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面面观

作者：刘国光　沈立人

原载：开放导报

　　[摘要]市场经济运行不能没有宏观调控，这是我国改革以来的重要经验。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情况，出现了“保经济增长”还是“遏制通货膨胀”的争论。本文认为，两者是统一的。经济增长回到9%左右，不能说是“滑坡”；物价上涨控制在5%以下，却有难度。一定要运用计划、规划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争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治理通胀，不损害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计划和规划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4-0005-07
　　[作者简介]刘国光（1923—），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研究方向：经济学；沈立人（1927-），江苏苏州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宏观经济和发展战略、改革开放。
　　
　　我国今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面临困难很多，应对之道，主要靠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然而对此各方议论纷纷，存在不少分歧，亟待从方方面面给以探索和求答。
　　
　　经济运行的宏观回瞥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30年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中国经济取得了比较平稳、比较快速的发展。但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先后有过不止一次或大或小的起伏，都有赖于及时的宏观调控，才保持了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
　　根据原来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无政府的，必然出现周期性的危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方能获得整个经济的平衡发展，实践证明并不如此。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讲究综合平衡，但是由于主观认识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局限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搜集、传递、处理上的局限性，以及由于利益关系的制约，计划经济也始终难以避免这样那样的失衡。特别是我国发展政策上往往片面追求速度，极易导致起落波动，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由计划指令转向市场驱动，焕发了内在活力。但是，市场经济也非万能，其失灵处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必然会出现周期性波动，造成种种损害。我们择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以宏观调控为前提，旨在防止过大的起伏波动，实现平衡较快的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居主导地位，经济运行走上了快车道，经济波动也渐呈显性。20多年回瞥，有过几次较大的波动， 1988～1992年的先过热、后过冷；1993～1996年的过热，通货膨胀超过20%，后实现“软着陆”；1997～2003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偏冷，一度出现负增长；2004～2006年增长偏快和轻度通胀；到2007年以来朝着过热和明显通胀的方向发展。过去每一次波动，都靠比较有力的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或松或紧和宽严互济， 使过热有所回落、偏冷有所升温，终于避免了整个经济的大起大落。与改革开放以前相对照，经济运行越来越向相对平衡的较快态势发展。当前这一次波动，使我们的宏观调控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实践告诉我们，为了正确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定要有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否则，如脱缰之马，或疾或徐，无论在中近期或长期，经济运行不可能实现平衡、较快和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近年来的经济学讨论中，少数学者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无视或忽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想把中国改革引到完全市场化的方向，这不符合30年来宝贵的经验教训，现在应当使其澄清、形成共识了。
　　
　　宏观调控的历史评估
　　
　　回顾30年来的经济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不能不把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关系全局和长远的砝码。长期以来的宏观调控，论其丰功伟绩，集中到一点，主要是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特别是快，为举世所公认，脍炙人口的数据，表现在持续二三十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大体上达到9%以上；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连续多年高攀到两位数，近几年仍是迭创新高。这象征着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越积越多，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在此基础上，经济结构有所优化，总体上实现了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也开创了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大步，解决了几千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全民温饱，城乡居民的年均收入逐年提高。不难设想，如果不搞宏观调控，听任市场自由波动，陷入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和增长危机，决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长期以来，宏观调控的各项目标并未得到系统和整体的实现。重读有关文献，在规定经济增长幅度时都强调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不止一次重申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最后大多未能如期实现，成为一个历史难题。当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出于国情制约，有的来自长期积累，大多也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和未能到位有关。从简单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到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其针对性和紧迫性，也反映了过去的宏观调控存在某些薄弱环节。拿几次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看，往往是好不容易实现了“软着陆”，不久就又来一个“硬起飞”，以致一个周期紧接一个周期，大多处于紧运行的境地，很少有相对宽松的正常运行。
