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师刘瑜赴美接受“第二中情局”培训

民声网（www.mshw.org）资料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8/6505.html

文章1：刘瑜赴美接受“民主”培训

按：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教师，网络写手，微博上人称民主女神。

@take西奴down

2011年夏，各国带路党齐聚米国斯坦福大学结束总部培训，刘女神赫赫在列，最近相当卖力的表现得到了解释。
http://cddrl.stanford.edu/docs/dhsfp_class_of_2011

斯坦福培训项目由Larry Diamond负责,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执行董事之一。NED是因为CIA在50-70年代屡次策划其他国家政变刺杀，美国人都很恶心这种行为后，在80年代改头换面，以NGO的模式，开始资助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带路党。NED资金直接由国会拨款，资金雄厚。

选在斯坦福是经过精心考虑，为了淡化美东浓厚的政治色彩，以美西商业氛围来掩盖，给带路党以一种保护。在美国经济日益捉襟见肘的今天，该培训项目负担带路党国际机票衣吃住行所有费用，甚至包括签证费用。

该培训课程教材是美国艾尔伯特基金会为各国带路党编写的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中文翻译为《如何推动民主》）为标准教材，各国带路党要进行讨论，分享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实际带路的经验，然后由美国专家进行点评和指导。

战略是基辛格确立的原则 Control the media, you will control the minds. Control the oil, you will control the countries. Control the food, you will control the people. Control the money, you will control the world.

根据基辛格战略原则，1，控制中国粮食（中国大豆全部被控制），2 控制中国金融（中国金融核心人士清一色美国博士）3，全球狙击中国石油来源（中国在非洲的项目一个一个被狙击）4，全面控制中国媒体、思想界和高校（精心包装大学教授，媒体来影响舆论）

在中国知名高校、有影响力媒体精心挑选带路党。南方系媒体众多主编前往哈佛接受培训，因此南方系媒体熟谙“移花接木、指桑骂槐、暗示性”的美国AP Style标准写作手法。南方系各个接受培训的人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后，经过精心布局，开始像蝗虫一样进入全国其他媒体的管理层，一点一点控制中国媒体

带路党最成功的是前苏联雅科夫列夫。他是美国精心培养的带路党木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巧合吗？）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来潜伏回国后，成为苏联宣传部部长，放手苏联新闻媒体开始反思苏联历史，宣扬普世价值，苏联思想界和新闻界开始出现混乱。苏联帝国千里长堤逐渐被雅科夫列夫带路党侵蚀。雅科夫列夫的带路行为让苏联高层也无法接受，把他贬到加拿大使馆，在这里他有机会进一步整理带路策略和思路。在戈尔巴乔夫访加之际，他感觉时机成熟，经过一夜深谈，成为戈氏核心智囊，戈氏后来所有新思维全部出自于雅科夫列夫之手。苏联帝国从此轰然坍塌，史上最成功带路党从此无人匹敌。

经过多年布局，已经完成了中国金融、粮食的控制，开始实施基辛格control mind的阶段。因此近几年，高校知识分子，媒体等正规带路党，感觉潜伏时机成熟，齐发力。突如其来的思想攻击，让中国各级宣传部门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为数不多的左派知识分子被打压逐渐噤声，整个知识分子和媒体纷纷反水右倾。

本来女神不准备继续念政治学，要转到南加大去念电影理论。但被精心挑选和考察后，其导师（黎安友，中国政府禁止进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劝说并挽留，并一手扶植其进入哈佛，然后去剑桥，包装她豪华教育背景，为带路做准备。

女神回国，其丈夫在北京工作是原因之一。但是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实施带路任务。女神至今只有一篇毫无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却利用清华政治系全是人民大学的人脉，就取得了的副教授职位，清华百年学术殿堂变得如此廉价。

女神利用其父亲是河北省政协主席职务之便，有机会接触中国高层政府内部文件和思想动向。因此在很多敏感事件发生时期，例如独立候选人、陈光诚事件她都提前知道，并及时影响社会舆论，狠、准、稳。并对王晖、崔之元、王绍光等左派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地位，玩她得心应手的那套女性阴柔手法，进行攻击，

女神不但前往斯坦福接受培训，并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台湾，回来后洋洋洒洒为台湾黑社会洗地。刚刚说完台湾民主后黑社会已经淡出政治，台湾那边马英九就去拜祭黑社会老大。怂恿炮灰去临沂，自己却在享受从加州带回来的阳光。

女神从剑桥回国两年多，没发表一篇严格意义上学术论文。整天却四处演讲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例如给去农村进行支教的志愿者大学生洗脑，以雄厚的资金加印《xx的细节》等宣传册，让支教志愿者带到农村学校图书馆，带路党模仿毛主席从农村开始启蒙和动员，在中国新闻舆论无法影响到的农村布局并带路。
 

文章2：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

作者：刘国柱

2010年08月21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 成立于里根政府时期的全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冷战的产物,它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国会拨款。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 这个组织都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主要机构。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核心机构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活动,即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另外,它也资助所谓“极权国家”或“半极权国家”内部推动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活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海外全面推进美国式民主是其主要目标;在非政府组织外衣的掩护下,它经常赤裸裸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同时,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它也紧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

    [关键词] 全国民主基金会;民主援助;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2010 03 10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 05 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GJ028)

   [作者简介]刘国柱,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特约理事、特约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

    民主援助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政治名词,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援助。传统的政治援助一般是对美国盟国的政治声援,帮助稳固美国盟友的政治统治。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所谓民主援助所针对的既有美国的友好国家,但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不一致甚至是敌对的国家; 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甚至是受援国的反对派组织。美国为“民主援助”的对象所提供的既有资金(以赠款为主), 也有各种设备和物资,还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民主援助”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所谓的民主化的重要工具。

    美国从事对外“民主援助”的机构中,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简称NED无疑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它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之前的美国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它号称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因而具有非政府组织的特征;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却是美国国会的拨款,因而又具有强烈的政府背景。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但它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在后冷战时期,它依然是美国从事民主输出战略的重要机构,并由于卷入东欧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而备受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视。国内关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文章只是散见于一些媒体如《环球时报》等,尚无学者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组织进行系统研究。笔者在美国从事访问研究时,曾与这个组织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毕竟接触到的资料有限,本文也只能是进行初步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美国输出民主战略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立

