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攻击爱国主义：中国媒体的当然底线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为了防止沦为外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的工具，中国媒体必须坚守“不攻击爱国主义”的当然底线。没有人要求每个媒体的每篇文章都捍卫爱国主义，中国媒体有大量关于财经、社会、生活、时尚、旅游甚至娱乐八卦的文章，这反映了中国现阶段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实，但是，任何媒体如果自以为在反对社会弊端方面获得了某些舆论支持，并试图利用这种支持去攻击爱国主义，那它就越过了“进攻顶点”而必然遭到惨败，考虑到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中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攻击爱国主义就不仅是反国家民族，而且是反人类文明了。　　

汪丁丁先生：依您自己的逻辑推导，您可能是个反现代文明的反智主义者　　

汪丁丁先生在《新世纪》周刊撰文“阴谋论为什么不正确”，极为推崇所谓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的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　　

汪先生的文章，虽然也谈到了其他国家，但主要篇幅显然是在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导致“没有智慧”和“阴谋论盛行”。　　

但是，任何一位理性的读者，都可以从汪先生的文章逻辑中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文明国家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以色列等等，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没有智慧的愚蠢之邦——因为他们的国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都证明这些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们“没有智慧”。　　

困惑的读者如果无法接受上述逻辑推导，那就只能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汪丁丁先生可能是个反现代文明的反智主义者。　　

当然，也许读者们都误读了汪先生，他推崇的也许是不允许一丝一毫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存在的印度智者的“苦思冥想的恒河水智慧”，这类智慧，目前显然还未能被世界各国拥有朴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广大公众——包括印度的广大公众，所真正认识。　　

美国为什么盛行“阴谋论”：复杂的宗教信仰冲突背景　　

汪丁丁先生文章中说“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这句话显然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很成问题的，美国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个“阴谋论”高度盛行的国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反共歇斯底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阴谋论”（全美国都恐惧于日本将击败美国，虽然日本在政治军事上是美国完全的附庸），至今多次统计，数千万美国人相信“9.11”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数千万美国人认为登月是美国政府的骗局——当然，如果有人硬要说这些现象在中国就是“阴谋论”，在美国就是“居安思危”、“科学质疑”，那我们也毫无办法。　　

美国和西方世界近现代流行的最大“阴谋论”，是围绕“共济会”展开的，这被认为是一个由犹太资本控制的妄图统治全球的“世界影子政府”。美国人数众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福音派信徒，始终坚持认为，美国政府、联合国、外交委员会、三边委员会、美联储、好莱坞等等，都是“共济会”摧毁美国基督教精神，摧毁美国进而统治世界的工具。　　

“共济会阴谋论”的背后，是个复杂深刻的、西方世界持续了二千多年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文明的最核心层是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中国是个没有一神教主导传统的文明，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地区处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信仰主导之下，深入研究——但绝不盲目相信——各类阴谋论背后的宗教根源，对中国更理性深刻地认识世界是有益的。　　

对美国这个“阴谋论”盛行的国家，汪丁丁先生文章中（明显指向中国）的观点，可以一字不改地套用“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中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承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那其对人类文明未来之路所投下的可怕阴影，就无法不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了。　　

“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发明家们”：不停制造关于中国历史的“阴谋论”　　

中国倒是有那么一批人，号称“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发明家们”，在不停地制造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阴谋论，他们回避根本的民族独立，广大劳动人民觉醒等基本因素，试图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某种“阴谋论”（包括“苏联阴谋论”、“罗斯福阴谋论”、“杜鲁门阴谋论”等），这就基本沦落到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的层次了。　　

按汪丁丁先生文中的描述，这类人显然“人性扭曲”，患了“受迫害症”。　　

“进攻顶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了“进攻顶点”这一重要概念，其基本涵义是：任何进攻都会遭遇某个关键的时间（及空间），超过这一时间（及空间），形势就会发生剧变，进攻者就会遭到猛烈的反击并极有可能陷入惨败的境地。　　

从战役层面看，二战中，德军进攻莫斯科——苏军反击——德军反反击，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反击包围并进攻——德军反反击；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对鸭绿江一线的进攻——志愿军的反击，以及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军的反击，战争各方都曾因越过“进攻顶点”遭受对方猛烈进攻而导致自身重大损失。　　

从战略层面看，冷战中，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也都有“进攻顶点”规律的作用。　　

任何媒体，不论中外，如果妄图利用自己在反对中国社会弊端中获得的某种舆论同情与支持，去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那就属于典型的“越过进攻顶点”，必然会自动地遭到猛烈的反击，进而陷入惨败的境地。　　

强烈捍卫中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广大左派及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同样需要深刻研究“进攻顶点”复杂而冷酷的规律。　　

典型案例：南都南周，孔庆东事件与公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　　

如果孔庆东骂人，那显然不对，但南都南周及其支持者都没什么资格在这点上攻击孔庆东，因为他们的国骂不仅大量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平面媒体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南都南周试图利用其在反对中国社会弊端方面积累的同情与支持，去贬低围攻中国的爱国主义（这在2008年后，在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等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显然属于越过“进攻顶点”了。　　

