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一下“狼奶”的吃法：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看中国精英们的忧患意识

作者：老田

著名精英袁伟时教授抱怨说，共产党人老是给青年人吃狼奶，甚至还一度号召青年人要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不做“驯服工具”，反对“五分加绵羊”那种毒害青少年的修正主义教育方法，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导致一代中国青年人都丧失了博爱精神，充满了好斗性格，不利于降低统治成本，而且让海内外统治阶级面临的对抗风险增加了。我这人最喜欢紧跟精英们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他们的伟大博爱胸怀，所以，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回忆当年的共产党人是怎么给中小学生吃狼奶的。

在《没有任何借口》（作者：费拉尔·凯普，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成为畅销书的今天，显然，还拒绝当“驯服工具”其“反动性”就急剧上升了。这本书的封页上说“‘没有任何借口’是美国西点军校200年来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这是来自第一世界“非凡地带”的先进经验，出身高贵，非同小可；而且“它强化的是每一位学员想尽办法去完成任何一项任务，而不是为没有完成任务去寻找借口，哪怕是看似合理的借口。”扩展到整个社会中间去看，“他体现的是一种完美的执行能力，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其核心是敬业、责任、服从、诚实。这一理念是提升企业凝聚力、建设企业文化的最重要的准则。秉承这一理念，众多著名企业建立了自己杰出的团队。”这本书封面上还印有“最完美的企业员工培训读本”字样。

狼奶的“狼性”本身并不固定，而是与时俱进的，越是不符合时代潮流，其狼性就越是无法容忍，袁伟时教授“光膀子上阵”攘臂疾呼，盖肇因于痛感国人仍然昧于大势。下面这首打油诗，出自1970年代初期湖北省统编的小学课本，算是一杯“狼奶”的范本：

贫农王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

过去受剥削，扛活地主家；地主心肠狠，把我当牛马。

三顿糠菜粥，饿得眼发花；干活慢一点，就遭皮鞭打。

年底要工钱，反而把我骂；……（这两句忘记了，遗憾）

窜出狗腿子，棍棒一齐下；打伤我的身，留下这块疤。

大爷说到这，半晌没说话；抬头望恩人，救星毛主席；

派来解放军，斗倒狗地主，穷人翻身啦。

听完大爷话，我把决心下，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把阶级敌人全打垮，全打垮！

（由于年代久远，忘记了两句，很是遗憾，被遗忘的两句的大意是王大爷生气之后，去揪了一下地主的衣领）

这首诗的场景是一群小学生上“忆苦思甜”课，讲课的王大爷是旧社会受剥削压迫的长工，某年的年底在讨要拖欠工资的纠纷当中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小学生听忆苦思甜课的历史背景，是“四清运动”之后，中央决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普遍搞“忆苦思甜”工作。1963年5月，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作了《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肯定了“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以中央文件肯定用村史家史等教育方式之后，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工作就经常化了。

早在1959-1960年的时候，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间，就总结过“回忆对比”方法的重要性：“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12页）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中，不仅仅是要剥夺生产资料，还特别注重在剥夺就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间，附带产生新的组织力量（所谓建立起“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和剥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象征资本”——把他们妖魔化或者是说成无恶不作。恩赐观点被中共视为右倾，盖因为其剥夺仅及于经济资本而后止，没有全面颠覆旧统治阶级的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而言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大搞“三查三整”搞诉苦会等等，这是激励战士们阶级觉悟和斗志的惯常方式。在土改期间，斗争会上的“老贫农诉苦”是剥夺地主的声望（象征资本）的杀手锏。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这些运动中间，经常搞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这三个大的历史回合中间，共产党人都着眼于发动平民阶层起来进行回忆对比，显然，对比的结果是有利于新政权巩固和新制度建设的，这就需要问一下为什么忆苦思甜能够有利于新政权和新制度？

根本问题在于晚明以来，由于人口急剧上升，在18世纪后期超过了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何炳棣先生认为这个数量是2.5亿）之后，人均耕地面积就低于维持生存的合理水平了，由此，引发了劳动力对于土地的相对价格下降到难以接受的低点。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看法，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下降，乃是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必然趋势。土地的稀缺显然加剧了佃户之间的竞争，拉高了土地价格，地租水平上升，全国各地的地租率大多超过50%，这远远高于佃农从土地上取得的纯收入，高地租需要降低口粮消费来维持，使得贫苦农民的生存条件陷入不稳定，而无法维持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稳定的穷苦农民，更是高利贷最理想的盘剥对象，这两者都很符合“市场规律”并共同加速了农业剩余流入地主富农手里的速度，加速了土地集中。韶山地区曾流行过这样一句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 中共韶山大队支部委员会：《红旗卷起农奴戟——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在韶山》，载《韶山红日照千秋——缅怀毛主席在湖南的伟大革命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8页）这句民谣很完整地说出了索取贫苦农民剩余的三个主要方面，及其背后的规则。