    全国民主基金会是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在冷战初期,美国及其盟国通过民间志愿者组织向铁幕另一面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秘密提供顾问、资金和设备,帮助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人士从事办报、结社等政治活动。其目的是在铁幕的另一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推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活动属于美国“隐蔽战略”CovertStrategy的组成部分。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民间志愿者组织从中央情报局领取活动经费并在一些国家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对美国的强烈抗议,约翰逊政府被迫下令停止上述隐蔽活动。但与此同时,约翰逊政府也建议建立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的机制,以公开在海外推动民主运动。

    1967年,众议员但丁·福赛尔(Dante Fascell)提议创立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Affairs),负责审批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项目。尽管福赛尔的提议没有被国会所采纳,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开始引起美国国会和政府的重视,即在美苏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构去最好地发挥作用。1977年,政治学家乔治?阿格雷 (GeorgeAgree)建议设立政治基金,促进美国两大政党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交流,帮助国外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取得政权。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EL2CIO)自冷战开始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支持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右翼工会组织对抗各国共产党及左翼政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此时也提出设立美国民主基金作为从事国际活动的公共资源,以继续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活动。1978年,受卡特总统人权外交的鼓舞,福赛尔又与唐纳德·弗雷泽(DonaldFraser)共同提议建立一个半官方机构 (quasi2autonomousnon2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其使命是在世界各地推动保护人权的事业,这个提案同样没有在国会通过。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在西欧从事的所谓民主援助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发挥了重大作用,给了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党在重建过程中,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国内政治教育组织:如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重建了被纳粹政权勒令停办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Foundation);1958年,自由民主党(FreeDemocrats)创立了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1964年,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Democratic）建立了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KonradAdenauerFoundation);1967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BavarianChristian Social Union)建立了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 Foundation)。这些政党基金会(统称为Stiftungen)不仅在联邦德国国内从事政治教育和政治研究,而且很快便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海外。 1961年,联邦德国成立了负责海外发展的政府部门,从1962年开始,该部为联邦德国的政党基金会定期提供资金,资助联邦德国政党在国外的活动。这样,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政党开始利用这笔基金资助国外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海外活动最显著的成效是促成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化”。1973年,在艾伯特基金会培训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毛罗?萨雷斯(MarioSoares)领导成立了葡萄牙社会党(PortugueseSocialist Party);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艾伯特基金会的官员定期到葡萄牙帮助其社会党开展政治活动;1976年初,艾伯特基金会在马德里设立了永久办公室,帮助西班牙社会党培养干部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过程中主要是帮助相关政党发展组织,为相关政党领导人提供政策和大选战略咨询;艾伯特基金会在葡萄牙还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各种培训,并在西班牙政治发展的重要关头,在西班牙安排了宪法改革大会。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都为这两个国家的反共工会组织提供了经济支持。仅1977年,艾伯特基金会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所提供的资金就达400万德国马克 [1]5455。为此,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Carlos)特意嘉奖艾伯特基金会驻马德里的代表戴特?柯尼基 (DieterKoniecki),表彰他对西班牙“民主化”的贡献。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上述两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然给美国政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卡德?梅叶(CoderMeyer)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葡萄牙右翼独裁政府倒台后,在支持本土民主势力同共产党人的对抗中,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107。一些美国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开始考虑借鉴联邦德国成功的经验,在美国建立类似的基金会。

    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这位号称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一上台,就号召恢复美国的力量与威望, 通过大规模重新武装,利用经济与外交压力,以及果断的干预,来帮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并最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历史的灰渣’”[3]171。里根政府上台不久便组织官员设计新政府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战略,最初提出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出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民主工程” （ProjectDemocracy ),包括举办国际民主大会、通过人员交流让世界各国的精英分子认识美国民主、图书翻译计划、增加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广播等等。二是建立一个由政府资助、采用民间运行模式的基金会,公开支持海外的民主运动。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为其推动民主战略公开造势。里根声称:美国的外交目标是十分单纯的,即“培养民主的基础,这一体系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工会、政党、大学……现在,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包括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投身于援助民主运动的时候”[4]。里根注意到,苏联每年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青年提供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这些青年学成归国后献身于本国的共产主义事业。里根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将世界上的青年人培养成民主主义者。

    里根政府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的设想给了福赛尔以极大的鼓舞, 我们有了强大的盟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们有了一匹马,然后我们就骑上了那匹马”[5]49。在行政部门和部分国会议员的强力运作下,美国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法案。但里根政府试图推出的“民主工程”由于与美国新闻署的功能重叠,被国会否决。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全国民主基金会条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民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包括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动,这是民主机制的基础;(2) 推动美国民间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与国外民主组织之间的交流;(3) 促进美国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参与海外的民主培训计划和民主制度建设;(4) 及时采取措施与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加强民主选举的作用;(5) 在促进与海外致力于推广其民主文化价值的机构与组织等的合作中,支持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参与;(6)在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得到全国民主基金会援助的民主团体特殊需求一致的情况下,鼓励组织和发展民主运动。

    里根认为,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是一项很有价值的重大举措,美国应该问问自己, 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不仅符合美国人一贯的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 还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希望”。继承了新英格兰商人传统的美国人“应该为兜售民主原则做一些事情”[6]。

    美国国会第一年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拨款额度为1800万美元。其后,美国国会的拨款逐年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3000万美元[7]3132。从里根政府开始,全国民主基金会成为美国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战略的主要机构之一。

