已反复证明剩余价值理论是正确的。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中普遍体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实质，就是在今天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根本区别，但由于需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中也存在剩余价值论所阐述的情况。有些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论过时了，这是错误和荒谬的。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再一次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在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它是不可能自我解决的。不管资本主义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良，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资产阶级如何改换装束，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它们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作出的第一个巨大历史性贡献，那么，列宁创立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由科学变为现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第二个巨大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引导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国家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第三个巨大历史性贡献。

我要请大家读的毛主席的五篇文章，就是写作于他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这五篇文章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专门的哲学理论著作，其余三篇，虽然分析和阐述的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其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充分说明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大家。这些文章所展示的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一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1936年底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写的。这篇文章在五篇文章中以至在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中都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它是帮助我们读懂毛主席其他文章的一把钥匙。有人也许会问，为何把这篇讲革命战争的军事著作作为哲学著作呢？这要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回答。毛主席在文章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结合中国革命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主观和客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辩证关系，提出了有关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精辟见解。毛主席还特别强调，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这篇文章论述的虽然是军事科学，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因此，它是一篇由军事科学而深入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这篇文章是毛主席的文章中最哲学化的一篇，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战争问题、分析革命战争问题、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最成功的一篇，其特点是既具有思想的高度概括性，又具有论点的鲜明性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这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的力量损失非常惨重。红军为什么会打败仗，今后怎么能够不打或少打败仗，未来何去何从，这是当时全党全军上下都在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因而也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从1927年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这篇文章诞生的1936年底，毛主席已经积累了近十年的指挥革命战争的实战经验，大小战役他都经历过。他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应该说是从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就开始了，但当时考虑问题还不可能那么全面深入。后来党内发生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毛主席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核心层之外，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虚职，“靠边站”了。这时，毛主席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系统考虑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问题了。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喜欢看书，他不仅喜欢看中国历史书，而且广泛阅读当时能找到的已翻译的国外书籍，包括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他一边看书，一边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长征开始后，毛主席边走边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博古、李德等都是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人，自以为凭着学了些军事上的理论名词或者抽象原理，自以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就能领导红军进行中国的革命战争，结果用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指挥作战，这是红军失败的根本原因。经过一番思考，毛主席开始跟张闻天、王稼祥边行军边交谈，一起分析红军失败的原因，很快就说服了他们。张闻天找到我父亲，又找到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毛主席的看法，几位都赞成毛主席的分析。当时党中央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即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遵义会议上有人想捂盖子，淡化这个问题，博古讲了一套推卸责任的话，说红军失败是由于敌人太强大。毛主席反驳道，那为什么前几次反“围剿”都成功了？毛主席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红军打败仗的原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参与军事指挥工作。当时主持军事工作并最后作决定的是周恩来，他对毛主席非常尊重，遵义会议后在军事上基本是毛主席的意见占主导。

遵义会议时，我们党和军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尽快走出困境。所以，当时首先解决的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以及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考虑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因为每天都要考虑和处理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到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力量得以保存，局面也相对平静，虽然也有敌人的进攻，但回旋余地相对较大，基本上站住了脚。而毛主席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军事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1935年12月，他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文章，目的是从理论上、政治上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导致战斗减员和病伤损失惨重，部队的力量已经很弱，中国革命仍面临较大危险。正确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认识，仍是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头等大事。要扭转困难局面，要在全党、全军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只有从思想上、理论(包括军事理论)上说服大家，使大家真正认识到过去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思想是错的。当时在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且大都是留德、留法、留苏的大知识分子，有的人觉得自己很有理论造诣，都能讲出一大篇道理，要说服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遵义会议上就有人指责毛主席，说你这套东西是从《孙子兵法》中来的，毛主席反问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那里面有几章几节？要说服这些“理论家”，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上讲清楚和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军事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只讲军事战术问题说服不了人。博古、李德打了败仗，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但还有很多人是从黄埔军校、苏联高等军事学院毕业的，对书本上的军事原理原则了解并不少，要统一他们的思想，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特别是方法论上讲清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略思维问题，其实就是哲学思维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就是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看问题。要讲清楚军事战略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总结形成一套新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一工作只能由毛主席来完成。当时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还有朱德、贺龙、彭德怀、任弼时、徐向前等，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但还都不具备像毛主席那样深厚的哲学造诣。毛主席写这篇文章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文章对过去十年的革命战争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文章最精彩的是哲学分析、哲学论证。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实际问题而得出科学认识和结论的一篇经典之作，也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篇经典之作。它与下面就要讲到的毛主席的其他四篇文章构成一个整体，它们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和升华，其分析之精辟，至今无人企及，更不要说超越了。毛主席曾经在红军大学讲授这篇文章，对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从历史文献记录片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为红军大学讲课的这样一个镜头片段，两三秒时间，毛主席戴着帽子，手掐着腰，边做手势边讲，前面放着一个茶杯。那就是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堂课的情景。当时我父亲不在延安，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向毛主席请教学哲学的问题，毛主席详细向他介绍了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还说到在红军大学讲课时茶杯里装的是白酒。因为这堂课是非常费脑力的，要补充一点能量提提神，他就抿一点白酒，促进一下血液循环。听说戏曲演员唱戏的时候也有喝点白酒的习惯，上场之前先喝一点，中场休息再喝一点，能起到提神和补充能量的作用。