根据王亚南先生研究，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中国农村，苦难和屈辱的境况使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忍受。产生“各种落后的离奇的雇佣关系，……要列举其最基本的几种形态，首先似宜数到家长制的雇佣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强度上，任意决定，就是对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种限度的权利。”“除了少数富农以外，雇佣劳力的人，差不多连必需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艰困中的中小农及佃农，他们并不是因为备了较好的农具，备有得力牲口，才雇佣劳动，反之，却正为是备不起这些劳动条件，才以劳力来补充代替的。这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农具备置费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时这也从反面说明，用劳动力比用农具畜力划算，谁都愿意雇佣可以任意驱使的‘说话的劳动工具’了。在经济科学上，由古典经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机械驱逐劳动’的法则，而在我们这种反常社会中，却竟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的法则。”（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287-288页）

在共产党人之外，凡属了解中国农村状况的人，都看到了旧秩序所隐含的政治风险，费孝通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受压迫的农民是如何成为面对旧政权的反叛者的：“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7页）

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对于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都加以利用，扩张自己的利益并实现对劳动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榨取，而共产党人干革命的着眼点则是在颠覆旧统治阶级的同时还必须终止相对价格对于劳动人民的不利影响。所以，把农民所受到的苦难定义为“封建剥削和压迫”是忽视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巨大影响，反过来，把中国革命定义为“反对帝官封”也明显是低估了革命的深度——中国革命和新制度如果不能解决劳动人民低下的相对价格问题，就不能说是完成了。

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和军队中间，都逐步地终结相对价格对于劳动者的不利影响，创造了新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中间，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因此，这是劳动者从共产党人和革命中间所获得巨大利益。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启发解放军战士和贫苦农民的觉悟，让他们看到现存秩序的不合理，并展望革命后新秩序下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提升，从而，愿意为新秩序的产生付出自己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人的制度建设一直延续到彻底颠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在这个过程中间，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所以，共产党人长期把新旧制度下劳动力遭遇的对比，作为汲取民众支持的标准动员模式。

贫农王大爷在地主家扛活的遭遇，实际上就是王亚南先生所揭示的、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至足以“驱逐工具”的水平线以下、在市场供求关系中间的“合理待遇”。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才使得中国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具有很高的对抗性，共产党人干革命的依据就是在贫苦农民中间蕴含了极大的“政治颠覆能量”——只要把这个能量聚集在一起并系统地释放出来，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秩序就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说到底就是看到了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最大化，极度损害了数量巨大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种激烈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背后，是被统治阶级中间所隐含的“政治颠覆能量”的巨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规定的，不是革命家从外部制造出来的。

拉尼斯、费景汉在《劳动剩余与经济发展》中间说：“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农业部门存在一个很大的隐蔽失业后备军，它的边际物质生产率微不足道，甚至为零，但仍然获得由制度决定的正值实际工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经济学家们依据市场规则判断，旧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很大，边际工资为零，所以，“三顿糠菜粥”的待遇是超出了市场规则下的“零工资”水平的，是由市场规则之外的“制度”所决定的。卡尔·波兰尼认为一切前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所以，高于“零工资”的待遇要由社会关系去解释。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调查显示：“长工市场、田面权市场和村内的互助性借贷都受到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长工的雇用一般都依赖私人关系。田面权的转手通常受到亲戚和同村人优先购买的习俗的制约。村内的借贷一般以‘感情’和互惠为基础，而不受成本和报酬的核算控制。”（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309页）以此而论，就不能不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这一说法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强势一方拥有定价权；贫苦农民依托地主占有的土地谋生，要经由地主的选择权过滤，所以是地主养活了农民，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就不符合劳动力相对价格极端低下的中国农村的“地主主导权”现实，这是“非狼奶”理论的现实基础。在狼奶所隐含的逻辑中间，还有着超出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之外的“不太纯净”的内容——这显然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市场规则所赖以“嵌入”的各种社会关系，具体地体现在农村社区中间所广泛存在的熟人关系乃至亲戚关系中间的“感情”关系。

“狼奶”所蕴含的逻辑是社会和政治方面，共产党人干革命颠覆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这是典型的“非经济”的、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则。非经济领域的“狼奶”的依据，只能是在市场优势之外去产生，这肯定就少不了启发教育和组织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人的优势所在。