    二、全国民主基金会实施“民主援助”的路径与模式

    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帮助这些组织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化战略。除了零散的捐赠外,它的主要受赠者有四个,即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机构,分别是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rivateEnterprise,简称CIPE)、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AmericanCenterfor InternationalLabor Solidarity,简称ACILS)、国际共和党研究所(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简称IRI)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NationalDemocrati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Affairs,简称NDIIA)。这四个受赠者所接受的资金占全国民主基金会资金支出的55%—60%。上述四个组织分别属于美国商会(U.S. Chamberof Commerce)、劳联—产联、共和党和民主党。这四个组织可以说涵盖了美国的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囊括了企业界与工人阶层,这就将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上升为美国的国家事业。上述四个组织各自独立运作,其工作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推动建立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条件;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支持建立和发展独立工会组织,将独立工会组织视为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两个政党协会主要是在国外进行公民教育和宣传,帮助国外理念相同的政党的发展,并建立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制度,进而推动其他国家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全国民主基金会另外40%—45%的经费则是直接提供给受援国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反对派组织,帮助这些组织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 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

    第一个领域是促进受援国的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由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负责实施。

    全国民主基金会秉承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认为民主的基本前提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独立组织的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机构和志愿者组织将为政府权威不受限制的扩张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现代国家的各种民间机构中,自由而独立的工会组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是集权社会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希望所在。独立工会除了保护工人与工作有关的各种权利外,其更主要的职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代表普通公民的利益。因而,支持受援国独立工会的发展,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在海外推动民主战略工作的重点。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1) 工会组织建设。包括向受援国的国家工会中心和国际工会秘书处提供援助,以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这种帮助有时则通过地区工会组织或者国际劳工组织如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nternationalConfederationofFreeTradeUnions,简称ICFTU)来进行。

    (2) 工会间的交流。全国民主基金会比较重视不同国家间工会的交流,认为劳工运动是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通过人员间的交流,密切国际工团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是任何工会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项目又同其他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广泛的培训、国际会议和教育研讨班等。

    (3) 培训自由工会骨干。培训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提高工会的组织技能、服务人员素质、制作和散发宣传品的技巧、组织示威和集会的能力等等;二是培养工会参与选举的能力。全国民主基金会认为,工会的一个很重要目标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加强民主的作用,确保行政系统关心工人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工会会员的培训内容应包括选举的注册登记、努力赢得选票、与其他工会成员建立联系、增加对政治的参与、在普选过程中宣传工会的观点和立场等。

    (4) 促进政治多元化。为促进政治多元化,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在非民主国家致力于发展自由工会运动,包括向现存的自由工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出版和发行出版物以宣传其民主价值观,并帮助自由工会组织搜集敌对组织试图颠覆和破坏自由工会的情报等等。

    在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中,开放的市场经济是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市场经济能够为政治反对派提供有意义的保护———反对政府政策的个人不会冒完全集体经济体制下失去生计的危险;另一方面,充满生机的私营部门连同充满活力的小型企业能够为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提供平衡力,并确保其民主的深化与发展。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商会下属的国际私营企业中心,鼓励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私营企业体系,促进独立商业协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海外民主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手段。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基金将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参与民主政治和政策决策过程;增进公众对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理解和正确评价;鼓励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对话,鼓励进行体制改革以保护私营部门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为立法者和经济政策决策者提供所需要的数据,确保有效的立法;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培训,提高企业的宣传能力,使之能够对诸如媒体、政治领导人、雇员、青年之类的大众产生影响;鼓励志愿者协会的发展。

    除了通过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所做的上述工作外,全国民主基金会还直接资助一些公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所谓致力于保护人权、促进宗教宽容和捍卫受迫害者的非政府组织。

    (二) 制度建设

    第二个领域是帮助转型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国会体制、公民社会等等,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党制度。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允许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观念的政党自由竞,所以,全国民主基金会通过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支持向民主制度转型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便开始利用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加强与国外理念相近政党的联系。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则主要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中间偏右的政党加强联系,并为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右翼政党提供技术援助及人员培训。 1990年后,美国在政党援助方面的主要对象是东欧和苏联地区的政党组织,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政党援助相对不是很活跃,上述两个组织仅在柬埔寨、尼泊尔、也门、摩洛哥、海地、巴拉圭和尼加拉瓜开展了一些工作。

    美国的政党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直接对受援国政党提供经费,帮助其强化组织基础和参与选举,同时也提供一些维持政党组织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仪器和设备; 针对某个特定的议题或某个政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组织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类问题进行探讨,帮助该国的政党寻找最佳应对方案[8]512。不过,美国政党援助的核心还是围绕大选,帮助它所支持的政党参与并力争赢得大选,包括确立竞选主题、选择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招募和使用志愿者、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等等。这种援助一般是通过美国政治组织提供各种培训,但美国的政党组织也经常直接介入一些国家政党的选举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共和党研究所曾经直接介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总统大选,尤其是在1992年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中,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向罗马尼亚反对派派遣了富有经验的政治顾问,试图帮助该国反对党一举取代伊利埃斯库(Iliescu)。

    二是选举援助。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定期选举,包括行政官员选举和立法系统选举等。所以,选举也一直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领域。全国民主基金会在选举领域提供的援助主要是: (1)为受援国组织选举提供经费,如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了也门的选举和议会改革计划、也门的选举制度改革、科威特议会改革等。(2) 帮助受援国建立选举管理机构,培训选举机构官员。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在帮助受援国建立和完善选举管理机构,重点是提高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加强选举委员会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以树立这一机构在大选中的权威。对选举机构官员的培训不仅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也包括大选中各选区的工作人员、大选观察员和为大选服务的志愿人员等。（3) 派遣大选观察员监督大选并在选举出现纠纷时进行仲裁和调解。如198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时,美国派遣了两个代表团去观察这次选举:一个代表团由参议员理查德?鲁戈(RichardLugar)带队,以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的名义;另一个代表团由众议员约翰·穆萨（JohnMurtha)带队,以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的名义。这两个观察团对独裁的马科斯政府在选举中舞弊行为的批判,是促成里根政府决定抛弃美国长期支持的“友好僭主”马科斯转而支持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Aquino)的关键因素。

    三是司法改革和法律法规建设。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美国在海外推动其法律法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司法培训和司法教育,包括培训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为一些国家的司法改革提供援助,包括帮助受援国修订现存的法律,或重新制定新的法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一些国家制定商法、刑法和民法提供了援助。

