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经济见底回暖说”开始出现并逐渐强烈。而且不仅中国有人在说，全世界都有人在说。基于此前对这场经济危机根源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两个原因导致，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懦弱。　　

想必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批人在谈什么？在谈次债危机见底了，甚至结束了。我们不清楚去年谈次债见底的和现在说经济回暖的是否是同一伙子，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现在大说经济危机见底的人将像去年大谈次债危机见底的人一样最终所为人不耻。因为他们存在一个共性，就是无知，对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真正根源的无知。一个对经济危机产生根源不清楚的人，甚至压根不想去弄清楚的人，有何资格去对未来走势去判断？一个勤于预测，疏于研究的人，他的预测能够不闹笑话吗？　　

无知的一个表现是将这次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连带了实体经济。只要把金融系统的问题解决了，经济也就自动恢复。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忘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系统，无论它如何发达，无论它怎么创新，它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个是它的本质、身份和地位。就像古代的一个丫鬟，无论她长的多漂亮、打扮的多光鲜她也是为小姐服务的。然而，现在我们却有很多人被丫鬟性感的外表和华丽的衣着迷惑了，把她当　成　小姐了。危机发生之前，金融领域的确辉煌，收入高、受社会尊敬、会玩数学模型等等，但这丝毫更改不了金融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工具，它是寄生于实体经济的。尽管，发达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这种作用和影响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分。谁是主？实体经济是主！孰为本？实体经济是本！不可否认的是，单纯的金融系统的波动也一定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但是，大规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一定不在金融上，而在实体经济自身。这个时候也金融系统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正如本次危机所表现，但是这也是起源于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也就是说，是实体经济牵着金融系统在走，而不是相反，是金融系统牵着实体经济在走。　　

一旦把问题定格在金融上，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实体经济是没问题的，至少问题不大。这导致很多人缺乏深入研究本次经济危机真正根源的动力。专家们稀里糊涂，官员们稀里糊涂，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也就稀里糊涂的出台了。现在，他们又都在稀里糊涂地说回暖了。透过稀里糊涂的喧嚣，我们清楚地看到的是，全球局势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失控的深渊！　　

无知的另一个表现是，把眼前的这场危机看成一次例行的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点有点奇怪，我们的主流媒体一边厢在说这次危机百年不遇，一边厢却有在努力寻找回暖信号。其他的不说，但说这个百年不遇，如果现在就能够轻易见底回暖，那它怎么还配得上这个百年不遇的招牌？4月22，IMF发布了它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的前四章。这里不想谈他们的结论（也不屑于谈，老变，不靠谱），只说他们的方法。这次比较进步的是，他们终于着手于探求危机爆发的根源了，其方法是，对二战以后所发生的历次经济衰退进行剖析，总结出一般规律，然后再套到眼前这次危机上。如果但就规模来说，二战以后的经济波动都和百年不遇相去甚远，这意味着IMF的方法潜在地是以“平常心”来看待这次危机，如此选择样本，如此的研究态度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怪乎他们对经济危机趋势的判断一变再变了。在“与时俱进”上倒做的不错。　　

说完“无知”说“懦弱”。　　

当前的这场危机也是一个变局，一个大变局。如果说，这场经济危机是百年不遇，那么你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已经身处又一个历史“大拐点”。当阅读历史时，对伟大的转折总是清晰而强烈，一旦身临其境，却又浑然不觉了。要接受如此规模之大的变革，需要接受利益关系上改变、习惯的改变、以及思维的改变。能做到这些，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更多的人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所以他们拼命搜寻经济见底和回暖的蛛丝马迹，希望能够快速再次重温旧梦。这是什么？这就是懦弱！　　

下面就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来分别阐述。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堪称滑铁卢，没有人提前进行稍微的预警，相反，他们一直在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早在2004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只是，高傲的他们那时还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遭民众的唾弃的原因是民众的“非理性”、“仇富”情节作怪，他们还可以拿从西方生吞活剥而来的貌似高深的经济理论为自己辩护，而他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则将这块遮羞布撕个粉碎，于是他们就一丝不挂了。 　　

如此窘境何以发生？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时，只做到了知其然，而没有做到知其所以然。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因应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而提出，这些环境便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研究经济学，除了研究经济理论本身外，更重要地是研究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和环境，提炼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负有挑战性，原因在于，这一切在经济学教材中并不存在，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只有你准确提炼出，一种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局限在哪里，它的解释边界在哪里？一旦环境变化，该如何调整以使其在新环境下重获解释力。而我们的经济学家显然离这个要求相去甚远。在亚当·斯密去世2个半世纪后，他们还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将《国富论》如圣经（见《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30916121_d.html），他们毫不怀疑地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直流的言论为圭臬。他们不去问，亚当斯密时代的环境是什么，现在的环境是什么？西方的环境是什么？中国的环境又是什么？在他们的脑子里，经济理论可以穿越时间、穿越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古今而皆准。　　

他们的思维已经僵化，更重要地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他们只能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只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所以，在骤变的经济形势面前，他们手足无措，惊慌失措。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是非正常的、非常态的，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确切地说，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而只能懦弱地期盼这一切很快地过去。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和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了，而只能寄望于社会能够适应自己的思维而做出改变。所以，他们对经济尽快见底和回暖情绪高涨。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有几位对形势突变嗅觉异常敏锐，令人钦佩，华为的任正非和万科的王石应该名列其中。但是，更多的却是庸碌之辈，他们的成功只是撞大运而已。2008年，也是堪称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滑铁卢。很多标志性企业家都在这一年颜面扫地，甚至身陷囹圄。遭遇如此难堪，根源在于，他们缺乏战略思考，他们对中国近年出现的巨大变化没有觉察和没有理解，他们只会按自己的习惯行事，他们的思维还沉浸于已经杳如黄鹤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在变化的环境面前，他们战略决策显得异常幼稚和荒唐。更重要地是，他们也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不愿意接受投资已经失败的事实，不愿意根据环境的变化，检讨以往的决策假设，而寄希望于经济的尽快回暖，这已经是懦弱了，哪里还有企业家的样子。　　

以主流经济学家做智囊，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此次危机中注定难逃狼狈。中央政府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在2008年连续急剧转向，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双防”的定调也沦为笑谈。事实上，我们在2008年3月份的“两会”还在坚持这一基调，此后经过几次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后，至10月份便转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变成全力保增长。一个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经济大国，其经济战略知道想象居然可以在区区半年内完成180度的大掉头，想必很多官员会感觉如在梦中。　　

当然，我们的媒体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此进行诠释：决策层深具决策魄力和决策灵活度。真的如此，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环顾一下周围，尤其是美国，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急剧转弯的经济政策并非是基于我们自身独立独特的判断而做出的，我们只是对别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亦步亦趋而已。这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可以依然缺乏独立、自信的判断，而只能继续选择追随。事实上，中国国内近期回暖说的风生水起，和受美国方面的影响不无关系。迅速的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敞开胸怀拥抱变化了，像经济学家、企业家一样，他们可能也在内心身处默默祈祷着混乱局面的快速离去。　　

政治家的懦弱性还表现在他们惧怕经济决策引发社会不安和动荡。所以，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眼前稳定，而非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经济已经见底和回暖，显然是他们所朝思暮想。　　

归纳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们举国正在或多或少地秉持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此经济危机。未来如何，不得而知。最后，还是引用我们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2008年度宏观形势研究报告——《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中的观点作为结尾。“全球的经济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全球和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危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全文：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95488.html）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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