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奚兆永

一、从国家地震局未发地震预报说起

最近的汶山大地震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们纷纷发问：为什么国家地震局事前没有做出预报？

5月19日的《报刊文摘》摘编了5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一位记者在5月13日下午采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研究员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两段对话：

　　记者：当地好像有媒体报道过地震前的异常现象。为什么没引起重视呢？
　　孙：事实上，我负责全国的地震预报卡管理。坦率地讲，我原来担任地震预报首都圈负责人时，每年收到很多预报卡，不管哪一天，总有人做出预报的。
　　记者：震前四川当地地震局对此有反应吗？
　　孙：地震预报分长、中、短和临震预报，所谓临震是指10天以内的，短期指3个月以内的，四川地方地震部门对其危险性的判定，认为这个地区（四川）未来三个月有5级以上地震。但这只是个背景分析，产生于地震局每月一次的例行分析会，向省政府做例行汇报，他只是分析意见，不能作为短期预报。同时，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首都北京4级地震一年有4、5次，5级11年才会来一次。当时考虑到有所起伏，只是一种背景而非预报，不会采取措施。

从上述对话里，人们明显地感到这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和对于来自下层信息的轻蔑。他对于记者问到的“媒体报道过地震前的异常现象”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他所强调的是，“没有收到过一个正规的地震预报卡（关于这次地震）”（这就是说，不是以“正规的地震预报卡”而是以其它形式提出的地震预报还是有的）；而“地方地震部门对其危险性的判定”“只是一种背景而非预报”，正好四川地方的地震部门曾经向他们作了报告，而被他们否定了。在这位“首席预报员”看来，这些从其它方面或下面来的信息简直不值一谈，因为“不管哪一天，总有人做出预报的”。

首席预报员的这些话使我想到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信息：

应该说，这是关于此次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报，而且是报给国家地震局的，是不是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地震预报卡”而没有进入这位“首席地震预报员”的视野了呢？

此前，我还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信息：在四川一些地方曾出现大量癞蛤蟆大迁移过铁路的现象。对于这些异常现象，有关地方当局不仅不将其看作是地震的前兆，反而将其说成是“造谣”，大搞所谓“辟谣”活动。甚至在发生大地震以后，某地震专家还大讲“动物活动异常与地震没有必然联系”。

最近，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北川中学幸存的高一班贾国伟同学在其日记中说，“就在5月12日下午2点多，我们班正在上物理课,好像是刚上到半节课,先是二三秒钟的轻微震动，同学们都以为会停下来，因为北川原来也有过地震，但都是轻轻震动一下便会停下，但事实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就在这轻轻的摇晃以后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摇摆，把教室里的桌椅全部掀翻，上面的楼层沉重地塌下来了。”这说明，这次大地震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突如其来的，这之前有小震。按照过去所总结的经验，“小震闹，大震到”，而北川一带又恰好在地震断裂带上，在去年和前年都曾多次出现过令人感到恐怖的山体滑坡现象，为什么国家和地方地震局不事前向当地群众打招呼，使他们有预防的准备呢？

至于这位“首席预报员”说什么四川地方地震部门判定未来三个月有5级以上地震只是背景分析，认为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而予以否定，这更加让人气愤。“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难道“5级以上”和“5级”就是一个概念。现在预报的水平还不能做到十分精确，但是报与不报，有准备与没有准备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借口准确预报才算预报而采取不报的做法，这是为了保持自己预报的声誉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最大的不负责和不尊重，是最严重的失职行为！

国家地震局这位“首席预报员”对于同行其它专家的预报和来自下面的信息采取这样一种贵族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令人十分气愤，不，令人万分气愤！此公在地震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居然还如此狂妄，实在不能令人容忍。我们要问：国家地震局对这次大地震自己既不进行预报，而对来自同行其它专家提出的预报建议和群众提供的有关宏观异常的信息采取如此漠视和轻蔑的态度，以致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不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对于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失职行为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应该不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是不是真正负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是不是对得起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五万多死者、近三十万伤残者及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者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今后类似事件是不是会重演的大问题，理应严肃对待，给人民以明确的交代。

与之相联系的是建筑的抗震防御标准问题。1953年，我国学习苏联，制定了建筑物抗震设防的标准，1962年和1974年又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了修订， 1976年唐山地震后，又于1978年进一步提高了抗震设防的标准。各个地区因为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设防标准，有对地区可以不设防，而地震严重多发地区设防标准就较高。按照设防标准进行建筑，就可以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在这次大地震中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和东汽中学的教学楼很快就垮塌，造成大量老师和同学被掩埋，伤亡十分惨重，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投资者捐建的五所希望小学，由于注意建筑质量，严把质量关，结果所有这五所学校的教学楼没有一座垮塌，师生也无一人伤亡。我们从电视上也看到，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县虽然经历了这次烈度达10度的大地震，但是由于是8度设防，县城街道两旁的楼房尽管损坏很大，以后已不能使用，但是并没有倒塌。这鲜明的对比可以充分说明，如果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严把建筑质量关，房屋就不会垮塌，死伤就可以大大减少。就此而言，此次大地震，伤亡如此惨重，与其归之于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所致。对于造成这一惨重后果的责任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如果不对他们依法严惩而对他们姑息纵容的话，我们将何以面对死去的亡灵和伤残的生者？又将何以面对那些失去亲人而成为鳏寡孤独的灾民？而其后果，这样的“豆腐渣工程”不仅会一再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又怎么能得到安宁？！须知：对一切作恶者的宽容，就是对所有善良人民的残忍！