    四是援助立法机关。这一援助项目深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因为在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看来,强大的立法机关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以及一些民间顾问公司是这类援助的主要实施者。对立法机关的援助主要是对立法机关成员(即受援国的国会议员或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及提供技术援助,包括立法机关的工作方式、立法程序、加强立法机关小组委员会的作用、举办听证会、提高立法机关的透明度等等。

    (三) 教育、文化和宣传建设

    第三个领域是在教育、文化和宣传方面。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一领域实施的项目主要有:(1) 支持独立的报纸、杂志和其他传播媒介。这一项目包括对各种媒体工作的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为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其所谓的新闻自由的新闻从业者协会提供援助,为宣传民主思想的出版物和网站论坛提供经济支持等等。（2) 支持民主教育。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这一项目主要是在学校中改善公民教育,尤其是在学校中设置具有其民主导向的课程。（3) 支持普及其民主知识的行动,包括推广用于民主启蒙或宣传其所谓民主的书籍、电影或电视节目;促进倾向民主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合。

    全国民主基金会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组织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举办国际民主论坛。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组织出版了季刊《民主杂志》（JournalofDemocracy),编委会成员多是长期从事“民主援助”研究或“民主援助”活动的著名学者。该杂志由全国民主基金会委托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所刊登的既有学者撰写的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学术文章,也有民主组织和民主运动领导人或活动家撰写的报告和形势分析文章。

    全国民主基金会也寻求在学术与政策研究方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它经常举办小型研讨会,邀请一些专家和学者就民主化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此外, 它还时常邀请一些国外民主运动活动家到美国发表演说,以期引起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关注。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召集的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大会,更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的聚会。

    三、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神话

    全国民主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打着“民主援助”和支持世界民主化的旗号,将活动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全国民主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援助”活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可以说是看法两极。赞者称其为世界的“民主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弹者则将其称为 “捣乱分子”。对这个组织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除了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外,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全国民主基金会自身的性质及其作为。

    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产生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组织,实际上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在它身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国会所赋予该组织的使命就是推动其所谓的世界民主化进程,促成美国所认为的极权和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所以,从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它的工作目标就是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主,包括欧洲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它所承担的使命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过去一直从事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机构,它用隐蔽的方式从事输出民主的战略,而全国民主基金会则是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从事输出民主的活动。美国学者威廉?布卢姆(WilliamBlum)在谈到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立时说,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公开去做那些过去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去做的事情,以便洗去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的恶名”[9]179。而帮助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艾伦?温斯坦(AllenWeinstein)对此供认不讳。他说: 今天我们(全国民主基金会）所做的很多事情,正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秘密去做的那些事情。”[10]15在全国民主基金会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间,它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其下属的美国工会组织向波兰的团结工会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团结工会成功地颠覆了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瓦文萨上台后,投桃报李,在全国民主基金会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进行了美国所期待的“民主改革”。冷战结束后,全国民主基金会更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0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制定的行动战略中,它公开宣称,全国民主基金会将“继续集中它的众多资源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集权国家如中国、朝鲜、古巴、塞尔维亚、苏丹和缅甸[11]453。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为611.0486万美元;对朝鲜项目的经费支持为 151.878万美元,对古巴项目的经费支持为111.6172万美元。其中资助数额较大的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分别是:中国人权组织 (HumanRightinChina)43万美元,劳改研究基金会(LaogaiResearchFoundation)28万美元,中国21世纪基金会(FoundationforChinainthe21stCentury维吾尔美国协会)    (UyghurAmericanAssociation,UAA)24万美元,世界维吾尔大会[12]4861 WorldUyghurCongress 13.6万美元,等等。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上述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念或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一直会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工作的重点。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全国民主基金会还是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重要工具。全国民主基金会打着推动世界民主的旗号,对一些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对那些与美国作对的政权,或者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全国民主基金会总要设法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并在这些国家培植亲美势力,以期颠覆美国不喜欢的政权。例如,胡果?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后,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美委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尽管美国官方承认查韦斯政府是民主政府,但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组织之一国际共和党研究所还是得出结论,认为查韦斯主政下的委内瑞拉正在偏离民主的轨道,而众多拉美国家很可能会群起效仿,因而,美国应该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民主势力”。1999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用于委内瑞拉的经费居拉美国家之首,为25.78万美元;2000年更是飙升至87.74万美元;2002年,美国国务院人权与劳工局专门拨款100万美元,资助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委内瑞拉的项目。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组织在委内瑞拉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在委内瑞拉设立了办公室,不仅与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管理、宣传等方面帮助培训现有的或新成立的反对党。在国际共和党研究所专家的建议下,卡德纳斯领导的反对派将新闻发布会由总部大厦转移到街头,以起到动员支持者造势的目的。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也在委内瑞拉设立了办公室,将自己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视为“帮助拯救委内瑞拉的民主”,途径就是“重建有效的政党制度”[13]6670。刚刚在委内瑞拉落脚,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便与几个反对查韦斯的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则是向委内瑞拉最大的反对派工会———委内瑞拉劳工联合会提供了多笔资金援助,推动委内瑞拉劳工联合会发起反对查韦斯的抗议游行。2004年推动罢免查韦斯的主要政治势力背后都有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影子。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全国民主基金会及其下属组织依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推翻查韦斯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此外,在俄罗斯、东欧及中亚一些国家,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触角也延伸到这些国家的多个领域,并以推动民主的名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另一方面,全国民主基金会还是美国外交战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冷战的产物,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冷战结束后依然能够长期存在,从美国国会得到的经费也能逐年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组织能够紧密配合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有时甚至可以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并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如9?11事件后,为配合美国政府的反恐战略,全国民主基金会推出了《战略文件2002》,将在穆斯林世界援助民主列为该组织的头等大事。这份文件认为: 在穆斯林世界,民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伊斯兰运动的挑战,这一运动宣扬褊狭与仇恨,这种运动在其所在国家可能并不是人民的主体,但它的影响确实相当大……由于这种运动经常诉诸暴力以实现其目标,所以,恰恰是缺乏民主的穆斯林世界内部,为针对世界民主政体的恐怖主义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4]8为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推动其民主,全国民主基金会要求下属的政党组织加强和扩大与穆斯林国家温和政党及议员的联系,促进穆斯林政党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政党间的联系和交流;要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其他类似机构通过加强私人志愿者组织及智库的发展,在穆斯林国家促进良好治理、经济改革及开放市场;要求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及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劳工机构更加努力,在穆斯林国家培养工会组织者,以保护工人的权利;全国民主基金会还将在穆斯林世界扩大妇女领导人培训项目,尤其是提高妇女在穆斯林社会基层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能力。可见,全国民主基金会在穆斯林世界所推行的“民主援助”计划,完全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同时,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战略文件(2002)》实施两年后,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大中东民主计划”基本上采纳了全国民主基金会《战略文件(2002》所制定的目标和做法,即通过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来消除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反过来又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综上所述,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推行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它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打着援助民主的旗号,到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试图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本无可非议,但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都应该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主化也没有固定的范式,美国式民主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民主的范本。这决定了全国民主基金会所推行的“民主援助”不仅遭到很多国家的非议和抵制,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常为人诟病,被称为美国对外关系领域里的“捣乱分子”。