　　检讨长期来宏观调控的缺陷，基本面是经常过热，一犯屡犯，有时更是愈演愈烈。其症结在于片面求快：首先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高速度，从“能快则快”上升到“越快越好”；其次是为了达到过快增长，路径选择在尽量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率；再次是在招商引资上也片面追求“多多益善”和“来者不拒”；与此同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计较消耗和成本，导致能源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此期间，还多次引起通货膨胀，有的突破警戒线。当前总结30年的经验，既要充分肯定正面成就，又要如实承认负面不足；既要坚持成功作为，又要改正不够成功的做法。对待宏观调控也该这样，目的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了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纠正和防止重犯主观主义和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偏差。
　　
　　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和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宏观层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率不断升高，从2003年以来，连续五年在两位数，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07年达到11.9%；二是物价指数也不断升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04年超过轻度通胀3%的界线，达到3.9%的水平，2007年达到4.8%。进入2008年后，此一趋势未有扭转，GDP增长仍在10%以上，CPI上涨达8%以上。
　　针对上述情况，原来的认知是：GDP增长偏快，还不是过热；CPI的上涨是结构性上涨，只是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还不是全面的通货膨胀。因此，原来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对此方针，理解不尽一致。有人认为，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是否容许保持偏快，而不是制止偏快；那么，继续偏快下去，终究导致过热。通胀，向来都是从结构性物价上涨开始；由于物价有联动性，经过成本影响，如不停下，也一定会导向全面上涨。进入2008年，从上半年动态看，经济增长略见回落，但仍持续在高位运行；物价不仅未见回落，反而进一步上涨，创出几年来的新高。
　　2008年的宏观调控，反映在年度计划目标上，择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计划或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确定这两个目标，不仅是预期，并有其约束性，不是随便定的。但8%左右的速度目标，看起来只是向社会传达政府的调控意向，而实现此目标的具体配套措施则明显不足。在目前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追求GDP情结的形势下，这一速度目标自然难以实现。从上半年执行情况看，今年两大计划目标都不可能达到，增长至少在10%左右；CPI上涨至少在5%～6%，甚至更高，都不可能比上年有理想的回落。
　　
　　今年“两会”期间的议论和后来的学者评述，出现了一种争论，即所谓“保经济增长”还是“遏制通货膨胀”?许多人感觉当前最重要的是抑制物价，为此要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调整下来。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要紧的是防止经济下滑，保持快速增长，而抑制物价上涨则是第二位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耕地不足、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等国内外因素，导致中国有高通胀长期化的趋势。未来20年内，长期年通胀率会在8%～10%；近三五年更严重，物价年上涨率会在10%上下。因此，对通货膨胀要长期应付、处理，慢慢来。要保持中国从全球化得来的高增长机遇的好处，必须忍受较高通胀率的痛苦代价。
　　还有一种意见，与这有所不同。认为现在通货膨胀仍在发展，虽然有人预测今年物价上涨将前高后低，下半年物价上涨率可能降一点，但通胀继续的趋势不会改变，全年将大于4.8%的上涨目标；而经济增长则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几次的灾害以及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回落，并且将继续下降。国内外各机构纷纷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数字，由11%到10%，到9%。不断传出“滞胀”可能要来的警告。好像10%、9%的增长速度，也是一种停滞衰退。为要防止衰退，对付“滞涨”，有人就主张要改变目前从紧、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说要“灵活掌握”，“不宜过紧”，实际上暗示要求放松，对宏观调控政策施加压力。这种意见值得商榷，是对宏观调控的否定和逆转。
　　
　　正确对待经济增长
　　
　　所以会有“保经济增长”还是“遏制通货膨胀”的争论，进一步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要求“保持经济增长第一”，顾虑经济增长会回落，主要代表在实业界，并得到相当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希望“物价稳定第一”，顾虑通货膨胀，主要来自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还有部分“中立”者，主张只有“为企业说话”，才是“为穷人办事”，似乎也振振有词，兼顾了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其实有其偏好。