二、抗震救灾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历史上，震级高、范围广、破坏重的大地震曾经多次出现。有人说这次汶川大地震其范围之大、范围之广、破坏之重是前所未有的，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不说外国，仅就中国而言，在历史上，明嘉靖34年（公元1555年）1月23日，在陕西渭南、山西蒲州以及河南一带发生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及至近代，据查：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烈度达12度，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破坏；1927年5月23日，甘肃古浪发生8级地震，烈度11级，死亡四万多人；1931年8月11日，新疆富蕴发生地震。地震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11度，形成170公里长的断裂带，最大错动幅度达20米，是中国大地震中已知错动幅度最大的一次地震；1933年8月25日，四川茂县叠溪镇发生震级7.5级的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叠溪镇被摧毁，震时地吐黄雾，城郭无存，岷江断流，壅坝成湖；1950年8月15日，西藏察隅县发生震级8.5级的强烈地震。震中烈度12度，死亡近4000人；1966年 3月8日，邢台隆尧县发生震级6.8级的大地震，3月22日，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7.2级的大地震，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震级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的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这些地震震级也很高、范围也很广，破坏也很重。就以唐山地震来说，虽然我国公布的震级是7.8级，但是境外测报的震级往往更高一些，如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测报的是8.2级，英国皇家天文台测报的是8级，台湾气象局测报的也是8级，但是当时并没有根据这些测报的数据对7.8级进行“修正”，而从地震死亡人数看，由于唐山工业城市，人口稠密，同时又是一个没有抗震设防的城市，而地震又发生在夜间，应该说，其破坏程度是高于这次汶川大地震的。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和历史上发生的地震比，还是与其它一些国家发生的地震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抗灾救灾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用极端恶毒的语言竭力贬低、肆意丑化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有一个自称叫王布衣的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从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对比看社会之进步》，说什么唐山地震时报纸报道“地震发生时人们都在关切地问：‘北京好么？毛主席好么？’似乎中南海住的才是人，才值得关心”；说什么毛泽东“坐镇中南海，……不知在忙些什么”；说什么“拒绝并防范国际援助，竟将8.3级地震谎报为7.8级地震”；还说什么“空军按兵不动，军委命令空军自保”，等等等等。

这是对唐山地震救援工作的污蔑！谁都知道，当时毛主席已是83岁高龄，而且正在重病之中，唐山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人们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关心他在地震中的情况，正体现了群众与领袖之间的血肉关系，有什么可指责的？讥笑毛泽东“坐镇中南海”，难道要一个83岁的重病老人到抗震第一线去指挥？实际上，党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派煤炭工业部长肖寒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到唐山去了解情况。而与此同时，开滦矿的李玉林和空军驻唐某团副政委刘忽然也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开车或驾机到北京向党中央去汇报情况，使中央很快能够作出决定：由肖寒与刘子厚在地震一线指挥；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对抗震救灾全面负责；同时立即组织各大军区和陆海空等军兵种的人民解放军十多万官兵开展救援工作。毛泽东虽在病中，但是还是坚持阅读汇报材料，他为唐山地震的死难同胞痛心不已，竟至嚎啕大哭，充分表达了革命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也曾亲赴灾区慰问灾民。中央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万多医疗人员、两万多各条战线的干部，发扬“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由于领导决心大，措施有力，干部 其中觉悟高，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得及时而有效。许多伤员在第一时间就通过飞机、火车、汽车被运往全国各地进行救治。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开学，工厂复工、商店开业，入冬之前，百万余间简易房建成使用。震灾发生时正值高温酷暑，但是没有出现瘟疫。这一切，都是地震史上的奇迹。

应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生这样大的灾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尚未建交，其它国家力量有限，我们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援助。就是今天汶川大地震，我们尽管有国际上的援助，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外国的救援看得太重，而应该把救援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