   ①在美国国内,著名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芭芭拉?康妮BarbaraConry以及一些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认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就像一门胡乱发射的加农炮,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并且浪费大量美国纳税人的钱,给国外的一些政客提供政治野餐的经费;而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和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Kerry等人则对全国民主基金会(    )大加褒扬,称全国民主基金会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机构,美国对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投资物有所值,全国民主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民主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东欧的“民主化”更是功不可没。参见T. Carothers,″TheNEDat10,″ForeignPolicy,Vol.95(Summer1994),pp.123  124;B. Conry,″Foreign PolicyπsLooseCannon: 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USAToday,September1994,p.16。

    [参　考　文　献]

[1] M.Pinto2Duschinsky,″ForeignPoliticalAid:TheGermanPoliticalFoundationsandTheirUSCounterparts,″

    InternationalAffairs,Vol.67,No.1(1991),pp.33 63.

[2] C.Meyer,FacingReality:FromWorldFederalismtotheCIA,NewYork:Harper &Row,1980.[3] M.H.Hunt,IdeologyandU.S. ForeignPolic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7.

[4] R. Reagan,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July

    1982,pp.24 29.

[5] D.Samuels,″At Playin the Fieldsof Oppression: A Government2funded Agency Pretends to Export

    Democracy,″HarperπsMagazine,May1995,pp.47 54.

[6] R.Reagan,″Remarksata White HouseCeremonyInauguratingtheNational Endowmentfor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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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Carothers,AidingDemocracy Abroad: ALearningCurv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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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Kumar,″ReflectionsonInternationalPoliticalPartyAssistance,″Democratization,Vol.12,No.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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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Blum,RogueState:AGuidetotheWorldπsOnlySuperpower,Monroe:CommonCouragePress,2000.[10] G.Sussman,″The Mythsof ′DemocracyAssistance′: U.S. Political Interventionin Post2Soviet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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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M.Scott &C.A.Steele,″AssistingDemocratsor ResistingDictators?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DemocracySupportbytheUnitedStates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1990  99,″Democratization,

    Vol.12,No.4(2005),pp.439 460.

[1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Annual Report 2007, WashingtonD.C.:National Endowment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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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I.Clement,″ConfrontingHugoChavez: UnitedStates′DemocracyPromotion′inLatinAmerica,″Latin

    AmericanPerspectives,Vol.32,No.3(2005),pp.60 78.

[14] 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StrategyDocument(2002),WashingtonD.C.:NationalEndowmentfor

    Democracy,200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章3：作为美国核心战略构成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

红旗文稿 2011年第10期  作者:吕翔

　　a) “白色”宣传,即以政府的公开活动(overt operations)所开展的渗透性宣传,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公众外交以及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政府媒体即属此列;

　　b) “黑色”宣传,即以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s)开展的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所开展的宣传活动多属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国内外媒体、收买政治家等大量的渗透性活动;

　　c) “灰色”宣传,即通过幕后的收买、利诱等手段诱使相关国家内部“意见领袖”及媒体从业者充当其代言人,从而达到张扬美国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相关国家政府决策的目的。

　　一、国家安全、普世价值与战略传播

　　2010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简称《NSS 2010》)于去年5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并公布。相较于往年的“NSS”报告,《NSS 2010》以更加直露的方式彰显了美国之所谓普世价值及相应的战略传播规划在维持和伸张美国国家利益的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将更多地利用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全球性“软权力”战略框架及战术暗示。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而言,基于其普世价值的外交攻略,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里还应指出,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仅是一份提交美国国会并向公众公开的战略报告,其叙述是粗线条的勾勒,基本不涉及战术层面的具体运作规划。因此,要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安全战略,还需要我们对更多资料的解读。

　　对于美国来说,普世价值并不是有关价值观的夸夸其谈或泛泛而论,而是其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概念。在长时间的冷战中,美国建立起一整套以普世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和运作机制。

　　虽然语焉不详,《NSS 2010》还是提出,在美国国内及全球推广普世价值是美国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而为推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必须开展更有效的战略传播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报告指出:“贯穿于我们的所有努力,对于维护我们的全球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和支撑我们的政策目标而言,有效的战略传播是根本性的。”

　　2010年3月,根据《邓肯·亨特200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Duncan Hunt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9)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U.S. President,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2010),这是美国总统首次系统地阐述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性质、目标和实施体系。

　　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术语中,所谓战略传播也被称为“精心运作的传播”(deliberate communications),意指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围绕相关战略信息而进行的系统化传播活动,实际上也就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化、系统化的宣传活动。

　　美国国防部对国家战略传播的正式定义是:

　　“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为理解并触及关键受众以便创造、强化或保持有利于增进美国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而进行的针对性努力。“战略传播”与国家权力的所有手段相同步,使用协调一致的方案、规划、主题、信息和产品。[见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amended ed. 2011)]

