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后的巨大风险

2007年，我国金融将正式与国际接轨，但我们实际上并未做好接轨所必须的准备。我们的金融及整个经济领域还缺乏必要的法制环境，既不能根治腐败消除资本外逃的源泉，也无法在金融开放后保护我免遭外来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和控制侵食。在时机极不成熟的条件下仓促与国际接轨，将使我们刚刚稍见缓和的金融风险陡然增大，且险象环生，危若累卵。这些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巨大的金融风险

1.外汇管制政策的放弃将使腐败产生的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不可阻挡的洪流，尤其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为非法收入提供了安全岛和外逃通道，这将使资本外逃原已高达4000亿美元的财富流失迅速增加。又由于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加危险，因为大量流失外汇财富最终必定会极大地改变本位币与外币的兑换比率，从而使外国人能够以难以想象的极低成本大量买走我优质商品和民族产业，造成我财富的更大规模流失，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形成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俄罗斯1998年毁灭性的金融和经济灾难就是这种类型。
虽然以外汇形式逃出的非法收入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又作为“外资”重新流入我金融房地产市场，看似缓和了我外汇流失的速度，但这些境外流入的投机热钱已是非我所有的“他人”财富，一旦因金融或政治、军事及经济其它方面的“风波”导致外资从中国（连同卷着的利润）大量撤离，就会露出我以外汇形式流失财富的巨大黑洞，从而引发俄罗斯和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2.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汇市、股市的期货交易，银行业（包括人民币业务）对外资的全面开放，这几个条件一旦都具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就可利用股市和汇市期货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对我进行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恶意冲击，而已大量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将大大增加这些投机资金的冲击力量和速度。从而在短时间内卷走我大量外汇财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虽然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还在继续增加我们看似庞大的外汇储备，但由人民币升值趋势而增加的外汇恰恰是最危险的投机热钱，一旦因人民币升值过度而出现回调，或由于（或结合）政治、军事及经济其它方面的“风波”，导致外资从中国（连同卷着的利润）大量撤离，（外企可通过A股上市或与我上市公司合资“曲线上市”而提前撤资，）国际金融投机资金就会不失时机地在我汇市和股市期、现货市场大规模作空，将人民币汇率和股市打入谷底，卷走大量外汇，造成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

3.金融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因腐败非法收入在我高端客户存款中占有极大比例，外资银行金融巨头将以其“优质”服务（包括存款保密及转移出境服务）而迅速掌握高端客户群，从而使其经济实力迅速超规模增强（外资独资银行会得到合资银行外方为其提供的高端客户及市场信息）。不仅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储蓄抽取地，而且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
外资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增长的实力，无疑也将增加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冲击的能量和速度。并且其还会在我遭受重大经济灾难后再乘人之危以极小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
总之，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金融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将形成一条我单向对外失血的粗大血管（既方便对外淌血也方便外部吸血）。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深入中国各个产业，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制国内产业资本，获得并转移财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包括国际并购活动）都处在国外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见丛亚平文章）

对经济战不可不防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有可导致人类毁灭的巨大风险。而经济战由于能避开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削弱打垮对手，因此具有比军事手段更大的战略价值。也无疑是最主要的冷战方式。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就是美国运用经济战打垮超级大国的成功范例。（早在前苏联时期，美国及其操控的国际金融资本就充分利用卢布汇率计划内与黑市之间的巨大差价套走苏联巨额外汇，后又误导苏联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取消外汇管制，致使卢布汇率大跌从而引起国内物质财富更大规模的流失，造成1991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又继续诱导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结果造成每年俄数百亿美元资本外逃，终于引发了其1998年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除对俄罗斯实行经济战，美国为保住其世界货币制造者这个最具国际经济利益的宝座，还利用经济战并结合其它方面的渗透手段，以全球化自由化为名，误导拉美及东南亚诸国在条件不成熟时开放其金融领域，制造了世界范围普遍的经济灾难。据美前情报人员珀金斯撰文揭露，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利用一切手段贿赂威胁各国政要，甚至不惜策划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及全球众多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并将这些国家国内建设的重要合同签给美国公司（也是为了回笼美元）。美国还操控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的恶意冲击和对拉美各国的金融掠夺。诱导中、俄、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缺乏法制环境的腐败私有化改革，鼓励因此而产生的资本外逃，以使其大量美元流入高收益的美国资本市场，以支撑美元世界储藏手段所必须的强势地位。

对于中国，美国当然也不会放过。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说过：“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而中国90年代被美国所赞扬所误导的宏观调控在造成多半企业倒闭，数千万人下岗失业及农村更多的贫困人口，以及金融机构30%的银行坏账后，由内需为主的经济变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以及美国债的主要购买者，如此损我而“符合美国利益”的巨变难道与美国的经济战及其它渗透阴谋无关吗？难道导致我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及放开外汇管制，乃至我们现在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不正是美国鼓励和施压的结果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金融资本不会象对俄罗斯和东南亚那样加以利用吗？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已存在资本外逃4000亿美元及94－98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损失4万亿人民币两大财富黑洞，（2万亿无法收回的银行坏账加上大约与之相等的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 4万亿，虽然银行的坏帐都被剥离冲销了，但这个财富黑洞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
还需指出的是，经济战的“和平”手段并不排斥其成为流血的军事战争的补充手段。我提前一年对外金融接轨，将使2008年可能出现的台海军事对抗中，美、日有条件对我发动经济战以配合其军事威胁。