《实践论》、《矛盾论》

第二篇和第三篇是《实践论》、《矛盾论》。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了呢？应该说只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而思想路线问题必然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当时中国革命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对这些新的问题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分析、怎样得出正确的结论，全党、全军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正确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4]也就是说，当时在党内对应该如何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在观察和处理问题中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哪些基本观点和方法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党同志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不可能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之上。为了解决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毛主席紧接着就着手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理论著作。

1937年7月和8月，毛主席分别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毛主席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和哲学概括，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篇文章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在中国革命中应该怎样运用它们去分析和处理问题，作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论述。《实践论》主要是针对党内当时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对认识论中的基本矛盾，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为中心，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揭示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和总规律。《矛盾论》则主要是针对党内当时存在的机械呆板学习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围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论述。这两篇文章虽然也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论述素材，但论述问题的重点与第一篇文章不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以战争问题为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加以分析总结，目的是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通过对中国革命整体实践的研究，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目的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因此，《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标志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

然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实践论》、《矛盾论》写出来并发表后，党内还有一些人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论不服气、不买账，王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当时从苏联回来后，俨然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拉大旗作虎皮，指手划脚，趾高气扬，谁都不放在眼里。我父亲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飞机在经过新疆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市)时接上我父亲一起回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王明一行并主持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毛主席在迎接讲话中说这是喜从天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态度非常恭敬客气。那时共产国际虽然肯定了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性，但还没有最后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主席为主要领导。当时的王明就像是共产国际派回的“钦差大臣”。在机场，毛主席给王明、康生和我父亲每人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实践论》，一本是《矛盾论》，并请他们批评指正。我父亲经历过中央红军长征并出席了遵义会议，他一直很佩服毛主席的领导才能，而王明和康生都没有经历丢失革命根据地，没有经历过长征，不知道在经历这些大挫折大损失后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的情形。听我父亲说，康生拿着这两本书翻了一翻后，回头就对我父亲说，什么《矛盾论》，糊涂论!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认识脱离实践。康生的这种看法，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当时的教条主义态度。他们在思想上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当时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以为自己了不起，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中国革命的实际很远了。

《论持久战》

第四篇是《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爆发后，首要的仍然是军事斗争问题，这个军事斗争已主要不是在红军与国民党军之间进行，而是在中国军民和日本侵略者之间进行。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爆发了，中国未来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中国会不会速亡，能不能速胜？战争的结局将会如何？应该怎么来应对？在《论持久战》成书之前，毛主席对抗战的形势及其走向、前途等问题就开始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上讲了两三次。我父亲感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就向毛主席建议能不能在大范围内给更多的干部讲一下。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论持久战》一文就是根据毛主席1938年5月底至6月初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的记录整理而成的。这篇讲话对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抗日战争的特点、进程和结果进行了预测，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与前三篇文章一样，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毛主席为了写作这篇文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听说他当时的饮食起居全部都颠倒了，给他做的饭菜热了又凉，凉了再热，想到什么就马上写出来，中间不允许别人打扰，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打断他的思路，他就会发脾气。因为劳累过度，文章一写完，毛主席就晕倒了。