　　我们认为，改变从紧、偏紧的宏观政策，现在不是时候。宏观调控的任务，保持经济增长当然是重要一项。我们希望有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但是，决不是越快越好，没有一个度。2000年我们曾经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由以前的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也曾期待本轮周期尽量拉长上升时段。事实上除2001年稍有波动外，从2000年到2007年一路飙升，8年中GDP增速分别为8.4%、8.3%、9.1%、10%、10.1%、10.4%、11.1%和11.9%。在历次经济周期中，这次上升时间是最长的了。这样的高速增长是不能长期持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5年是两位数了，去年达到11.9%，这对我国资源环境承受程度来说，应该说是过高的速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地理学家赵其国日前在广州说：“GDP增速超过7.18%，就必然出现资源环境问题。而我国大多数省市的GDP增速都在13%～17%，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1%，这种盲目地追求GDP是要出大问题的。10年之内中国不能根本解决环境问题，那情况就难以收拾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内部报告》、《中国经济报告》等处发表的文章，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他的研究，目前我国GDP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这里还要加上一句，这个速度也超过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从去年3月以来物价急剧上涨所引发的反应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中产以上和高端的群体，暂时还感受不到物价的压力。这个速度可以使当届政府政绩辉煌，但终究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光想从全球化中捞到高增长的好处，而轻视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能源、资源、环境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是不行的。
　　我们认为，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方面，应把现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到资源、能源、环境和基层民众大体能够承受的程度，即由去年11.9%，逐步调到潜在增长率8%～9%之间。30年来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9%稍多，基本上环绕在这样的水平上下浮动。9%的潜在增长率是历史经验的大体数据。这个速度，绝对不是一个低速度，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两三年内调整到潜在增长率8%～9%之间，如果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掌握适当，应当是能够做到的。这与今年猛降到8%左右的计划目标不同，今年的计划目标只是为了向社会传达政府的调控意愿，缺乏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并不期待能够实现。如果两三年内能达到回归潜在增长率以内的目标，就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速已由偏快回归到正常。
　　当然，经济运动，无论是上行或者下行，都会有一种惯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以后，会不会滑入衰退周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这一方面是下一个经济周期宏观调控要考虑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然周期也要有所预见，预为之计。比如可以利用稳健的财政政策中有保有压、偏宽偏紧的选择，在适当的时机网开稳健政策中保的一面、宽的一面，发挥它的扩张性的后续效果，以防止衰退或者减轻衰退的损失。
　　要注意经济增速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少数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增加坏账呆账等。这在经济周期变化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调整经济秩序所必需的，要妥为处理。最重要的是就业问题，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就业增长减缓、失业增加，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这是最要紧的事情。这个问题要从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来解决。比如要保留和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企业或工段，要多用劳动力的适用技术，要多办一些中小企业的服务事业，搞一些罗斯福的田纳西式的公共工程，凯恩斯举例掘土挖洞填洞的救济措施，等等。“挖洞填洞”对社会没有用处，但可解决失业问题。其实人们不会去干那种“挖洞填洞“的蠢事，现在社会上需要用人的有用的事情（如社会区服务、灾区重建等等）不知道有多少，就怕没有人去张罗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最有能力去组织这些社会事业的。
　　
　　坚持治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意味着对广大居民不断征收人头税，收入减少，财产缩水，生活下降。也意味着社会成本增加，购买力紧缩，市场交易失衡，企业经营失常，经济运行混乱。如果说，经济增长过热迟早会导致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最终无助于经济增长。所以，防止经济增长过热有利于遏制通胀，遏制通胀也有利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通胀“有益论”或“无害论”是经不起实践验证的。各国从来未见用通胀手段导致经济成功的个案，只是到处听见制止通货膨胀的呼声。
　　从近数百年经济史看，物价有长期上升时期，有长期下降时期，也有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货币因素，物价上升主要源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工资成本上升的刚性；而物价下降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部门的成本逐步下降。但是自世界货币由金属本位转向纸本位和信用本位以来，上述两种倾向相抵，全世界各国的物价总水平从长远看有间歇上升趋势。通常认为，物价每年持续上升3%以下属于轻度通胀，或者不算通胀，其与-2%以上的物价涨率之间的区间，视为正常波动区间。物价年上涨3%～5%属于温和通胀或中度通胀，不难应对。5%以上属于严重通胀，必须事先有所预防，事后坚决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货膨胀一再发生，应对之策是实行统购统销，凭券配给，限制消费。改革开放以来，通胀也未绝迹，一度也很严重。2007年的通胀，从粮价开始，所谓结构性通胀，其实已经波及全面，与能源结合，牵动制造业、服务业和公用事业。实际上当前已经是明显的通货膨胀。不但CPI从上年3月起突破轻度通胀界线，到今年己达7%～8%以上，而且PPI也从上年四季度开始上扬，从10月同比上涨3.2%到今年5月份8.2%。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传导下去，将加剧下游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加大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我们要正视现在已经出现的明显的通货膨胀，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上面我们提出在经济增长方面，两三年内把同年过高的增长率逐步调低到潜在增长率以内。在物价总水平方面，我们认为两三年内要努力把现在明显的通货膨胀，逐步调到或者回归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物价稳定所容许的区间，就是把物价上涨率调整到3%以下，在3～-2之间的一个区间。我们以前说过在这个区间里，物价波动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过了这个界线就要警钟长鸣了。

