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还给老美

李宪源

美国华尔街对外输出“金融毒品”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正向更为深广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萧条方向发展。

声称“私有化产权”可以确保最佳投资责任、“市场无形之手”能够确保“最佳资源配置”的中国主流派人士，至今仍用“监管不力……”之类皮毛之见，代替对危机的客观深入分析，阻挠妨碍有效应对方案及时出台。相比而言，《中青报》所载王小东文章《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20/200810/54541.html，从美国“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历史性转换的角度，分析危机生成原因，无疑更具启迪探讨价值。本文重点讨论美国为何实施这一转换的深层原因及其前景，进尔分析论证：为何必须通过“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返还原产地”的做法，才能使中国摆脱极为不利处境，真正可能开创一个“新时代”？

据王文分析，确保和加强产业实体经济，对争取维持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是如此重要，美英政府历史上也曾为此做过巨大努力。那么，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巨大因素和力量，促使处于“资本全球化体系”中心地位的美英等西方工业化强国，不仅非常自愿地、而且极为积极甚至接近疯狂地，先是把大批“产业经济”转向率先热诚拥抱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拉美大陆，而后又大规模转向中国及其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呢？

要实事求是破解这一历史性转换原因的钥匙，或许，还须回到重新引起西方青年强烈兴趣之《资本论》的关键论述中去寻找。马克思深刻分析总结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基本社会矛盾，一是资本必须把不断追求自身增值，作为基本生存目的；二是实现这一生存目的的过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化解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根本性矛盾。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具体派生了曾造成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一个世纪的三大致命性矛盾：

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尖锐矛盾。

三、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盲目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支付能力不断缩小的尖锐矛盾。

“苏东阵营”的全面垮台、中国决计“跟世界全面接轨”的历史性转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首次获得了打破马克思上述科学结论的极佳机会和现实方案——通过建立“资本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合作新体系，以美国为“体系中心”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把最容易生成积累上述“三大矛盾”的实体产业经济，尽可能转移到作为“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去。其辉煌成就，就是把在拉美和目前中国反映极为充分的上述三大矛盾，像“社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外加巨额资源消耗和西方民众无法忍受的严重环境污染，非常有效地转移出了本土。同时这类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更给实现资本增值要求，带来了在西方本土无法想象的超额利润。

拉美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左翼运动，中国年均六万“群体抗议事件”、空前恶化的社会治安与数量激增的个体民众“极端事件”，反映上述第一类社会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激化。

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生存困难、倒闭数量剧增，是第二类矛盾的生动体现。

中国老百姓实际支付能力不断萎缩、国内市场长期消费不振……，则是第三类矛盾的现实表现。

这些人所共知的现象，无一不在有力证明：在美国等西方“中心”国家的资本，遵循永恒不变的自身增值需要，带动整个“产业实体经济”向“边缘”疯狂扩张转移后，马克思所预见之西方资本主义一切血腥野蛮属性，种种威胁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动乱因素””和深层次利益冲突，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在被转移的国土上。

离开了上述并不难以理解的总体事实分析，就无法确切认识把握，美国等“中心国家”为何向中国等“外围国家”全力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它们通过控制金融业“虚拟经济”和销售渠道，确保取得“实体经济”最大红利、而把最低限度再生产资金留给中国，这样的做法，对资本和实体产业输出国到底是十分有利、还是非常有害？面对当今空前危机，西方考虑拟议中的各类应对改进方案，会趋向继续加强、巩固、完善这一既定“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还是返回在国内重兴“实体经济”老路？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要想搞清楚这类问题，我们或许必须首先清醒把握两个最基本的关键：