《论持久战》是毛主席又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精辟分析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的经典之作。毛主席在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在认识抗日战争前途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可能使中国灭亡，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反侵略的胜利，而抗日战争将会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大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中国人民的胜利结局，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及走向，都做了具体而透彻的分析与判断。同时，毛主席在文章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兵民乃胜利之本”、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人民战争的思想，给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文章一发表，不仅在我们党内，而且在全国各个政党和广大民众之中，都是如同拨云见日，使人们豁然开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当时国内各界都非常关心抗日战争的形势，对形势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各种奇谈怪论都有。而毛主席在文章中都给予了澄清和回答。因此，文章的发表震动了全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影视剧中说蒋介石对《论持久战》不以为然，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蒋介石看完《论持久战》后十分佩服，觉得分析得非常好。他曾对周恩来说毛泽东的辩证法用得好。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共产党的理论分析和政治判断能力超出国民党很多，国民党内没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日本人对《论持久战》一文的发表也感到震惊。日军从晋察冀根据地得到文本后，很快翻译成日文，送给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读后长叹了一口气，拍着桌子说，日本已经败了。

抗日战争的发展经过和结果，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分析与预测是基本一致的。《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思想、观点及蕴含的方法论，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和战略问题》

最后一篇《战争和战略问题》是1938年11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先是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接着又讲了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王明回国后主持中央长江局工作，他以为蒋介石那时真的愿意与共产党共同抗日，真心指望在蒋委员长指挥下，他可以大显身手。所以，到武汉不久他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所谓“一切经过”就是一切听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对和否定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后，再讲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给王明再上一课。王明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不能简单地说他是错误的，而是要给他讲道理，同时这也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包括说服那些没有经历过丢失苏区革命根据地、造成红军力量损失95%以上的那段惨痛历史，对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认识还不清的人，对他们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教育。这篇文章也是高度哲学化的。

为了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主席在文章中重新回顾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应该采取的正确战略问题，讲得有理有据。王明自认为是大理论家，你不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上把道理讲清楚，他是不会服气的。你讲哲学吗？我讲得比你还清楚。你讲战争吗？你没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更谈不上对革命战争进行理论总结。这样通过摆清客观事实，讲清理论道理，既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及其实质所在，又进一步澄清其错误带来的思想分歧和混乱，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陈元：从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谈学哲学

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学好这五篇文章非常重要。这五篇文章虽然针对的问题和重点阐述的内容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毛主席在同一时间段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线是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不是党的所有领导人都能做到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有的虽然经历过革命战争，但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有的虽然直接指挥过战争，但没有毛主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他们都难以达到毛主席这样的思想高度。一些不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往往只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的书高妙得很，岂不知这都是在革命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总结了血的教训后才得来的。毛主席的理论认识和哲学思想始终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并逐步深化的。一切真理性的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或自封的，而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升华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

这五篇文章所蕴含的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从事各项工作包括经济金融工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学了这五篇文章能有多少收获，我不能给你们打保票。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经常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如果大家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文章，学会了从实际中看问题、从全局上看问题，懂得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从全局看局部、从大局看小局、从长期看短期，那样你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方法论上就“上了一层楼”。我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15年，提出了要搞开发性金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成果，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要搞开发性金融呢？就是我常说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任何时候都要考虑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全局中去考虑，方能做得好。二是形势与任务的关系。我在开行工作时，每次开全行工作会议，总是要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这也是一个哲学化的题目。形势说的是“形”，看的是“势”。清朝人赵藩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审势就是分析形势。形势决定任务，形势讲不清楚，就很难说清任务了。大家应该经常用这个题目，来分析和认识工作中所面对的问题。我过去在行里每次讲完形势和任务，大家就觉得工作方向清楚了，心里有数了。为什么？从全局的形势讲起，具体工作和全局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三是学习经济思想与学习哲学思想的关系。你们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绩，学习经济专业书籍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想做得更好，还必须学习哲学、掌握哲学思想，这里说的主要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管总的，如果你们能够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找到自己工作中的关键和问题所在，并把它们正确解决好，那就是很大的进步。

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无论是在战场上、商场上还是在金融市场上，都是要问成败的。成败背后是有哲学思想指导的，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一定是成功的多、失败的少，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一定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如果没有哲学的认识和考虑，对问题的分析理解程度不深，很难取得成功。现在大家都热心于学习经济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还有不少理论观点获得诺贝尔奖，被尊为最高学术成果，这些都可以去学习借鉴。但是，对这些经济思想的学习代替不了对哲学思想的学习。我们搞经济工作，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只懂得经济思想是不够的，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不仅要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还要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源头就是毛泽东思想。西方的经济学、哲学，还有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哲学，都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照抄。

毛主席的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总结其经验教训，使一度走到失败边缘的党和红军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鲜活的、是离我们很近的一段历史和成功范例。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谛，并努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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