　　今后两三年物价下调的过程，能否考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抑制明显通胀，把物价指数降到5%左右；第二步是防止中度通胀，进一步降到3%～5%之间；第三步是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即力争物价涨跌在3%以下到-2%之间。这样，与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也是相适应、相对称、相协调的，构成宏观调控的中、近期规划。
　　设定稳定物价波动区间的界标当然不是绝对的，3%的物价上涨率可以给推动物价上涨的长期因素，如资源、环境、人力等成本因素，外部价差的国际因素，如石油、粮食、原材料等留有作用的空间。同时要看到，也有推动物价水平长期下落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等等，特别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领域。物价上涨过高或下落过大，都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设有高限低限，需要宏观上的管理和调整，来熨平周期波动。
　　总结以上意见，就是两三年内，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方面，由目前过快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整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内；在物价上涨方面，把现在明显的通胀回归到稳定物价的正常波动区间。这两条意见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坚决不要受那些怀疑、动摇目前既定方针的意见压力的影响，坚持中央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从紧货币政策不能动摇、不容改变，稳健财政政策也要稳中偏紧。
　　
　　内外交织中的以内为主
　　
　　这次通货膨胀的特点之一是有其国际因素。同上次国际金融危机相似，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的预计逐步看低，对我国外贸也是打压，顺差有所下降。同时，油价、粮价上升，形成一番复杂和多变的局面。宏观调控的任务，包括对国际收支的掌握，不能不正视这些外部风险。
　　复杂和多变，在于外部因素和内部情况结合起来，内外交织，形成某些不确定状态，产生了若干矛盾。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多少偏热，而世界经济多少偏冷。我国的贷款总规模过大，流动性过剩，导致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由此而反映在股市、房市上，我国前期虽有牛气，更有泡沫。于是在对策上大相径庭。美国在放松银根，降低利率，我们如果反其道而行，造成利率落差过大，势必吸引大量“热钱”，既扩大投放，还刺激汇率。权衡再三，颇费斟酌。
　　我们认为，在正视外部风险的同时，还是应当以内为主，把迎击内部挑战放在首位。比如中美利率差固然要考虑，但不及国内利率与物价指数之差形成负利率，加重通胀预期之更加重要。以外部因素为借口，主张宏观调控可以适当放松，不能从紧，这不符合国内的主流情况，是不可取的。那样做的结果，经济增长或许再快，而通货膨胀一定更烈，对当前或长远都非上策。我们应当坚持从紧和偏紧的宏观调控，在治理通胀有效后，也有利于应对外部影响。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拿国内外物价水平进行比较，存在一定差距，按照全球化进程，应当调整国内价格，使与国际接轨。以大米为例，国际价格已经涨到每公斤一美元，相当于国内价格的两倍。油价也相似，国际价格直线上升，国内价格升幅较缓。我们不反对从长远着想，可以逐步向外靠拢；但是，还要着眼于解决内部矛盾为主，有个因势利导的分阶段筹划，急于求成不利于遏制通胀，对国计民生都无利有弊。
　　
　　压缩需求中的扩大消费
　　
　　针对经济偏热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还要有适当压缩需求的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压缩什么需求，外需还是内需？这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另一期待是否矛盾?
　　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外需、内需看，外需过重；从内需看，投资过重。前者反映在外向依存度过高，超过美、德、日等外贸大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省市，有的达到100%以上(在计算方法上，进出口贸易额是全值，GDP是净值，口径不尽一致)。这不仅有风险，国际经济风吹草动，我们都受牵制，并且导致经济结构的某些畸型化。这只是扩大了创汇，而在收益分配上是向外倾斜的。近几年来，有的传统商品，国外市场渐趋饱和，加工基地有所转移，外贸总额及其顺差的增长趋势逆转，是必然的和合理的。这可能对我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有所下降，我们可以顺势而为，转向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更多地扩大技术贸易，不必斤斤计较于外贸总额的多少。
　　至于内需，主要问题是投资比重过大，消费份额相对不足，必须加快调整。宏观调控侧重于压缩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这样，外需和内需的投资部分适当压缩，有利于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腾出空间，为扩大消费需求让路，不会导致通胀过剧。
　　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扩大消费与宏观调控并无矛盾，而是在优化需求结构的基础上，既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较快，又有利于物价结构的优化及其稳定。归根结底，这要靠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首先在国民收入的总分配上，过去国家和企业偏多，居民偏少，要逐步倒过来；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上，过去资本偏多，利润侵蚀工资，要进一步体现公平。换个角度看，贫富差距过大，来自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利于扩大消费。在既成所有制格局下，要处理好劳资关系，本着劳资两利精神，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就能扩大消费，也为企业扩大市场，保证经济增长。不言而喻，通货膨胀还是扩大贫富差距的社会公害，稳定物价才能稳定市场，实现平稳较快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互动的。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起因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就我国此轮通胀来说，主要在于投资和出口的需求过大，与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供给成本的推动有关。所以治理通胀，除投资和出口需求的增长要加以调整外，还要针对一些产品的短缺和成本增加的问题采取对策，增加供给，开源与节流并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千方百计搞好农业，把粮食生产建成强盛的长效产业，坚决保护基本农田和播种面积，增加科技投入，务使其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并促进畜产、水产的增长；二是搞好能源、冶金和其他原材料产业，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对于某些供求关系不太紧张的产品，则视外需压缩和内需填补的消长情况，适当加以调整。
