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市局党委2010年第22次会上的讲话被《南方农村报》社论《王立军的“双起”论让舆论齿寒》责难后，“双起”一下子成了网络热词。　　

 重庆市以唱红打黑，反腐肃奸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那里有两位标杆人物，一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位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广大劳动人民齐声喝彩时，有一些人在背地里则咬牙切齿，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进行反攻倒算。现在机会来了，针对当地民警正当行使执法权却不断遭遇暴力袭警以及个别媒体因失真报道侵害民警权益的案例，王立军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双起”一出，媒体群起而攻之，尤其以“南方报系”最为起劲。把“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之特殊事例，反客为主，放大为“普遍事例”，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优先权，引导不明真相，甚至不愿了解事情真相的国内媒体针对王立军和重庆警方的普遍指责和不满。报纸上的攻击性评论充斥其间，但是却没有一家新闻媒体愿意在为什么会出现“歪曲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方面做进一步的核实和调查采访，而是一窝蜂地铺天盖地的对这位“打黑英雄”进行围剿。　　

《王立军的“双起”论让舆论齿寒》采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肆意歪曲。如引用“一旦与警方对抗，全国警察共诛之”。实际上王立军的讲话原文是：“国外的黑恶组织和有组织犯罪，他们甚至和政府对抗，但从来不敢和警方对抗；一旦与警方对抗，造成警察被伤害，全国的警察都将诛之。重庆警方也将如此，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再如对讲话中的“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并据此评论道：“透彻，简直力透纸背！对待不听话的舆论，就是要扬长避短，把它变成案子，不掌握公权力的一方，也就只能成为观众了。”　　

把歪曲攻击公安机关和民警的报社、记者称为“不听话的舆论”的，显然不是王立军。而“把政治变成法制”就是政治制度、政治路线的具体化过程，也就是具体实行法治的过程，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正是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南方报系自诩为“民主法治的推行者”，“弱势群体代言人”，在围剿王立军和支持王立军的网友代表孔庆东时又实行“双重标准”，抡起了我们“南方报系有近二十家媒体，其龙头是堂堂正正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政治大棒。其实，南方报系背后的靠山，正是代表30多年来从国企私有化、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中致富的利益集团。他们揭露的部分社会问题，只是为了把责任推到“旧体制”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宣传“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要靠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就是这个目的。　　

事实不容歪曲。王立军在党委会上说，今天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民警维权工作。民警维权工作，被纪检督察部门和个别基层领导干部淡化了。这严重影响了民警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归属感和对组织的信赖，让民警感到很无奈、很无助，挫伤民警斗志，丧失执法尊严，损毁警察形象，侵蚀队伍肌体。王立军说，两年前，有一个老板驾车撞死了警察，事实是杀人，刑警总队认定的也是杀人。但那个老板给几十万一忽悠就将该案定为交通肇事，把肇事者放了。“我们让民警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冲上去，让规避风险是零的民警用生命和鲜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他们受到侵害、生命受到威胁、形象受到损伤、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纪检督察和相关组织特别是基层领导不能够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仗义执言，及时抚慰他们的心灵创伤，安慰他们的家人，维护他们应该得到的尊严和正义，你怎么培养民警忠诚、正直、勇敢、爱民的核心价值观？如何提振队伍的精、气、神？怎么能够让英雄流血不流泪？而且，如果对战友没有真情，对社会怎会有感情；不能为战友伸张正义，怎么为老百姓、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对战友的合法权益都无法维护，怎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正义之声，理直气壮。王立军要求所辖的公安部门和民警拿起法律武器，“双起”那些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这本是件值得称赞的事情。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强力部门，面对“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不法侵害，不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制权力进行反制，而是以普通民事部门和自然人的身份，依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依靠法律进行维权。这说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在重庆市得到了张扬，清明政治氛围在重庆已渐成气候。这无疑也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有关。作为秉持社会良知的公共媒体接下来应该做的是，强力部门和警察起诉报社与记者后，关注和监督审判机关能否公正审理。这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　　

