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新闻报道指出，国泰君安的员工2008年度人均薪酬和福利费达到100万元人民币。此报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如此高额的薪酬和福利费，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人们也同样会问，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国有控股企业人均100万的薪酬和福利费，是否符合国情？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或者加大了贫富差距？我认为，这些问题和思考都很好。不管国泰君安的人均薪酬是否实发了100万，还是另有玄机，这个现象确实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讨论国泰君安的高额薪酬时，还“碰巧”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对华尔街高管们的高薪很生气，说了比较狠的话，诸如“可耻”，“不负责任”之类。从新闻的角度说，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连央视《新闻1+1》节目也将这两事情紧密放在一起。利用新闻效应，这没什么问题。然而，某种潜意识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是因为奥巴马说了高薪“可耻”，所以我们也应该关注此事。所以，反过来就要问：如果奥巴马没说“可耻”，国泰君安的事情是否就过关了？或者至少影响不会这么大，低调处理了？
    央视《新闻1+1》的这期节目首先以来自美国的内容开始，奥巴马宣布：接受美国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的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第二部分讲到国泰君安的人均100万元薪酬。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董倩提出了一个响亮的问题：我们从奥巴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学到什么？这样一个结构已经说明了该节目的整体构思：我们要限制不合理的高薪，是向奥巴马、向美国学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否也算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该节目所表达的这种潜台词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首先，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现象，其源头就是美国。虽然说中国某些企业的高管和员工薪酬的确高得不合理，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高管的收入，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要挖掘中国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源头，实际上很简单就可以找到美国的榜样。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贫富差别很大的国家。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加速了财富向极少数富人流动的趋势，以至于科学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美国人获益，美国由此也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贫富差别最为悬殊的国家。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其次，中国原来的贫富差别没有现在这么大。从历史文化上说，一些主张全面学习美国的人，还经常批判中国古代“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近几十年来，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口号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我们暂且不论贫富差距扩大算不算国外先进经验，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主张、所欢迎的。而是学习外来文化，尤其是学习美国的结果。

    第三，奥巴马以一个平民形象的总统，向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限薪令”，能够涉及的范围极为有限，对于缩小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几乎不起作用，基本上只是走过场，摆样子的举动。奥巴马的这一举动，比较符合他“美国需要变革”的主张。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一贯认为企业应该放任自由，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插手企业管理，不是美国的传统，而被美国人视为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当然，奥巴马的“限薪令”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也确实具有一些象征意义，能够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比较令人怀疑。
    第四，早在奥巴马说“可耻”以前很多年，中国就不断有人指出，国内某些行业垄断部门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与中国人平均收入水平相比高得不合理。包括某些企业高管的年薪，以及某些非私营机构工作人员的高消费，也受到国内很多民众和媒体的质疑。而与此同时，当时美国在做的事情是给有钱人减税，进一步推动社会上层人士收入的提高，大力宣传高收入的财富英雄，不断强化一夜暴富的梦想。反而是中国社会不断有人提出警惕两极分化，不断有人指出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的不合理，而且也不断试图在实践中制约这个现象。
    所以，在“限薪”问题上，中国始终有一股力量在反对高薪，主张社会的相对平等（在这里我一定要说明，相对平等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这种力量是基于中国长期而持久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事实上是美国社会比较缺乏的。而中国社会近年来另一股主张全面学习美国的力量，则在不断拉大收入的差距。因此，奥巴马的“限薪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向中国的本土力量学的。所以，在对待奥巴马高薪“可耻”论和国泰君安这两件事情上，决不是《新闻1+1》主持人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向奥巴马学什么？而恰恰相反，奥巴马的“限薪令”实际上说明，如今美国人不得不要学中国了，或者说是要学习中国的传统了。
    央视《新闻1+1》的这期节目，在关于奥巴马和国泰君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心态，是一种近年来植根于某些中国人脑海中的潜意识，脱口而出的时候，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合适。这种潜意识就是：凡是好的都来自美国；凡是差的都是中国自己的。这是另一种“两个凡是”。很多人在认真思考后，也许会发现这种潜意识的不合理。但这种潜意识植根太深了，往往不由自主地就流露出来。于是，在“限薪”问题上，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好传统，也不认识了，反而慷慨地把荣誉送给别人，顺便再把自己贬低一番。却不敢想象：这么好的东西居然会是中国的？这么先进的美国居然会学习中国的古老传统？这究竟是一种糊涂还是自卑？当然，我们不能说奥巴马是读了哪本中国古书而产生“限薪令”的念头，但是，缩小贫富差距确实是中国的传统，而不是美国的传统。

    美国由于大资本、企业主和少数精英主导社会，始终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因此，奥巴马发布“限薪令”，其实是试图扩大政府权力的一种表现。奥巴马如果要让他的“限薪令”真正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向中国学更多。否则，命令发布了，得不到有效执行，徒然损害自己的形象和权威。我认为，奥巴马的“限薪令”除了给民众一个表面交代外，基本上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体制决定的。奥巴马以一个明确的50万美元做标准，试图强制“限薪”，也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作秀的成分大于实际效果。

    要真正做到有效合理地“限薪”，只有中国的体制才能迅速而普遍地实现。所以，奥巴马的“限薪令”如果不是摆样子，就得向中国学习更多。中国要缩小贫富差距，限制不合理的高薪，不会因为奥巴马说了“可耻”才去做，无数的中国人早就在说“可耻”了，包括我本人都快说破嘴皮了。所以，中国的高薪、贫富差距是学习美国的结果。我们反对贫富差距悬殊，根本不需要拿美国作榜样，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反对贫富差距的榜样。希望《新闻1+1》以后在这个问题上能清醒一些。

