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凯雷意欲收购中国徐工在国内引发了新一轮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外资收购徐工，另一种则赞成甚至力挺外资收购行为。对这些参与争论的徐工“局外人”来说，徐工收购的个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例对全国企业的示范效应，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外资并购在中国的走向，而争论的意义在于，不同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未来决策，从而影响中国企业/产业的长远发展，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

    反对外资收购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非卖不可的理由，对徐工如此，对类似大型企业也是如此。首先，缺钱不是出售中国大型企业的依据。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但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丰裕，说明中国目前并不缺乏资金。个别企业暂时的资金困难可以通过国内资金调配加以解决。第二，外资收购并不必然带来先进管理。在徐工的经营管理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并购之后能够带来经营管理的重大变化，而且，收购方凯雷是财务投资者，本身并不具备企业管理经验。况且，如果依靠现有经营管理层的确无法改善企业管理，还可以采用聘请国外职业经理人这种国外比较流行的做法，不必非卖掉企业不可。第三，外资收购并不能带来所期待的先进技术。我国多年来“市场换技术”的实践已经越来越证明并不成功，而无论理论还是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而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不能通过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得到。

    因此，外资并购徐工既无明显的必要，也无确定的好处。但是，这种做法带来的坏处却一目了然。徐工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的龙头企业变成外资企业，不但给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导致中国其他行业的龙头企业被收购或被挤垮，从而削弱我国的民族产业，危及我国长远经济利益。

    支持外资收购的观点认为，徐工被外资收购并无任何不妥，首先，徐工就算由于外资控股发生了变化，那也只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子。第二，中国境内的企业即使归外资所有，只要能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使其价值最大化，就是给中国做出了贡献，就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也就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第三，外国在中国的企业受中国的法律规范，由中国政府管理，“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何怕之有”？第四，让外资自由收购国内企业符合自由贸易原则，符合全球化潮流。

    抛开各种看法涉及的一些细节不谈，从以上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争论双方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个问题就是：外资掌控中国企业是否无关紧要？或者说，企业归谁所有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不须考虑的问题了？反对并购的观点认为，谁拥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在并购支持者看来，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差别，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它们都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子，因此，中国政府对它们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排斥一类企业而扶植另一类企业，因此，任何对外资并购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而外资并购徐工，或者并购国内任何其他龙头企业，也就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企业归谁所有是无关紧要，还是至关重要、甚至性命攸关？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答案都不是前者。

    这里暂且不详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这里提到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毕竟仍然被我国当作指导思想），只要提到如下一点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国家的性质。人们可以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理论推翻了这个基本原理。

    改革开放到如今，通过大规模的“国退私进”，我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不管“姓资姓社”的地步，现在则更进一步，把外资企业等同于民族企业的观点实际上正在推动中国向着不管“姓中姓外”的方向迈进。与不管“姓资姓社”相比，无视“姓中姓外”隐含着一个新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在全球化潮流中，资本流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就一定是受益者，而资本来自那个国家反而并不重要。

    事实是，尽管资本生来就具有全球扩张的冲动，其逐利本性使它总是试图冲破地域界限，在全世界寻求获利场所，但到目前为止，资本的全球扩张从来离不开国家政权的保护，从历史上的“炮舰开路”，到现在全球贸易投资谈判中各国政府讨价还价、互不相让， 这种“国旗前导”的做法即便形式上有所改变，其必要性不减当年。对国家政权的这种深深依赖造就了资本对本国利益的忠诚。这种忠诚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体现了资本利益与本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因此，资本虽然看起来到处安家，但母国永远是它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为它开路、对它提供保护并以此换取回报的利益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无论全球化的音调多么高亢，都没有改变世界体系仍然由民族国家组成这个事实，而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常常并不相同，冲突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时甚至以你死我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国家利益既有某些交叉、更存在对立和冲突的世界上，只要承认资本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利益攸关、共存共荣的关系，认为外资与民族资本之间不存在差别的观点就是根本错误的。

    承认外资与民族资本存在差别，并不等于完全反对利用外资，我们可以争取使外资为我所用，借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但如果不承认这种差别，反倒有可能让我们自己为外资所用，最后落得个损己利人的下场。因此，在徐工是否应该让外资收购的问题上，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冷静分析它对我国具体企业、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利弊，认真研究解决实际困难的各种可行的途径，包括引进外资和不引进外资的途径，而不是拿所谓外资等于中资的错误说法回避问题，转移视线，甚至更糟糕地，把这种错误观点上升为一般原则，影响国家在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问题上的决策。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考虑外资掌控中国企业可能产生的后果。

    首先，企业为外资所有，必然意味着利润归外资获得，这同时意味着中国从该企业获得的收入从原来的利润加工资，减少到只剩下工资这一项。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在说服我国劳动力满足于自己低工资的时候，往往喜欢强调按要素分配，强调谁投资谁得利，投资者要求得到利润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中国龙头企业的利润本来归中国所有，外资收购后必然归外资所有，无论它的竞争力提高多少，其带来的利润都与中国无关，如此重大的转变，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正如余永定指出的，借债是一次性的，出让股权则要永远支付红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我们现在的决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让我们论为外资的打工仔，世世代代只能依靠工资过日子，而把利润/剩余价值拱手让给外国资本。