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是我们国家的执法机构和执法者，但同时法律也赋予了他们拥有拿起法律武器保卫自身权益的权利。 媒体需要正确理性地解读王立军的“双起”，不能人云亦云的断章取义。王立军在提出维护警察自身权益时，用的是“双起”，不是执法机关单方面在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这是一种理性，更是一种建设性的思维。在以往不少地方部门追究记者责任的时候，不是通过法院，通过法律程序，而是直接指令公安机关抓人，公然侵犯记者的合法权益。但王立军说的“双起”，判定记者的对与不对不是自己说了算，是要通过法院公正审理，由法院来裁决。王立军没有说过要拒绝新闻监督，更没有藐视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只是希望新闻监督更真实更科学更实事求是地来看待打黑除恶工作，这不仅与新闻监督的宗旨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不矛盾，也与国家、社会对新闻记者的希望和要求相一致。作为我们广大受众，也要有独立的判断。当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担负着正义的职业、从事着维护正义的工作，他们在为正义而流血流汗时，却有人专门中伤、袭击他们，恐吓他们的亲戚朋友，还要对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横挑眉毛竖挑眼，大泼脏水，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热闹之后，我们要冷静地思考。在中国当下这个社会里，在知识界、思想界，尤其在那些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把持和主导的媒体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举动，出现如此违背新闻规律，违反基本常识的言行？仅仅是因为要“双起”报社和记者，就引起新闻职业的强烈“敏感”吗？从那么多媒体对王立军和重庆警方的恶意围攻的喧嚣中，分明能读出他们对重庆市“唱红打黑，反腐肃奸”这件已经深得3000多万重庆老百姓赞扬，十三亿人民群众心向往之的政治事件的质疑和不满。实质上是想借打击王立军达到否定薄熙来在重庆深得民心的一系列举措的目的。“而回望重庆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无论是对待尚未被法院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还是不那么听话的媒体和律师，警方从来都是‘绝不手软’的。但强硬应该来自于对法律的严格遵守，这应该成为权力机关运作的起码底线。”由此可以看出，发生在重庆的轰动全国的黑律师造假门事件，一些媒体力挺李庄攻击重庆公检法，影射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目的。长期以来，媒体上存在丑化重庆新政丑化薄熙来的声音，海外敌对势力编造的妖魔化薄熙来的谣言也一度在互联网上泛滥。  　　

据百度百科介绍，南方报系源自《南方周末》报和南方报业集团。四大门户网站中，腾讯的总编辑，搜狐博客主管来自南方报系，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直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来自南方报系。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有《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新京报》、《云南信息报》、《南方体育》、《21世纪环球报道》，杂志有《城市画报》、《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风尚周报》、《理财周报》等。对王立军的歪曲丑化报道被挂上南方报系控制下的主要报刊和门户网站的显要位置。炮制篡改王立军讲话的始作俑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本站语录”一栏挂着：“与警方对抗，全国警察共诛之”、“以理性的精神迎接政治改革”，“我们的国情处于新的量变中”、“社会经济问题靠政改才能解决”等条目。他们期望的“政改”无非是要彻底改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改到西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他们推崇的“普世价值”。  　　

围绕“双起”之争，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要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改还是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改的政治较量。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舆论阵地，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先兆就是思想的混乱。哪种力量控制了媒体，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指鹿为马。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就是这样：1985年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开始鼓吹所谓的“新思维”，要建立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交给了以整垮苏联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迅速连升几级，当上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雅科夫列夫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撰写文章，鼓吹“民主化”和“公开性”。他还安排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雅科夫列夫通过操纵媒体，将整个社会的思潮弄乱。同时，通过媒体，将西方世界描绘成幻想中的天堂。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破坏苏联，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瓦解苏联。在戈氏和雅科夫列夫的操纵下，苏联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大开门户，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土崩瓦解。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泛滥，掏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　　

中国目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作者在乡野草根，难免孤陋寡闻，但从两篇相关博文的反响情况可见一斑。《媒体为什么围攻王立军》在2010年11月23日上挂人民网强国博客后，被博客管理员列为“推荐博文”的头条，两天内点击数超过2.8万次，网友留评880条以上。　2010年11月26日　在人民网强国博客上发表《中国需要再次亮剑》，两天内点击数超过3.6万次，网友留评超过930条。但有超过一半的评论被屏蔽，而且百分之95%以上的评论都没有署名。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目前的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对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有所顾忌，不够理直气壮。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汉奸卖国势力已经坐大，威胁到拥护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安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评论仍然深刻而又力量。这里摘录几则网友留评：“无产者，劳动人民还是拥护公有制，社会主义。党和国家要充分发挥左翼爱国力量优势，形成坚决打击各种汉奸思维、最大限度的破除汉奸阵营、破除西方在大陆的各种代理势力；一定要做好与美国打核战全面战争的准备。想一想今天中国大陆的左翼爱国各路人马，在受到复杂不利条件或打压下、在有的连基本生存都困难的条件下却千方百计地为维护真正的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与汉奸、西化、右倾势力在网上、在生活中做坚决斗争，使西方看到了中华民族还有铁骨铮铮的脊梁挺立而不敢妄为，也给国内的汉奸西化贪官污吏以震慑。” “在信息时代，国家不掌握网络媒体主导权，比之在工业社会国家不掌握军队还要危险。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那句“在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可以说是最为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处于公众和国家双重控制之下的网络媒体，无论是选择讨好公众还是讨好国家，都不会散布哪怕是丝毫卖国主义言论，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网络媒体走向卖国主义道路”。“共产党必须找到一条回归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人民群众必须找到一条回归理想主义的道路，中国必须找到一条回归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路，中华民族必须找到一条回归崇高民族精神的道路。毛主席曾经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当今中华民族必须找回的民族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更加迫切地认识到，加强党对新闻传播媒体的领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强权，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摒弃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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