孔庆东策划的这场反击，在公共舆论方面是成功的，因为他举的是爱国主义旗帜，从而激发了“沉默的大多数”公众的爱国热情——当然，他也故意采取了做戏式的夸张姿态。　　

资中筠先生：未必需要对中国的爱国主义过分苛责　　

资中筠先生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她的很多观点我们都是赞成的，她认为，“美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必然还是超强力量”。我们同样认为，美国面对任何其他非美力量中心都具有强大的“全球体系优势”，这个优势有多大，从英美关系史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证明：189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就超过英国，至二战前夕达到英国3~4倍，一战英国打败德国还依靠了美国的财政金融及军事支持，但二战前英国还是在全球战略、金融、市场方面紧紧压制住了美国。　　

同样，我们也赞成资中筠先生的观点，中国模式依然存在种种不足与弊端，急需我们大力改进和升级。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资中筠先生对中国爱国主义的过分苛责，认为中国爱国主义“就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我们认为，这句话在逻辑上是值得商榷的：除非把普世价值定义成美国价值（即美国爱国主义必须肯定，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要受到质疑），否则，任何普世价值的构成中，不论有多少其他要素，爱国主义都占据了核心地位——世界各国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现代人类文明。　　

资中筠先生一定知道，同“美国至上”、“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式的美国爱国主义相比，中国的爱国主义完全是克制型、防御型的，我们和资中筠先生一样，希望中国和美国成为朋友，但美国对朋友的本质定义，是“无法击败的对手”，手下败将欧洲、日本在美国眼里仅仅是军事政治附庸而已。苏联在冷战中失败解体，俄罗斯也就丧失了同美国成为真正朋友的机会。　　

我们中国必须要持续大力加强物质与精神力量，包括军事、经济、科技力量，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力量，成为美国“无法击败的对手”——这样，中美两国才能真正成为朋友，这对中美两国人民，对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中国商业性媒体的一个特点：过分放大了不从事实践操作的纯知识分子的声音　　

纯知识分子的声音当然重要，但是真正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各级政府、企业家投资家（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及科技工作者，只是由于，或者他们本职工作繁忙，或者他们有组织纪律约束，这才导致了在中国商业性媒体上，不从事实践操作的纯知识分子的声音，被过分放大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仅仅从商业性媒体上，人们能看到的，是一个被纯知识分子扭曲了的、失真的中国。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对中国局势走向的多次重大判断失误（特别是几次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被中国纯知识分子误导这个原因。这类纯知识分子（多数持自由派观点），在至今近百年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真实地位其实是十分边缘化的。　　

对这类知识分子自由派，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首推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简称“公知”）。　　

最近，南方都市报自己出人意料地对“公知”进行了反思，宣称“公知”（以及有人制造的对应的“母知”），似乎同“砖家”“叫兽”等一样成了骂人词汇，原因在于“一些所谓公知，开始自我感觉良好地转向，自我升华，乃至自我真理化了，俨然一副青年导师的面貌……”　　

“公知”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越过了“进攻顶点”而遭到了公众的反击，真的能否自我反思，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防止最坏：错误的改革药方将使我们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加恶化严重　　

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伴生着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端，这无须否认，也必须认真解决，但是，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这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恶化。　　

苏联如当时自己的“公知”所愿进行了改革，结果是国家解体，经济急速下滑，恶性通货膨胀，七八个金融寡头统治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不管俄罗斯公知们坚持己见还是反思转向，他们对阻止国家民族的灾难都毫无办法。　　

所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是不可能使用自由派“公知”所开的药方的，因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愿望，自由派“公知”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责任的能力，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的党政决策者们，考虑的显然是真正推动中国发展与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广大劳动人民、企业家投资家，科技工作者……　　

自由派“公知”们声称，“启蒙就是回归常识”，但在美国西方金融危机暴露出严重的体制与结构问题的今天，他们依然把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当成“普世价值”给中国“启蒙”，这就显然违背逻辑与常识了——按他们的药方，美国西方的结构性危机在等着中国，考虑到发展程度的差异，“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各种严重弊端也在等着中国，这样违背常识的“启蒙”，完全就是一种新蒙昧主义教条了。　　

再次请教“普世价值”信徒们：你们能让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态度达到德国的水平吗？　　

这里不存在“普世价值”公知们最爱“转进”的中国现行体制问题，我们谈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在抗战中死难受害的中国人的人权问题。　　

显然，“普世价值”公知们既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更办不成这件事。　　

德国日本对二战罪行认罪态度的差异，是因为战后控制德国日本的是美国，但控制美国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华人，所以犹太人可以把自身的苦难上升为全人类的苦难，中国人就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类文明真实的一面。　　

通不过这道试金石的考验，“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的宣传者就只能在中国人面前显得像是欺骗者或被洗脑者。　　

中国导演拍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对激发中国的爱国主义，对在全球揭露日军的残暴，还是有些作用的，但是，我们对局势的判断还是要持冷静清醒的态度。　　

第一，无论怎么拍，拍多少部，都不要奢望在美国和全球达到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程度——除非华人在华尔街、好莱坞和美国主流传媒拥有犹太人的地位。　　

第二，不要试图“艺术加工”日军的所谓“泛人性”，这对日本主流社会改变态度基本没有作用，反而只能引起广大中国影迷的激烈反弹。改变日本对战争认识的态度？——除非中国在日本拥有美国在日本的地位。　　

第三：归根结底，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强大的经济与国防力量，才是中国人民人权的根本保障。　　

“不攻击爱国主义”，这对中国媒体而言，不是个太高的要求，这个当然底线都无法守住，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及国家文化安全，就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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