　　作为“精心运作的传播”,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是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的系统化的全球攻略,是实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并伸张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美国具有三重意义:

　　a)促进国内的团结,并以此作为对外扩张的动员要素;

　　b)对盟国而言,起到强化同盟关系的作用;

　　c)对非盟国而言,则是削弱其政府、分化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利器。

　　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阐述,其国家战略传播的重点是(见美国总统:《国家战略传播构架》:

　　a)使国外受众认可其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利益;

　　b)使国外受众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c)使国外受众将美国视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令人尊敬的伙伴。

　　而美国国防部对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之目标的界定则显得更加直言不讳(见美国国防部:《战略传播联动集成概念》(U.S. Defense Depart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2009)):

　　a) 增进美国的信誉和合法性(improve U.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引致有利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

　　b) 贬损对手的信誉和合法性(weaken an adversary’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比如诋毁(discredit)对手的意识形态或政策,揭露对手的错误和谎言;

　　c) 说服特定受众采取特定行动来支持美国的目标;

　　d) 引致对手采取或放弃采取特定的行动。

　　二、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形成

　　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雏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型于二战结束之后和冷战之初。早在1917年,威尔逊总统即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成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商界财阀,直接服务于参加一战的宣传需要。该委员会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化的宣传机构。二战之后,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的努力下,美国政府于1947年至1953年间分别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新闻署(USIA),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奠定了雄厚的制度性基础。直到今天,这一体系的核心理论仍然是将世界划分为“自由世界”和 “专制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杜鲁门主义。

　　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将“宣传”一词刻画为专制国家的专利,仿佛他们自己从来不进行“宣传”。而事实上,美国自二战始即建立起庞大、高效而且运作精妙的面向全球的宣传机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使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称其对内、对外的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 / PD)、“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 / PA)、“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观念战”(war of ideas)、“信息战”(information war / IW)、“心理运作”(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 Psyop)、“信息运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战略影响”(strategic influence)等等。

　　至2010年,在美国军方的竭力推进下,以奥巴马总统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为标志,美国政府终于以“战略传播”一词来统括上述所有这些活动。

　　三、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精致而高效。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的一份报告的勾勒,这一体系的构成大致如下图所示[详见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科学委员会特别工作组关于战略传播的报告》(Defense Science Board,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2004)]:

　　美国总统《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所阐述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图中描述基本一致。

　　在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所谓“公众外交”和“国际广播”都是美国政府直接掌控的公开的对外宣传活动。其实,所谓“公众外交”和“国际广播” 原先都是美国新闻署(USIA)的职能。1999年,USIA被拆解,其广播职能交由新成立的广播管理委员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行使,其他职能则划归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指的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对国内舆论的引导,亦即面向国内受众的战争动员。而“信息/心理运作”则是心理战的替代词,指的是由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主导的、面向国内外进行的隐蔽的传播活动。所有这些传播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信息操控实现对国内外受众在特定战略事务上的认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所谓“认知操控”指的是“向国外受众传达和/或阻隔特定信息、以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目标推断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也面向(国外的)情报系统和所有层级的官员,以影响其国家的官方评估,从而最终致使其国家做出有利于原行为国之目标的官方行为”。(见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

　　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终极目的是通过信息操控而图谋其他国家做出有利于美国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行为。

　　根据美国总统《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的阐述,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是在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领导下的庞大的跨部门(interagency)体系,是美国外交、军方和诸多情报机构的联动机制。这一联动机制,可通过图表予以简要表述。

　　鉴于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涉及诸多的隐蔽活动,美国公开的官方文件从不提及其在战术层面的表现。而根据国外研究者透露的零星材料,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详见Loch K. Johnson主编:《战略情报》第三卷(Strategic Intelligence, Vol. 3,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2007),第110-112页]:

　　a) “白色”宣传,即以政府的公开活动(overt operations)所开展的渗透性宣传,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公众外交以及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政府媒体即属此列;

　　b) “黑色”宣传,即以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s)开展的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所开展的宣传活动多属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国内外媒体、收买政治家等大量的渗透性活动;

　　c) “灰色”宣传,即通过幕后的收买、利诱等手段诱使相关国家内部“意见领袖”及媒体从业者充当其代言人,从而达到张扬美国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相关国家政府决策的目的。

　　在此三种国家战略传播活动中,所谓“黑色”和“灰色”宣传基本由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负责,其行为的隐蔽性使得我们无法了解具体的行动方案。据美国研究者透露,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特别运作指挥部(Special Operation Command/SOCOM)从事大量的对内、对外宣传活动,其2006年至2011年的总预算为280亿美元;而在中央情报局从事的所有隐蔽活动中,40%是隐蔽性的对外宣传活动,其经费远远大于其他公开机构(如美国民主基金会及现已归属美国国务院的原美国新闻署班底)的费用的总和。(参见 Loch K. Johnson主编:《战略情报》第三卷,第134、146页)

　　四、简短的结论

　　美国政府公布的所有有关国家战略的文件都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在全球维护并扩展美国的权力(American power)和领导地位(leadership)。而为达致这一目标,美国必需证明、推广和强化其在全球的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从而让其他国家支持、顺从或起码不阻挠其权力的实施和伸张。约瑟夫·奈(Joseph Nye)引人注目地将美国的世界权力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前者以惩罚和奖励的方式引导世界,后者则是以软性的价值观、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诱使别国顺应美国的领导地位;前者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或中断经济援助的方式“改变他国的行为”(to change what others do),后者则通过“塑造他国的期许”(to shape what others want)使其顺应。[参见约瑟夫·奈:《领导的权力》(The Powers to L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第30页]显然,美国的成熟的、制度化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其“软权力”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离开美国政府主导的庞大的传播运作,其“软权力”将无从谈起。补充一句题外的话,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中有一种故意的误导,仿佛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动地具有能够发挥的“软权力”。作为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教授,奈不可能不了解美国军事及情报机构的隐蔽活动在运作美国“软权力”方面之巨大而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他专门谈论“软权力的运作”(the wielding of soft power)的篇章中,他显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大量隐蔽活动的作用,而仅以一句“那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生成软权力方面毫无作用”为引导而轻松描过。[参见约瑟夫·奈:《软权力:世界政治中的致胜手段》(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4),第115-117页 ]