一、基于中国与美欧国家在现存“全球化体系”中所据“边缘”与“中心”、“利益输出”和“利益攫取”之不同位置，共同商讨应付全球性危机方案也好，重建“新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也好，各自追求重点和利益关注，必然无法一致，冲突在所难免；而决不可能会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二、强调中国立足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1，根本打破现行“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确立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重要结算地位。2，自主掌控中国造“实体经济”产品对外销售终端。如果离开这两条，满足于“西方老大”做出某些安抚性的“依附型”改良修正，这些年来充任“血汗打工仔”角色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越厉害，所付资源消耗、承担环境污染的代价而利益损失，就会越严重！所得到的实际收益，就会越微薄！中国将以持续收进巨额“美元白条”之形式，在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老路上，继续“一条黑”地走到尽头。

没有上述清醒认识，盲目肯定甚至夸耀这些年来中国“血汗打工仔”型“实体经济”的伟大成就，就不仅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并将错失中国因“歪打正着”而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构成的“重新洗牌”良机，使“世界必须重开一条新路”的迟到认识和奋斗目标，成为遭人嗤笑的一句空话！

站在美欧决策者的立场分析危机产生根源和今后改进方案，他们会重新搬回有助于成功对外转嫁“三大矛盾”的“实体经济”吗？几无可能。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无法承受“实体产业返回”必然发生的巨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之代价，也无法在承担类似西方几大汽车制造公司平均工资水平同时、满足资本增值需要。而最最要命的是，为确保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之头等大局出发，绝不可能容忍几乎已被消灭殆尽的强大产业工人阶级，重新出现在他们身边，从容执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西方舆论所以能够自信宣告并让大多数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外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大规模消灭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乃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釜底抽薪手段。这跟美国是否“已经衰老”、中国是否“仍然年轻”之类猜测判断，完全无关。简而言之，美国资本家既不敢把一支重新召回的工人阶级产业大军，打回历史性“血汗打工仔”的工资收入水平去，但要维持目前残余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又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增值要求。

“中心国家”余下的选择，就是面对经济全面萧条危机和内部阶级矛盾必然激化之现实威胁，是否重返社会主义色彩强烈的“罗斯福新政”？对“私有产权”虽然极为明晰”、却被现实证明“产权约束”和“无形之手”完全无效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是加强国家干预力度还是继续放任？会不会一定程度地“杀富济贫”，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基本稳定，避免穷人起来革命造反的风险……？

但即使主张对内缓和阶级矛盾的“开明派”主张取得上风，在处理跟“外围国家”经济关系时，同样采取缓和矛盾的“开明性”可能，却几乎没有！因为这两组相互交叉的矛盾，本身具有尖锐对立性质。要缓和国内矛盾，就不得不“紧张”对外矛盾，掠取更多外部资源来满足缓和国内矛盾之财务需要。反之，要减少对外利益掠夺，缓和对外矛盾，就必须以加剧国内矛盾与紧张状态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离开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评判，而完全站到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衡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走向，只可能有一个结论、而绝无第二个结论。这就是：——谁能有效向国外输出转嫁国内矛盾与危机，确保本国社会人民安居乐业，谁就是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反之，则不仅对不起这个民族，对不起广大平民百姓，也对不起该国绝大部分资产阶级老板。国难当头，东三省虽无沦陷，中国大半壁金融外汇资产三十年“血汗打工”收入积蓄，却已经几乎或实际沦陷它手。21世纪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依据这样的严酷局面和现实思路，来认真推动之，积极组建之，全力扩大之。

站在美欧资产阶级决策者分析总结危机产生根源角度看，“次贷危机”的生成原因，不会是王小东所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广大的老百姓……不干活却偏要买大房子。”也不会归结为有大批低收入甚至无收入阶层，不自量力地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投机性炒卖所造成。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会认识到：只要美国制度不允许把华尔街经理阶层乃至全国庞大资本家经营阶层的收入，长期（并将继续）维持在高于美国最低工资上百倍甚至几百倍的水平上，而严格限制在不高于二十倍的水平上，全体美国人民根本就不需要华尔街发明创造任何“金融毒品”类新兴业务，也不根本需要对外巧取豪夺、穷兵黩武，就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住的幸福生活。依靠现有国家制度确保维护之利益攫取人为造成的入不敷出金融危机，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生成危机的根源性探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报上，都尚未出现；要让奥巴马之类“粉红色”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此认识，或许未免要求太高。