企业高管为何收入惊人？

作者：刘仰

   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之一，有一些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相当严重且相当危险的地步。之所以不引用这些数据，是因为由于统计学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对于中国此类数据统计的真实性，是值得大打折扣的。包括近几年出现的中国“富豪榜”，其真实程度都值得怀疑。然而，不管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是一个人们经常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现象。一旦有一些国内企业高管的真实巨额收入偶然地被曝光，就会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中国近三十年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三十年前，中国人还处在“大锅饭”的年代，收入差距确实不大。自从全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必定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我们不能站在平均主义的立场，谴责所有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收入有别只要适度，就是正常现象，它符合“多劳多得”的普遍原则。然而，任何社会都应该反对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所体现的，已经不是“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另一些非正常的不合理规则。
    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在很多方面要向国外学习，但是，在“如何学习，学习什么”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根据现实，对发达国家的行为方式有明确的判断。否则，很可能就把不好的东西学来，后患无穷。比方说，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悬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过于迷信美国、照搬美国经济模式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去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21世纪初，美国100多家大公司的CEO平均年薪超过900万美元，比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出367倍。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比较，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但至少可以窥斑知豹，一般认为，美国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悬殊有几个主要原因，而这些形成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当今中国几乎完全一样。
    首先，收入形式发生变化。美国过去以制造业收入为主，近几十年来，美国迅速变成以股票、期货等金融虚拟财产为主。这使得一些职业经理人无需懂得本企业的真正业务，只需懂得金融炒作就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金融收益，企业的真正业务与金融收益已没有必然关系，企业CEO的收入也与本分劳动的工人没有了关联。按照美国的流行模式，一大批MBA之类的职业经理人成为工商界的宠儿，几乎个个都在搞概念上市，玩概念兼并收购重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企业的实际利润与金融炒作的收益已不能对等，CEO们的个人收入自然因金融成就而水涨船高。在中国我们也同样看到，收入惊人的企业高管，基本上也都在上市公司或金融类企业，玩的都是同样手法，一些国内上市公司的真实业务简直就像谜一样令人费解。
    其次，金融需要大肆炒作。由于企业的效益主要来自金融，炒作至上的金融领域，就需要大作表面文章。这种表面文章有些是拼凑、编造的概念，有些是企业的形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企业CEO的收入。一个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如果收入太低，容易让人怀疑企业的实力，上市公司就算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给自己的CEO配备一个好的“卖相”。因此，上市公司CEO的收入和明星效益相结合，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法宝，对于广泛吸引股民、拉动股价有着神奇的作用。在中国，由于一些具体原因，一般不会拿CEO的个人高额收入作为宣传重点，但是，上市公司CEO的名人效应已向美国学的惟妙惟肖。
    第三，媒体被普遍收买。媒体本来在反对贫富差距悬殊、制约不合理高收入上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美国媒体要么被收购上市，要么被私人拥有，要么被广告商控制。于是，媒体只能配合资本，大力宣传财富英雄，高调颂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热情赞美商业天才，不遗余力地传播名人明星的财富奇迹。媒体在宣传不合理的高收入上极力推波助澜，制造了一个高收入的普遍梦幻。对于中国媒体来说，除了不能私有化，其他与美国媒体几无二致。
    第四，工会组织被瓦解。工会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工人的利益，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工会组织在美国企业已经很少能发挥作用。例如世界著名大企业沃尔玛，其财富总值和CEO年薪都领先世界，但是，沃尔玛不允许组织工会，企业员工收入与世界500强的身份严重不符。沃尔玛之外的其他美国企业，如果有人参与工会或试图保护工人利益，经常会受到辞退的待遇或威胁。此种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发生。
    第五，监督机制丧失。企业CEO的高收入，只是贫富差距悬殊现象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都会造成收入差距极端放大。有人指出，收入公开透明化，利用社会舆论配合相应的制度，对限制高收入会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另一个来自美国的人权概念，阻止了这种企图。按照美国人的观念，收入是个人隐私。除非像上市公司CEO那样，主动愿意用高收入做宣传，否则，收入隐私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中国高收入人群都拥护这一观念，针对少数特殊人群的收入透明化或财产申报制难以实行。

    发达国家形态各异，贫富差距悬殊的程度以美国首屈一指，举世独一无二。近段时间，在金融危机、泡沫破灭的形势下，美国一些企业依然给高管们发放2008年度的巨额分红，连新任总统奥巴马都不得不骂其“无耻”，“不负责任”，足以见得美国制造和维持贫富差距的根源有多深，改变有多难。有一些人大力主张向美国学习，目的就是要达到美国式富人主宰天下的局面。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只听到被灌输的美国的种种好处，却不了解照搬美国的危害。或以为只要像美国一样，自己就能成比尔-盖茨。却不想想，全世界也只有在贫富差距悬殊程度独一无二的美国，才会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独一无二的世界首富。如果中国不加分辨地学习美国，贫富差距只会继续加大。
    减少贫富差距悬殊，不能只靠限制高收入，否则，容易产生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合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原则，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尤其要引起重视。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某些地区已经开始以具体的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这种行动实际上也是对学习美国经济模式深入反思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