在劳动力剩余数量很大的国度中间，把“狼奶”从人们的视野中间驱逐出去，这也是保证依托市场获得最大化利益的那种制度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资本的价格和降低劳动力价格。工农地位的下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不满背后隐含的政治能量，是危险的，这个不满越严重就说明“政治颠覆能量”越大，反对“吃狼奶长大”就越是适应了维护新秩序的需要。

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力倡“公共社会学”概念，鉴于近代以来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三波市场化，“波兰尼认为，对这些事物的商品化，使他们臣服于不受节制的市场交换，破坏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削弱了它们所谓生产要素的效用。交换模式对生产模式有背叛作用。”所以，社会学研究应该向公共社会学过渡，开展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促使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抵消市场化的破坏力量。他认为波兰尼的《大转型》中间就描写了英国19世纪所发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随着斯宾汉姆兰劳动保护的废除及院外救济的禁止，劳工在市场力量地震般的变动中颠簸流浪。资本可以任意雇佣和解雇劳工，而丝毫不考虑他们的生存；它同样也破坏了它原先嵌入其中的传统社区。”但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引发了社会自发的自我重构运动。“当货币变为不受限制的市场交换主体后，正如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后的苏联，价值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巨，以致商业活动都无法开展。”波兰尼从未预测过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他以为人们会从二战的残酷经验中间吸取教训，不会再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了，反而规划了一个乐观前景“市场和国家都服从于自组织的社会的监督和管理”，布洛维认为波兰尼犯了错误，首先确实发展了把自然商品化的第三波浪潮，我们正身处其中；其次，强大到能够使市场和国家走投无路的自我调节的社会并不会出现。第一波市场化产生了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第二波、第三波市场化也一样产生了反对货币商品化和自然商品化的对冲运动。（麦克·布洛维著《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4-65页）一般而言，在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中间很容易产生“狼奶”（阶级斗争史观）问题。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统治阶级对于占有劳动力的多数人的榨取方式，显然符合市场规律并利用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低下，特别残酷和不得人心。从社会矛盾角度看是处在对抗性矛盾中间，从秩序的稳定性角度看，由于受排斥的人数太大，旧秩序得不到起码的支持，在政治上处于虚弱状态，统治阶级所能攫取的维护旧秩序的资源，远远小于人民大众严重不满所隐含的政治颠覆能量，与旧制度旧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旧政权就这样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着眼于旧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极度痛苦和变革愿望，在旧社会的对抗性社会矛盾中间所蕴含的政治能量及其巨大，所以推翻旧政权是不成问题的。

从反对“吃狼奶”的一方看来，他们所遭遇的首先不是理论和历史的叙述方法，而是现实社会矛盾和政治能量。越是社会矛盾激化和政治能量不利于他们所要捍卫的那一方，就越是需要话语权的作用，反对狼奶的声音的相对价格会相应上升，反狼奶的积极分子就会多起来；如果社会矛盾缓和，政治秩序稳定，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较小，反对狼奶的声音肯定就会绝迹，这个时候社会的宽容性会上升。越是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有要进行政策调整的宣示——例如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等设想初露端倪，反对狼奶的声音就开始壮大，什么“不要向富人开枪”，什么要铲除“民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总体上看，市场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社会矛盾的对抗性——政治不满能量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从社会矛盾的现实来得出自己的判断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操作空间依托于政治不满能量，革命的新政权必然要回应对劳动力的强烈保护要求——颠覆相对价格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显然就触犯了依据相对价格条件牟利的群体，他们以捍卫市场化“普世文明”面目出现，要求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道”，让劳动者适应人多地少中国的相对价格条件去获得较小份额的报酬和较低的社会地位，凡属不利于这一趋势发展的说法肯定是“吃了狼奶”的。看来，吃狼奶问题涉及到人类社会以阶级（或者阶层）为单位进行竞争的悠久历史，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到结束争论的端倪。

如果是狼奶仅仅来自于书本教育和一种不同的历史编纂的逻辑，这倒是很好办，精英们可以方便地做到垄断和重新解释，关键在于狼奶问题有着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政治不满能量方面的依据，这就让精英们很难办了，咱对于精英们的发奋努力却成就不高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写这篇就是要给精英们帮忙并体现博爱精神的。今天，精英们还有别的忧患，中国的小资白领通过上大学读研究生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也严重贬值，在所有第三世界的市场经济中间，社会资本（其中主要包括权力资本的作用）的价值远远高于人力资本，这有可能动摇精英们反对“吃狼奶”运动的成果，这不，前两年都已经有人宣称主流经济学家们遭遇“网上滑铁卢”了。

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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