而作为中国客观理性的思想人士，则必须注重美国这些年贫富两极分化剧增、中产阶级数量剧减这一社会基本面。换句话说，曾得到美国政府和资本财团总体有力支持配合的“次贷业务”，在持续上升发展阶段，并不似某些媒体和分析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个使美国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过程。恰恰相反，这一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之社会基本面的客观存在，只能说明一点：即使美国通过对外转移实体经济并从中收取巨大收益红利，即使美国可以把中国产品收益的90%占为己有，再把10%留给中国“世界工厂”部分中的一大半，通过大印钞票、大卖债券和美元贬值等“白条”做法和掠夺方式，截留在美国财团手里，但仍然无法满足美国资本增值的需要，更无法挤出必要份额以减缓美国贫富两极分化进程。而必须利用发展“次贷业务”之类“金融创新”，既为资本增值提供了全新机会，又给几近绝望的美国中低收入阶级重做“美国发财梦”的机会。这两种紧迫现实需要，才是推动“金融毒品”粉墨登场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了，这也是美国形式的一种“讲政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总体上有多么不合理，一百个美国穷人中，即使有十个人被送进监狱，五个人流落街头，其余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的勉强度日者中，只要有一、两个人因为倒手“次贷房屋买卖”侥幸发财，就足以证明这个制度仍然存有公平赐给穷人发财机会的合理性。美国老百姓从小就被系统灌输的“受穷不能怪社会、而只能怪自身”之主流信条，就能通过这类榜样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

从上述内外因素去分析，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通过几百年演化，逐步形成的一个非常老谋深算、考虑全面的完整布局。而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竟是几个“阴谋者”私下合计的产物。更不能赞同贴上一个“阴谋论”的标签，就把接近对这一体系欺骗掠夺本质的总体认识，加以武断否定。货币战争，金融掠夺……之类的描述分析，不过是对这一制度化阴谋体系按其本能运作的结果，力图做出解释。而不能制度化的运作，曲解为几个人、几个集团“阴谋策划”的结果。离开对这种制度性祸害的认识，把板子打在靠举债度日之广大美国老百姓身上，似为不妥。

对必须服从于这一制度总体利益要求的西方决策者来说，其研究制定今后改进方案的要点，或许有两个选择。或是感觉以前“中心”对“外围”的榨取仍然不够，无法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和维持本国穷人最低收入的需要。因此在协商制定世界性“游戏新规则”的过程中，变着法儿对外再多压榨剥夺一点。或许，这也不失为推迟或避免下一场危机来临的办法。

第二种选择，不仅认识到“中心国家”内部少数富人收入太高、广大平民收入太低，而且认识到“中心国家”必须在减少对“外围国家”“利益截留”和补偿相关损失之同时，开大会、作报告，动员本国富人“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捐献和放弃巨额收入以增加本国平民和世界人民的收入。也就是说，从此改弦易辙，接受认同“对内和谐、对外和谐”的中国对外宣传思路。

法、美等倡议的“20国应对危机世界峰会”，近来传得纷纷扬扬。大家不妨以常理和逻辑经验分析，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揣测一下以上两种选择，哪个可能性更强？当然也可提出更多可能性，供中国与会者预先参考。个人感觉，期待自身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西方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利益退让，几无可能。除非会议邀请者预先应允这类可能性和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参加这种峰会，都得慎重考虑。