　　
　　从紧的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计划手段、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三者形成一体两翼。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少数国家编有预测性计划，但是一般不用计划手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导向作用。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都要受国家计划的指导。所以国家计划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心骨，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是广义的计划调控。当然，现在国家计划(包括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不是过去行政指令性计划，而是战略性、指导性计划，同时要有必要的约束和问责功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从我国经验看，若干年来，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就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扩大需求，使通货紧缩逐步缓解；而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就以货币政策为主，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逐步回归。总之，必须双管齐下，适当搭配，宽严互济，臻达宏观调控的择定目标。在经济运行正常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要坚持稳健即所谓“中性”。
　　通货膨胀是由实体经济中的矛盾产生的。但物价总水平的上升，离不开货币发行的支撑。因此，通货膨胀怎么说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治理通胀的必由之路在于压缩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实行收缩银根的从紧货币政策。这在发达国家，主要采用两种办法，一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二是提高利率，目的都在压缩贷款规模，提高贷款成本，进而压缩投资和生产规模，压缩社会需求。由于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各种金融工具的灵敏，这种办法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应，宏观调控似乎越来越简单易行了。

　　货币政策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调控货币信贷总量的工具，如公开市场、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等；二是调控货币信贷价格的工具，如利率和汇率等。2007年以来，从紧的货币政策执行中，数量型工具的运用比较多，如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价格型工具如利率，运用得相对较弱。去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了10次，今年又连续调高5次，达到17.5%；对于减缓流动性过剩，控制信贷规模，起了一定作用；但见效不大，投资规模依然过大，流动性过剩减少不多，物价没有促降反而上升。而利率去年只调了6次，每次调的幅度又很小，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今年一次未调，物价继续上扬，负利率越来越大，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4.17%，约为当前CPI同比指数8%左右之半。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1987～1988年和1993～1994年的高通胀，都是实际存款利率变为负利率之后不久，通胀率就开始显著地加速上升。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称，中国一年期存、贷利率都低于总体通胀率，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70年代美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伯恩斯和Fed实行的负利率，进一步刺激了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有力工具。为什么对稳定居民通胀预期如此重要的利率手段(加息)，如此之慎重呢?表面的理由主要是怕美联储降息，而我们升息，形成的利差会诱导外国短期游资流入。但据中国银行4月14日发布的人民币市场月报批露，外部游资追逐的，主要不是“利差”，而是资产投机利益。该报告认为，“非贸易外汇储备增长，与中美利率差的相关性最弱”，“2006年时境内股市的高收益率吸引了境外资金的涌入”。所以，金融当局眼睛盯着中美“利率差”，作为谨慎使用利率手段的借口，但轻视国内利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差(即负利率)会动摇居民对通胀预期的危险，是令人不解的。我们认为，其原因恐怕在于各方面利益博弈的结果，很显然“负利率”对强势利益集团(银行、大企业、大房地产开发商、大借款者等)有利，广大居民利益则是受损的。而居民这一弱势利益集团是很难有话语权，很难影响决策的，可能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通货膨胀是最坏的税收，最坏的再分配，其中一个重要的再分配渠道就是负利率，通过负利率，居民存款贬值转移流到强势集团手里去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总之，利率和汇率手段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要受到适当的重视。
　　
　　稳健偏紧的财政政策
　　
　　为了“双防”，我国2007年以来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但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可以偏松或偏紧。如过去稳健的货币政策，在1998～2002年时期就是稳中偏松，2003～2006年就是稳中偏紧，以因应当时的宏观形势。目前我们继续实行前几年的稳健财政政策，这一财政政策有保有压，也可以偏松偏紧。前几年因为财政收入增加较快，物价形势又不那么紧张，所以是稳中偏松的。现在的通货膨胀形势要求我们的财政政策稳中偏紧，不能因为财政增收超收过大(2007年一年增收1.25万亿元达到5.13万亿元)，就大手大脚，这样会对总需求推波助澜。不但楼堂场所可以不建，出国考察也可以少派，公费宴请尽量杜绝，行政开支要尽量节省，会议接待、公车支出要减少(政府决定中央机关公用支出今年减少5%)，而且像京沪高铁这样的大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也应该推迟到宏观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再建。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来改善民生，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适当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降低利息税率，减轻人民负担，已经采纳，力度不大。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并提高其水平，特别是惠及农民，看来势在必行。在通货膨胀高发期，低收入者包括低保者，受损害最大，给以相应补贴，财政也是义不容辞。总之，救灾、农业、民生、环保、国防等必要开支还得要保。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偏紧的财政政策，才能实现上述经济降温和物价稳定两大宏调目标。