　　(本文全文将载于黄平主编:《美国蓝皮书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文章4：揭秘美国"第二中情局":颠覆别国政权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7日 《环球》杂志

文川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本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 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 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 “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 “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文章5：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花数百万美元资助反华势力

2009年07月21日 国际先驱导报

　　通过向“东突”、“藏独”等多种势力提供经费资助，美国在干涉中国有关事务时又多了一张牌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于秋发自北京 7月13日这天，伊恩·凯利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一向在媒体面前“游刃有余”，但13日这天当有记者问起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是否会停止对热比娅的援助时，凯利支支吾吾地推说：“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不准备发表评论。”

　　这家基金会全称是“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ED），从其网站上公布的受捐助名单里，不难发现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等“东突”组织。随着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幕后黑手——“世维会”的真面目逐渐得到揭露，作为其背后的重要金主——NED也浮出水面。

　　自“7·5”事件以来，NED旗下的所谓《民主文摘》就成了“世维会”此次犯罪活动的“辩解书”。

　　而在资助“东突”之外，NED还大力资助“藏独”等各种反华和分裂势力。

　　一手捧红热比娅

　　2005年，热比娅赴美“保外就医”。初来乍到，NED就主动找上门去，表示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就在这一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转年又成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AA）主席。而NED每年向“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支付20万美元。2007年，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一共得到NED提供的52万美元资助。

　　到了2008年，从NED在网站上公布的亚洲计划有关中国部分的资金捐助清单可清楚看到，“世维会”、“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国际维吾尔国际笔会俱乐部”从NED得到的捐款数额为57万美元。其中，“世维会”得到14.6万美元，而“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得到的资助最多，为26.9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际维吾尔国际笔会俱乐部”，其他三个组织均由热比娅担任主席。

　　在资金用途一栏中，NED表明，这些捐助资金均用来“促进维吾尔民族的人权与民主”。今年5月18日，NED发起了一场主题为“东突厥斯坦：在中共统治下的60年”的会议，热比娅被邀请第一个致辞。从此次大会的议题来看，表面上是讨论宗教自由和高度自治，实则充满了分裂色彩。

　　视中国为“重中之重”

　　提供经费资助是NED的主要活动方式。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长期研究各种国际组织。他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与中国有关的组织是NED资助计划的重点，“包括‘东突’、‘藏独’或者所谓民主人权组织等反华和分裂势力，NED每年向涉及中国的各种组织资助的金额多达500万美元以上。”

　　与“东突”一样，“藏独”势力也视NED为“提款机”。根据NED亚洲计划，仅2008年NED就向与“藏独”有关势力提供了35万多美元。 美国学者威廉·恩达尔披露，曾参与干扰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接力活动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至少自1994年起便接受“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而达赖“流亡政府”的《西藏时报》、西藏多媒体中心及西藏人权民主中心都接受“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

　　充当政府“白手套”

　　表面上，NED是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但“它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中情局颠覆外国政府的行动被揭发，中情局曾建议成立“国家民主基金会”。赵可金指出，“NED成立于1983年，当时在任的里根政府考虑到冷战因素，决定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推广美式民主，向世界渗透影响。”

　　直到现在为止，美政府拨款仍然是NED的主要财政来源。就连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也说过，“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事情。”

　　赵可金表示，除了直接的资助外，NED还通过几种方式输出“美式民主”：推动国会、美国智库、美国商会等向海外提供支持；支持美国议员在舆论界发表主张，与基金会遥相呼应；在各国的留学生中培养亲美势力，进行渗透等。

　　“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美国采取了直接的入侵方式进行民主输出，但对一些大国，它只能偷偷摸摸间接行动。”他指出。

　　事实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曾多次直接指责“NED是美国政府干涉委内瑞拉的一种武器”。而NED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比如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文章6、美民主基金会资助50个中国项目 为反华势力撑腰

2009年08月22日 环球时报

　　8月20日，美国民主基金会项目主任萨利•布莱尔向全球“民主团体”发出邀请，希望它们竞争2010年至2011年的“民主促进”项目与培训机会。在往年，这种民间组织发出的邀请常常会被国际社会忽略，然而今年却大不相同。去年拉萨的“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伊朗因选举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它们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环球时报》记者经调查发现，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它资助的中国项目多达50项，仅次于伊拉克的 52项，排名世界第二，远远超过俄罗斯。从民主基金会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制造的“颜色革命”和剧烈社会动荡来看，它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资助五大类中国项目

　　“若干年前，一位美国军事战略与哲学教授、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我说过，西点军校的所有学员都需要深入掌握和熟知孙子兵法。他们从这位伟大的中国军事战略大师那里所学到的重要格言是‘兵者，诡道也’。我对此感到惊讶，也许一些中国读者也会对此感到惊讶。”这段话来自一本书的前言，该书名为《霸权背后》，作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恩道尔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怎样运用从秘密经济战争、人权“武器化”所演化出来的各种方法来弱化和孤立他国尤其是中国。今年7月28日，恩道尔撰文称，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人们有必要看清美国“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民主基金会的实质。所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又一次通过民主基金会大肆干涉中国内政。恩道尔明确指出，民主基金会资助过很多国家的众多组织，并为近年来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政权更替，以及德黑兰今年的大选风波提供资金援助。

　　美国民主基金会并不隐瞒其所资助的各种项目和所属国家。通过其官方网站，《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它所资助的亚洲国家有15个，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斯里兰卡、蒙古、巴基斯坦、中国等，其中对中国下的血本最大———资助的各种项目总数多达50个，高居亚洲榜首。这50个项目可以分为五大类。