中国要摆脱困境，从已经遭受的利益重创中脱身而出，反败为胜，其实不靠上述峰会，而靠当机立断的下述行动。

1，立即规定凡向中国购买产品的美商，一律支付人民币。凡中国对美对外采购，（除特殊情况）一律使用美元。以推动全球货币流转系统产生强大人民币需求，并迫使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赚巨额人民币大量返回本国，供美国进口商收购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之用，从而有效减轻人民币通涨压力；也为人民币逐步登上世界金融舞台，创造先期有利条件。要适时谨慎调整货币兑换政策。对凡是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人民币兑换，要逐步放开；凡不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兑换，则坚决控死。在此问题上，不能按所谓“国际规则”，实行作茧自缚、自损利益的“一刀切”做法。

2，对依赖对美商品出口生存发展的国内所有大中小企业，如果美方拒绝用人民币结算，中国政府应按外销价用美元全额收购。然后以购物券形式，供收入低于特定标准城乡居民（包括贫困大学生）以超低价（象征性收费，以防浪费性无偿占用）消费使用。所余部分可廉价投放农村市场，回笼资金，作为国家对农民集体经办农村金融合作社提供的“反馈性”支持。也可考虑与发展农村集体规模经营结合，以华西村、南街村一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核心模式，对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在转让期间免费领取享用上述国家包购“外转内”生活必需品；并接受集体化合作经营土地单位的必要专业技术培训（加拿大失业职工，就可在参加技术培训期间，以同步延长领取失业金的方式，又国家全包培训和生活费用的规定），以整体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水平。

3，对“外转内”发生严重适销困难类的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出口企业，或可参照美国收购“金融毒品”企业做法，由国家出资控股或收购、改造拍卖，在确保企业职工收入稳定不变（包括列入上述发放“购物券”行列）前提下，促进行业并购和产品结构调整，国家动用抛售美债所得资金，提供优惠扶持。“外转内”出口企业盈余美元和出售国家收购企业所得美元款项，可以行业合资或企业投资方式，在中国境内回购关键性外资掌控企业、产业，以大幅度提高扩大民族产业国内市场份额，为出口依赖型转回内需市场导向，创造有利条件与后劲。有条件的出口企业，也可以民间资金形式，进入美国和世界各地，审慎收购兼并海外价廉物美潜质企业，吸引招收各类高级技术人才，为长远产业经济发展和产品升级积累后劲。

4，大量购入国内紧缺能源、粮食和工业原料以增加国家储备。大量引进节能和绿色能源开发技术，以略高于美国公司的价格，对外广泛引进各类高科技特别是军工产业技术人才。

5，扩大对第三世界重要行业的国家级投资项目和经济发展、科教、文化等扶助项目。以有效增强国际影响力、文化辐射力和“南南合作”关系。

6，国家应动用巨额积压外汇储备，以沃尔玛等作为明确竞争对象，组建世界范围国营跨国公司，趁西方经济动荡、销售经营困难有利时机，为中国商品出口外销夺回稳定渠道和有利销售收益。

采用上述方式，就不存在“中国美元储备无处可去”而必须继续购买和大量保持美国债券的理由。央行理应仿效美国惯于“趁火打劫、后来居上”的光辉示范，适时把握节奏，不断大量抛售美元债券。不促成美国债券金融市场周期性恐慌，就不算“以美国为师”的好学生！必须看到，中国抛售美元债券承受的短期损失和长远收益，跟中国仍然依附性绑在美国“金融战车”上换取的暂时“保值”和长远巨大损失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中国当机立断大规模减持美元债券和美元货币，将进一步有效削弱美元地位，加剧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经济动荡和企业经营难度，从而为中方美元资金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后期进入美国收购兼并中小型潜质企业，争得更好交易条件与机会。

必须强调：中国用抛售美国债券换回美元包购本国出口企业产品，不仅对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确保社会稳定，而且对解除美国以减少对华进口挟持中国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之要挟做法，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作用。

中国低收入家庭廉价享用上述国家收购产品，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利益受损阶层实行经济补偿，起到消除民间不满怨恨、加强国家民族认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也能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达到依靠一般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无法起到的作用。

