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通过对人类社会理论与现实的批判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道路，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的挥之不去的“梦魇”。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诘难和质疑。一些西方学者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出发，认为马克思本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他们还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一人创立的，并由此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关系上的所谓“对立论”，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1]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相关错误观点作出澄清和回应。

一、“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演进过程

正确地把握概念的产生及其演进的历史，并深刻地理解其科学内涵不仅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也是促进科学研究顺利进行，并借以排除由此产生的争议的重要保障。因此，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演进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是由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提出的。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后，为了争夺领导权并推销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冲突。正是在这一冲突过程中，巴枯宁从宗派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的理论的人称为“马克思派”或者“马克思主义”。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末，在工人运动和一些大学生运动特别是法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一些人自诩为“马克思派”，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但是，他们却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和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概念被提出并被广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第一次见之于文字形式是在1882年保尔·布鲁斯出版的论战小册子《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2]。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为了肯定和总结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才开始在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如1883年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3]；与此同时，在该报同日刊出谢尔盖·舍维奇写的《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甚至比德国还早”[4]。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于1883年4月6日在维也纳出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真理》杂志第7期上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则是从1886年起，也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5]。随后“马克思主义”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使用。[6]

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是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提出的，并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首先使用；第二，虽然“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前就已经被提出，并被广泛的、公开地使用，但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同意并使用过这一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不同意甚至是反对使用这一概念；第三，恩格斯也是在1886年以后，才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的理论的指称，而且恩格斯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巴枯宁等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前就被提出，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接受并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甚至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1.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的一开始，就将创立的新的理论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1843年，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7] 因而，“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8]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0] 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十分强调理论是对于现实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将他们的理论看成“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1]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的一开始，就将他们的新的理论看成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

2.为了反对和批判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各种机会主义和宗派团体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概念虽然首先是由巴枯宁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巴枯宁是为了争夺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宗派主义的角度，提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并企图借以诋毁马克思主义。巴枯宁还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不仅对巴枯宁的肆意攻击和歪曲表示了巨大的愤慨，而且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保·法拉格的信》信中，对巴枯宁的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马克思在信中指出：“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出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做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12]“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巴枯宁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从宗派主义的角度提出并运用的。马克思不同意使用这一概念。

3.为了表示对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存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求甚解地加以运用的现象的厌恶。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结合，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些本来游离于国际工人运动之外的工人、大学生及其组织纷纷加入其中，并以所谓的“马克思派”或“马克思主义者”自诩。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深刻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相反却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法国的一些大学生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当作不进行深入研究的借口，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到处贴。面对这一乱象，马克思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并说出了至今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那句话，即“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句话有明确的语境及其针对性。一方面是对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存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求甚解地加以运用的现象的厌恶，另一方面也是对错误观点的批判。由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不能够得出或者推论出，说“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指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巴枯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

4.为了反对个人崇拜。马克思之所以不愿意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也与马克思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是有关联性的。马克思在其毕生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并对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和揭露。马克思在1877年11月10日《致威·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好相反。）”[13]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愿意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也是不难理解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是有明确的语境和针对性的。我们并不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存在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

三、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德国工人党在经历了俾斯麦的统治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些大学生、作家等纷纷加入德国工人党，并引起了不小的骚乱。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在《致保·法拉格》的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4] 由此可见，在批判和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滥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同意马克思所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观点。

为什么在1886年以后，恩格斯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并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与他所创立的新的理论？

1.首要原因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述，也是对友人的回顾与追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这两个转变，以及1845年的巴黎会见之后，开启了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和探讨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并在随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不仅为捍卫、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表示了无限的思念和怀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饱含深情地说：“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5] 恩格斯之所以同意使用“马克思主义”，并将他们创立的新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表达对历史的记述和对马克思的怀念。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马克思在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中所作贡献的最好肯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意义和作用。

2.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理论斗争的需要。如何正确地坚持、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斗争成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致阿·卢格》的书信中说：“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16] 他在1870年4月19日《致保·拉法格》、1871年11月23日《致弗·波尔特》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恩格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例如在1882年10月28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说：“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17]

马克思逝世后，为了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理论斗争，恩格斯同意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强调首先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83年8月27日《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18] 他在1890年6月5日《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9]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20] 在1884年2月4日《致卡·考茨基》的信中，针对加·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是〈资本论〉》一书中的错误时，恩格斯说：“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21]

3.为了促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正确结合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后，就开始了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接受，而且赢得了工人运动的广泛支持，成为指导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对此，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致爱·伯恩施坦》中说：“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22]

随着19世纪70年代~8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展现出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为了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正确结合，恩格斯同意并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他在1885年4月23日《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23] 同时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4]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情况表示了欣慰，而且强调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恩格斯还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该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是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25]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6]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的追忆，为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斗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保障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恩格斯从积极意义上即现代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

尊重客观历史的事实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出发点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创立的。这是逻辑前提，也是探讨问题的基础。离开了这一事实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理论贡献，进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关系。要结合历史的条件和具体的语境，正确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科学态度。虽然马克思说过“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意使用这一概念，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依据变化了的事实，最终在新的意义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同意用以作为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理论的指称。我们不能够像吕贝尔等西方学者那样，将其仅仅看作“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27] ，进而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关系。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依据历史的事实，给予该有的回应和澄清，从而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注释：

[1]《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2]《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3]〔美〕菲利普·丰纳著，王兴斌译：《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4]〔美〕菲利普·丰纳著，王兴斌译：《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0页。

[6]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文史哲》2001年第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59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52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68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27]《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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