　　
　　治理通胀与价格改革
　　
　　宏观调控不该就事论事，仅仅为了处理好当前出现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必须着眼长远，从治标到治本，才有益于整个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拿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来说，搞好宏观调控，应当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与改革体制、改进开放结合起来，取得长期的积极效应。
　　一方面，经济增长，几十年不止一次发生偏快、过热，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未能得到校正，只有推进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包括保留又好又快的提法，确实做到好字优先，而彻底纠正一味追求过高速度的GDP情结，那么，未来就有可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道理，并不高深，大家都懂，关键在于真正行动起来。
　　又一方面，通货膨胀，几十年也一再发生，但表现不尽一致，看来比经济增长有更深的渊源，值得进一步琢磨和思索。这次表现，从粮食开始，由能源驱动，决非偶然。无论从中国看、从世界看，对资源的价格敲起了警钟。回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正是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和以原煤、石油、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一直冻结在很低水平，成为市场化改革和价格改革的顽固堡垒，直到最后才得解放。当前出现以粮价和油价上涨为先锋，其实是对这种落后的、封闭的价格体系的一种颠覆，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不难设想，即使没有经济过热，也会暴露出来，或早或迟，都有很大的裂度和声响。
　　所以，这次治理通货膨胀，面对新的价格关系，不可能也不应当一切恢复旧观，回到原来的局面。粮价和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所谓“剪刀差”；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样克服了过去的倒挂，都是好事。理顺这两种价格关系，还将扭转传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倾向，似乎要付出新的代价，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补救和挽回。
　　所以，这次治理通货膨胀，应当和可能把价格改革放在核心部位，从而建立新的价格机制和价格关系。这里，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不能离开宏观调控。新的价格机制，把资源价格作为主心骨，既反映其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又表现为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科学性，互动中相对稳定。这对整个经济运行，同样是必要的。在科学的价格机制指引下，宏观调控将有新气象，经济增长将有新风尚。
　　
　　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
　　
　　在上述梳理过程中，我们感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内涵，宏观调控的对象不仅限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的四位一体，而可能和应当说有更加扩大的领域。试举一例，如这两年来的一个新话题是针对城市住房价格的不断上升，社会呼吁政府调控。住房问题直面民生，涉及对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与调控猪肉、蔬菜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一样，需要专门政策来调控，特别是它横跨经济与社会领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调控。
　　从这点联想，当前出现“三难”，住房外还有教育、医疗或称读书、看病，如何处理?要求财政、金融给以支撑，是否也要纳入宏观调控的大口径，统筹安排?因为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可以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却不能仅靠市场安排。所谓市场化或产业化，难以顺利运行，还有赖于政府的干预和参与，更离不开国家的计划调控。深化这些社会事业的改革，若不纳入政府计划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与此相关，从社会保障到收入分配，是否也有类似性质。社保相当部分以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为基本依托，商业保险处于辅助。初次分配涉及资本与劳动、垄断与非垄断、高管与普通职工等等关系。再分配的取和予涉及财税，处理不好都会违背公平，做不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重点，(下转第21页)（上接第11页）这些都要求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专门政策，运用财政、金融、计划三位一体的调控手段，放到更宽的宏观调控视野，包括规划和计划，给以引导，该无异议。
　　十七大文件重申，要发挥国家计划、规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规划也是计划，产业政策也属于计划调控范畴，所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能源政策、土地政策都有宏观性，与产业政策一样，20年来都是计划调控的手段。这些从不同方面还与经济发展及其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分不开，必须统筹协调，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找到动力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调控，其内涵广泛，手段众多，或称广义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国家指导和管理整个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方法，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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