对中国内部而言，这一能够同步解除大批出口企业经营失败后顾之忧和庞大职工队伍担心失业后顾之忧的举措，也使广大城乡低收入家庭享受可观经济补贴实惠的做法，必将极大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状况。

而对美国而言，中国价廉物美产品大规模“出口转内”造成的供应缺口，将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开支造成巨大冲击。在“金融毒品”引发经济萧条、企业大批裁员倒闭情况下，这种以“资金紧缺”、“商品供应紧缺”为双重特征的冲击，对美国一向自以为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挑战，或可超过以“商品过剩”为主要特征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从而使美国长期陷入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和自顾不懈的衰败境地。而中国对低收入家庭发放购买券的做法，将使美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强烈好感和强大思想吸引力，从而在国际“软实力”竞争方面，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如此内外结合，就能把美国通过对华转移实体经济同时转嫁的上述三大基本社会矛盾，行之有效地发回原产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值美国空前金融危机造成资金严重周转不灵之际，面对中国对美采取这一“不愁我货无去路、但笑你们无供货”的战略性反击，美国根本无法重复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和商品生产供应基地的传统威胁招法。可以预计，没有三、五年时间，美国等西方“高消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重建一个达到中国经营规模和产出效率的“世界工厂”。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完全不必害怕美国经常重复的虚声恫吓；而应该反过来，以时常减少甚至停止对美供货为必要手段，有力削弱沃尔玛的世界零售业霸权地位。同时要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对“工业七国”中一切愿意配合中国打碎美元金融霸权地位的成员国，不仅确保稳定优惠供货，帮助缓解这些国家人民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生活困难，而且可以考虑以免付款供货形式，作为在这些国家大型零售连锁企业的投资入股。

通过以上内外协调配合的方式，无需“伤筋动骨”做制度性大手术；也不必对目前深招不满怨恨的“利益铁三角”既定分配格局，进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大调整。而只须把目前为美国所用的巨额美元资金，调回本国为自己所用，服务和惠赠本国民众，帮助广大穷人、也扶助陷入暂时性困境急需扶助的实体经济产业界富人，以此有效调和国内阶级矛盾，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凝聚全国上下人心，来推动增强民族科技教育和工农业发展水平。同时，从加强思想精神武装“软件”和武器装备“硬件”两个方面，动用这笔巨额美元资金中的必要部分，自主开发打造符合中国大国地位的强大军事能力。从现在开始，按此路子坚持数年，就不难使中国从目前“全球化”国际经济分工所处极为不利地位，成功摆脱出来，确保民族实体经济产出的主要利益，为本国人民充分享用；而不是以经济“依附”地位，被迫向“中心”不停对外“输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才能胸有成竹地向人类宣告：一个旧的时代真地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美国共和党用七千亿美元挽救华尔街，中共如能抛空七千亿美元债券资助千千万万中国低收入民众，包销国内所有受影响对美出口企业的产品，给相关“实体经济”以必要转换时间、有效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经营能力，同时使亿万出口企业职工不会面临下岗失业威胁，这不仅是国家对曾经鼓励出口政策之实施后果理当承担的责任，也是证明两党仍然存在本质性区别的一个绝好机会！

如果硬要坚持：维护美国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利益必须在维护美国最高利益前提下，才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自我保全（有些高官就是这么认为和公开宣告的）。那么，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都将很无奈，他们别无它法，只好在美国向中国转嫁的“三大基本社会矛盾”传统框架中，你死我活、拼争生存之道了。包括某些民族主义朋友在内，有人常抱怨毛派思想人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太紧”。但像我这样深受“和谐”路线感化、竭力主张把中国国内空前尖锐之阶级矛盾和斗争发还原产地的最新方案建议，会不会被“和谐路线”接受采纳呢？《中青报》等主流媒体，敢不敢公布于众，让所有酷爱或害怕阶级斗争的人士来批评讨论，以落实温总理访美时强调要“加强人民对国家权力监督”的民主主张呢？

事实会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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