　　“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是民主基金会最愿意下力气支持的。光在其官方网站上，《环球时报》记者就找到了它所资助的11个“藏独”项目。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米切尔•贝克尔8月17日在加拿大智库“全球研究”的官方网站上撰文称，以1988年成立的“西藏国际运动”组织为例，它现在已经初具国际影响力，并在华盛顿、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布鲁塞尔开设分部。这一切“拜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赐”，因为“西藏国际运动”1994年获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拨的第一笔资助金，从那之后，它分别于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获得了民主基金会数额不等的资助。这让 “西藏国际运动”组织不但闯过了“初创难关”，还迅速地发展起来。有钱、有人、有实力的“西藏国际运动”频频进行“藏独”活动，奥运圣火在法国和英国传递期间，“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就发动“藏独”分子抢夺奥运火炬。贝克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民主基金会其实是达赖与支持西藏独立的美国政治人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的支持在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遭媒体全面曝光，《环球时报》8月10日在《美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一文中有深入报道。

　　民主基金会重点支持的第二类对象就是“民运”势力。如它为“民运”色彩浓厚的“香港人权观察”组织提供17万美元，为“公民交流”组织提供 59967美元。“民运”出版物更是民主基金会支持的重点，如自称以“鼓动国内和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为目的的《北京之春》，它2008年至2009年获得的资助是18万美元。“中国信息中心”则获得了41万美元的资助。这个组织号称提供“独立的新闻与观点”，但打开该中心的网站，8月18日首页上的内容都是煽动民众或者反政府的。

　　民主基金会愿意资助的第三类组织是各种“民权”团体。如它为“国际劳工协会美国中心”拨款29万美元，为“中国援助协会”提供7.5万美元。这些团体打着“促进中国民众的法律、人权、环境等民生意识”的旗号，以“唤起共鸣”的方式煽动中国民众与政府对抗。一位从事国家安全领域研究的专家8月18 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方式很有迷惑性，普通民众感觉相关组织这样做是为大家好，是为民众利益考虑。一旦这种所谓的‘民权’团体在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壮大并按民主基金会的指示行动，那么它会制造出许多让政府难以处理的群体性事件。”

　　国际学术界的“中国项目”是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第四类目标。如“普林斯顿中国倡议”项目号称“召集互联网技术专家，为中国普通民众、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创造更便于交流与沟通的互联网工具”。民主基金会资助该项目11.5万美元，前提是该项目创造的互联网工具必须“以公众为主导”，还要让中国政府无法控制。

　　纯国会拨款的“民间机构”

　　美国民主基金会逢人便强调其“民间机构”的身份，但只要了解它的经费来源和组织架构就知道，民主基金会其实就是披着“民间”外衣的美国政府部门。

　　以隐蔽的方式促进“美国式民主”的做法源于二战结束后。为了阻止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欧洲扩大，美国决策者们开始以秘密输送顾问、装备和资金的形式，资助亲西方的媒体和政党。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些美国“私人团体”开始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秘密资金，同样用于削弱共产党的影响。这些“私人团体”后来成长为“美国政治基金会”，也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前身。

　　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下令成立美国民主基金会，并要求国会在1984至1985财年拨款6500万美元，用于“促进全球民主”。除要国会拨款外，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结构更让这个“民间机构”显得怪异，因为其成员包括两名国会议员，美国劳工、商务和教育机构官员，外交政策专家、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民主基金会首任“永久主席”约翰•理查逊是前助理国务卿。现任主席卡尔•杰什曼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资深顾问。

　　民主基金会最初争取的拨款是每年3130万美元，但国会只给了1800万美元。即便如此，国会中仍有民主基金会的反对者向白宫建议，既然民主基金会是“民间性质”，那么不应该由美国国会拨款，而应吸纳民间的捐款。然而，美国国会仍坚持民主基金会的所有资金由国会划拨，国会还屡屡干预民主基金会的项目，经常对其进行“具体指导”，比如当年美国国会就要求民主基金会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智利、尼加拉瓜、东欧的“特别利益集团”。美国国会还要求民主基金会“特别资助”南非、缅甸、中国、（中国）西藏和朝鲜的有关组织。“9•11”事件发生后，民主基金会抛出第三份战略文件，开始大量赞助中东国家的项目。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对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数额实际上在增加：由最初3300万美元的“定额”增至2004年的4000万美元，再跳到2006财年的6000万美元。到了2008财年，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获得的年度拨款是1亿美元。

　　它是美国战略意图的执行者

　　美国民主基金会很擅长将西方国家各种“民主基金会”拉到一起做工作。比如“为促进缅甸民主进程”，美国民主基金会将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民主基金会”、德国的“康拉德基金会”、加拿大的“人权与民主进步国际中心”拉到一起，一起出钱出力拉扯“缅甸民主力量”。在对付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时，美国民主基金会主要是拉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民主基金会”。

　　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又是如何批准一个项目的呢？一位熟悉该基金会运作的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审核有明暗两套：明的一套程序公布在官方网站上，比如每季度由民主基金会董事会讨论评估，通盘考虑项目的轻重缓急、具体需求、所在国家的情况、民主效果和相关经验，然后将钱批给团体或者组织。申请者要填一系列的表格，如项目细节、开支情况、预算方案、组织负责人的姓名与职位等等。那位中国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不给钱主要是考虑这个项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程度，对相关国家的破坏性，以及相关组织或团体对美国式民主的认同程度。说到底，美国利益是根本，如果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很难从民主基金会那里捞到一分钱。”

　　美国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副总裁金•A•霍尔姆斯、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谢比•库罗姆披露说，1996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试图取消当年对民主基金会3000万美元的拨款，理由是尽管民主基金会在苏联、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越南等国的“民主促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冷战毕竟已经结束，而苏联已经解体，所以不必再花如此大的费用。然而，支持对民主基金会继续拨款的美国议员们表示，尽管苏联解体了，但共产党在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继续执政，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共产党的影响力仍然不小，不能小看共产党在全球的力量。议员们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比较小，由于它们追求利润、热衷商业活动，所以更愿意国际稳定。而民主国家很少与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所以加强推广民主，如投资美国民主基金会，比起与一个“不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代价要小得多，这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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