最危险的是我内部已被严重渗透（形成强大的买办特殊利益集团）

经济战从来都是和其它方面的冷战渗透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若无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多方面渗透的配合，任何最阴险的经济战图谋恐都难以误导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由于我们在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这种必然滋生腐败的环境中对外开放，因此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在我内部形成一个靠出卖国家利益谋利的买办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外敌经济战及财富掠夺的最好帮手和合作伙伴。古今都是如此。（满清和民国的买办与今天的买办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正是由于我们腐败的恶性发展，才成就了外敌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随着外部的渗透向我高层和要害部门日趋发展，以及在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宣传教育、军事、外交、司法等领域的全面渗透，这个特殊的买办利益集团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对社会舆论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并逐渐有力量对中央阳奉阴违，阻断最高领导与社会基层民众的联系，进而则可内外联手封闭我最高层于高墙铁幕之中。这个买办集团由于与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已是当今我国势力最大也最危险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已能实际左右改革开放的方向，使其向外国和买办利益倾斜。
由于我政府部门高度集权的性质，因此，外部势力一旦渗透我政府部门培植买办势力，立刻就对我形成各方面的严重破坏，制约、控制、垄断。
买办无祖国，买办对爱国者和爱国事业有着天然的反感，在买办势力强大的许多关键部门以排斥爱国者和爱国思想为潜规则，在此氛围中许多官员已彻底丧失了爱国心及对国家最起码的责任感。
在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许多官员和专家学者多年来将经济全球化奉为最高准则，有人甚至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公然反对国家利益，却把美国利益视为“神圣”职责。他们对国家安全排斥反感，居然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金融安全的方针和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如：银监会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及金融提前一年接轨，央行要用外汇储备去买其总负债已是公司权益52倍的快破产的美国公司债券等等，如此明显地单方面损我利他，还能说明他们在为国家利益服务吗？）
依靠这些灵魂已彻底伪化且胳膊肘向外拐，却掌握着权力的内奸买办去搞金融安全及与国际接轨，金融险矣！国家危矣！

金融工作和改革应以控制和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

由于货币的流通制约着商品流通，金融就成为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又由于金融业通常以小博大的高效率高风险特征，它又是社会经济体系最脆弱的要害部门。因此，金融领域不论是微观的个别金融企业，还是宏观的金融政策，都将规避和防范风险作为第一目标。纵观世界近代经济史，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经济灾难，又有几次不是金融危机所引发？工商企业家的优秀素质在于其不断的积极进取精神，而银行金融家的优秀素质却在于慎重和减少风险。同样，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技术革命政策。而金融领域的宏观政策却应以控制和防范风险为首要目标。
尤其是目前，我法制环境尚存重大缺陷；金融风险依旧，且接轨后还将产生更为巨大而致命的金融风险；又有强国对我进行经济战之巨大威胁，及对我内部的严重渗透并造成我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强大的买办势力；在此情况下却要提前一年仓促接轨，这岂非险上加险，危若累卵！
重大的经济灾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其剧烈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一切“颜色革命”，（如阿根廷的经济灾难使其政权频繁更迭，短期内就换了五位总统）。我们不比俄罗斯，在遭受经济灾难后还能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军火工业基础而东山再起。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经济灾难，中华民族将至少倒退百年，且难有翻身之日。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建议暂缓与国际金融接轨，至少不要提前一年接轨。一年后即使接轨，也应有所保留，并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外汇管制不能放开，在保持国内经济活力和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仍应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使（非贸易需要的）向境外流出资金受到限制。此门若关不上，则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反腐斗争将成为驱赶资本外逃的自杀之举。
2.一切外资控股金融机构必须根据我纪律检查和司法部门的需要和要求提供其客户资料。并接受我金融监管机构对其越境资金流动的监管。
3.近几年不搞股市和汇市的期货交易。股市期货除被用来打压股市及制造其更大的波幅，并无积极意义。汇市风险可通过人民币缓慢而平稳的可预见性升来规避。此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而缓慢的升值幅度（如每年2%），对防范来自境外的恶意金融冲击具有重要作用。

4.至少在最近几年不能考虑外资A股上市，已在境内上市的合资企业外方撤资应经过审查。这样会使来自外部经济战性质的恶意金融冲击有所顾忌。
除以上与国际接轨问题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外，我们还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金融安全：
1. 成立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对任何可能出现有损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事件及发展趋势，执行检查、审议、评估、管理、监督等职能。
2. 完善法制，严肃法纪，铲除腐败。追究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以纯洁各级国家组织，清除买办汉奸贪官污吏的政治势力。并健全金融及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以消除未来与国际金融接轨的一切隐患。
3. 安全合理地管理运作外汇储备，以谋取我最大利益。如此可解决外汇不平衡及因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了在条件不具备时急于取消外汇管制的理由。
4．一些并非直接由接轨才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应高度重视。如巨额银行呆帐自己不去追讨，却仅以象征性低价卖给外资机构；得不偿失的重大对外合作项目；外资对骨干国企的兼并；这些大量流失财富或丧失创造财富的造血细胞的重大失误也会产生严重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经济灾难。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中国金融若要与世界完全接轨，必须是在基本清除了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并基本完善了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轨隐患的成熟条件下，方才能摆脱俄罗斯、东南亚、拉美经济灾难的厄运。

杨晓陆
   200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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