当然，今天的情况已和当年不同。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们抗震救灾所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实际上仍是唐山地震时所采用的方针和方法，仍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仍然是集中全国军民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干部群众发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去完成任务。这些年来，有些主张搞新自由主义的人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要搞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严酷的地质灾害面前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果根据所谓“经济人假设“，假设人都是自私的，谁还会舍己救人？谁还会支援灾区？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一切都由供求关系决定，灾区的物价就会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暴涨，哪里还有灾民过的日子？地质灾害也如冰雪灾害一样，它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应该是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更不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事实再一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我看来，如果把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与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加以比较，那旧一个说，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与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有许多共同点。实际上，唐山大地震也为以后的各次地震包括这次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提供了经验，而他们共同的经验就是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和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对立起来，贬抑前者而褒扬后者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不能说今天的救援工作就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有其基础的，不应该否定这个基础。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称赞中国的救援工作，但是，他们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也是很难学到的。

三、震灾呼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震救灾和各项工作

说到这里，不能不看到震灾也暴露了我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指导思想有关。30年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正确的，有成效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国门打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加以我们又放松了对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对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政界和知识界，一些人以为，过去时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己没有办法，不好说不；现在，马列主义不那么时兴了，还要学他做什么？在地震预报和房屋建筑方面出现的问题看来都与此有关。惨痛的教训正呼唤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以地震预报而言，本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世界应该是可以认识的，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当然也是可以认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地震的生成还是它的爆发都是有表现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来认识这些表现并进而认识它的规律。当然，人不能一下子就全部认识它，这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但是，现在在地震部门占主流的思想却是所谓“地震不可预报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看来和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思想有关。在他们看来，在世界上预报地震的国家不多，只有中国、俄罗斯、日本几个国家，而美国是不搞地震预报的。他们以美国为榜样，以美国人的是非为是非，既然美国人都认为地震不可预报，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够预报？除了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只相信专家，不相信群众。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最有知识的就是所谓“精英”，而群众不过是无知无识的“群氓”。他们不懂得，群众是实践的参加者，一切真知都来自于实践。毛泽东在谈到向群众作调查时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作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1958年5月18日他还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一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来说却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和愿意向群众学习的人，把它们从实践中得到的真知说成是“伪科学”而加以摒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种轻视乃至歧视群众、轻视乃至歧视实践经验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和滋长。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一切工作只要掌握群众的实践经验就够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这方面，专门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应该实行专群结合。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载到群众中坚持下起。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句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耿庆国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却受到所谓主流派的打压，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和汶川大地震的预报就是这样夭折的。这样的事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地震局的所谓主流派之所以忽视同行专家的预报和来自下面群众的实践经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怕负报错预报的责任。他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自我出发，认为一旦报错，就会威信扫地，被世人唾骂，他们更怕别人说他们是造谣惑众，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可以做到知情不报；他们连想也不想，如果该报而不报，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灾难。古人说，“有备无患”，“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报与不报是大不一样的。以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来说，耿庆国在震前曾根据已经测得的资料和宏观异常的现象，要求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预报问题，但是总是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在地震前，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开滦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但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却把电阻率值下降说成是干扰引起的，不予重视。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7月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小时。此时北京也监测到各种异常。对于这些，国家地震局始终没有引起重视，结果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唐山大地震前十六天，一场防震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向与会者呼吁说，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还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呼吁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当时以汪成民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人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 结果，河北省青龙县距唐山仅115公里，这个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在这里，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冉广岐起来关键的作用。他当时想，如果是没有震，大不了老百姓被蚊子叮几个疙瘩，老百姓再骂咱们几句，再不行咱们鞠个大躬下台；但是如果是地震预报不发，真震了，咱们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你过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果断发布地震预报，跟谁也没打招呼，跟省里面根本没备案，不震拉到，大不了官丢了，别人拿这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个尿憋子。这才是人民的好县官，他不计个人得失，挽救了青龙县四十多万人的生命。他这种为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值得所有地震工作者学习的。

再说建筑的抗震设防。本来，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受金钱的驱使，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儿戏，官商勾结，出现了一大批“豆腐渣工程”。这次汶川大地震中许多房屋的坍塌显然与此有关。昨天（5月25日）网上见到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吴志强写的一篇文章，讲到地震中一些房屋包括教学楼的倒塌，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建筑时没有圈梁。由于水泥楼板架在砖墙上没有圈梁在四周箍住，建筑的整体性很差，地震一来，很快就倒塌。这不仅不符合抗震设防的要求，也是完全不符合建筑章法的做法。这说明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偷工减料，“节约”建筑成本，牟取暴利所致。对于这些违法并致人死命的“豆腐渣工程”，一定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给予严惩。

联系到开春后冰雪灾害中暴露出来的大量“豆腐渣工程”至今未见处理，我感到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太软弱无能了。对这样一些明显违法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的问题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而不敢追究和处理呢？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还有什么尊严？！制定那么多法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究竟还有有什么实际用处呢？！

毛泽东在教育干部方面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是提倡宽严结合、以教育人为目的的。如果只有宽没有严，变成宽大无边，就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试想，如果没有“惩前”又如何能够“毖后”？如果不去“治病”又如何能够“救人”？这样发展下去，坏人必然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好人就会跟着学坏，好人越来越少，国家的前途就堪忧了。

震灾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人民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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