     其次，有人提出，只要在中国境内，外资企业也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受到中国法律法规的规范，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说法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根本不能解除人们的担忧。在中国民族企业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政府也许不难管理境内的外资企业，但如果外资企业形成了汪洋大海，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谁能断定，那时将是外资企业听命于中国政府，还是相反？政府的管理能力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政府与外资的搏弈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取决于谁掌握经济资源，而不取决于人们对国家管理和约束外资企业的能力是否有信心。这一点，稍具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

    主张徐工（或任何其他中国企业）应该卖给外资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是因为中国目前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不能做到对所有类型企业一视同仁，在这种情况下，让外资并购就成了主要可行的选择。那么，如果认为中国多年尚且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融资体系，又怎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有能力对外资实行有效管理？一方面承认甚至指责中国政府在某些经济工作中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在无条件支持外资并购时，却又对政府监管能力充满信心，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第三，为外资并购徐工辩解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股权、资本、所有权都是流动的，你今天可以收购我，我明天也可以收购你。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稍加追究就能发现，这种说法把可能当成了必然，而依此为据放任外资收购将大错特错。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可以”收购不等于“有能力”收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能力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然，我们也就不会看到如下的严酷现实：外资收购我国企业是大量、时时发生的事情，而中国资本收购外国企业却是偶然、零星发生的事情，两者根本不成比例。如果不是完全站在外资立场上看问题，人们就不能无视这个现实。

    正如有人指出的，拉美有些国家，多年前也曾热中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参与要素“流动”，当年也曾有人预言，它们很快将步入第一世界。如此这般多年，用西方有些媒体的话说，这些国家几乎“流动”成了“第四世界”， 国家经济近乎破产，每年出口外汇所得只够偿还外资利息。事实是，外国直接投资必然导致利润不断流出，如果后续外国直接投资不足，外贸出口下降，就会产生外资利息偿付困难，引发支付危机，国家经济很可能就此跌入发展陷阱，正像一些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可以说，无条件、无限制地依靠外资好比吸食毒品，一旦上瘾，维持肌体运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到了这个时候，国家经济重新振兴将变的十分困难。

    第四，面对外资并购，我们需不需要考虑国家安全？答案无疑应该是肯定的。在外资并购问题上，考虑国家安全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有人热中于从与外国“接轨”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外资并购必须考虑国家安全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接轨”的“国际惯例”。

    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主权国家在与外资打交道的时候不考虑国家安全问题。在各类产业中，国防工业、银行和金融业、交通、通讯、以及高科技产业一般被认为是涉及国家安全最敏感的产业，因此，通常受到国家最严格的保护，或者不允许外资介入，或者把外资介入强制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在实践中，遇到外资收购的时候，即使涉及某些不属于通常受保护的企业，就连发达国家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个案认定的办法做出决定。中国参与的有些海外收购虽然都是该国公开招标的项目，但仍然屡屡遇挫，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以失败告终，更让人领略了美国政府保护意识之强，甚至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中国也许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做法，但走到另一个极端更不可取。

    令人不解的是，在主张敞开大门让外资收购上，有些人对中国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信心十足，而在出售中国企业上，却表现出对中国自身管理和壮大企业的能力毫无信心，一遇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卖”字，把外国人接手当作唯一出路。这种思路和做法蔓延开来，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外资的天下，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而外资既可以自由进来，当然也可以自由撤出，到时候，留给中国的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经济烂摊子和一个打工仔社会。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外资并购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因为答案是肯定的，而是要区别对待，根据不同产业的安全敏感度做出相应决定。有人说，“凯雷并购徐工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以此力主外资并购徐工，但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不是一句话就能让国人放心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建立自身经济体系的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范围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应该对这些领域提供更严格的保护，而不是相反。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有资格要求中国拿自己的利益做赌注，敞开大门让外资收购，以此在世界上树立什么“最好的‘自由贸易’国家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资收购应该持审慎的态度，不能一概反对，但必须认识到，外资收购可能带来一定好处，但中国必然要付出成本和代价。只有在成本和代价小于我国所得的情况下，外资收购才应当得到考虑。在涉及像徐工这样龙头企业的情况下，外资收购的成本和代价不但要从单个企业着眼，还要考虑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不但要考虑眼前利益，还要考虑长远利益；不但要考虑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能把经济发展的命运寄托在外资上，否则，中国的未来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世界上鲜有依靠外国资本变成发达国家的先例。日本和韩国在不依赖外资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飞跃，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迄今为止，两国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之低完全不能与中国目前水平相提并论。中国要转变增长方式，首先就要改变过度依赖外资外贸的增长模式，而排除各种教条和言论的干扰，审慎对待外资并购，正是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采取的切实步骤。[完]

          发表于《中国企业报》，2006年8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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