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避免全球化陷阱

黄树东

　　中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球化自由贸易成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识，从而把我们曾赖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和体制斥为封闭的体系，要把中国经济产业结构扁平化，要使中国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要把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的所有城墙全部打开。简而言之要淡化中国经济的民族意识，要强化中国经济是世界意思。
　　其实，这些倡导全球化的人，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故意不知道，全球化虽然与自由贸易一脉相传，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国际战略，是美国大金融资本集团首先提出来的，他代表的是美国利益，尤其是美国大资本的利益。笔者将另为叙述。也是由大资本集团激烈推动的。这些历史往事，都有案可查。全球化提出的历史背景，是美国实物经济实力相对将的时，美国大金融资本和精英提出的因应战略。然后，又被同样的一批人动用前所未有的媒体和国际交流把它捧成一种世界热门话题，并最终捧成世界“新潮流”。这些都有历史记录。在这个潮流下，美国虽然实物经济继续相对下降，但是美国霸权却达到了登峰超级的地步。美国今天以期相对实物经济的势力愿意不如它在二战以后，但是其霸权却远远甚于当时。
　　为什么？拜全球化之福。
　　在始于二十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现代版的双城记：一方面美国去全球化浪潮中，获得全世界的财富以支撑其前所未有的霸权；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误入全球化陷阱而陷入的低产业低技术陷阱，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作为征服世界的经济战略而提出。并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在美国的推动下曾为风靡世界的经济模式，成为美国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战略武器。这种武器的最早实验场就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丰富的矿藏和智慧的人民，长期的反殖民统治的传统。在二战以后曾经创造过让世界惊异的经济奇迹--拉美奇迹。在80s以前的20几年里，拉美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以巴西为例，在20-30年中，其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拉美当时的这些经济奇迹甚至超过后来的亚洲5条小老虎。
　　但是，遗憾的是曾经为人称道的拉美奇迹，后来为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去，消失的无影无踪。以至于今天饱受经济落后之苦的许多拉美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前辈在几十年前曾经创造过这种奇迹。
　　2008年夏季，在金融危机的短暂踹吸时期，我到了巴西利亚，巴西美丽的首都。在工作这余，我抱著求证的心情询问当地人知不知道几十年前的经济奇迹，大多数年轻人都摇头茫然；而大多数老人则摇头叹息。我那时才感觉到，对大多数人而言，那真是一场遥远的旧梦。当时，我心中感慨万千。我极目远望遥远的故土，脑海里浮现出泛滥世界的金融风暴，心中平添了许多历史的沧桑。
　　拉美奇迹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得？ 拉美危机对我们有什么起示？中国要不要避免全球化陷阱？
　　拉美经济危机曾经是我们中国的热门话题。但是，在许多关于拉美经济危机的研究中都没有接触拉美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今天，在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打开似乎与我不太相关的历史，重新理解我们也许误解了的历史，拂去掩盖住那段历史事实上的历史浮云，探究历史的真谛。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一定要抛开所有的陈见，暂时不要让那些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左右，抱著推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在历史老人面前，虚心求教，在历史的真理面前，甚至不惜局部的矫正自己。
　　历史是无恒的，而个人是短暂的。我们在无垠的历史面前，矫正我们短暂的偏颇，是一项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骄傲的壮举。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占在历史一边？为了我们不走别人的弯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别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人类的经济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历史面前，所有浮华的颂词都将接受朴素的历史的检验。历史检验的尺度不是几年，几十年。历史是老人，他的检验是持续的永恒的。所以，我们不能以短暂的数字代替历史的趋势。拉美在危机以前不是有几十年的“奇迹”吗？
　　归根结底，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让我们打开那一段历史吧？虽然是别人的历史。

一．选择—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该民族自己选择的结果。历史是公平的。你选择什么，历史最终就会给你什么。历史是通过选择完成的。拉美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发生了几次历史性的转折。从开始的自由贸易到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进口替代战略，而后再度回到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出口导向战略。
　　第一节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
　　19世纪初叶，许多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大多数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和美国刚独立时一样，采用了自由贸易的国策。那是自由贸易思潮开始兴盛的时期。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在世界经济霸权权的大英帝国开始流传。独立后的拉美自愿当了一次自由贸易理论的实验场。
　　这种政策使拉美门户洞开。当时的拉美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它实施了市场开放政策；拉美资源丰富，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他开放自己的投资领域，为外国投资提供极为优惠的税收条件。为她的北方邻居和大英帝国创造了一种将拉美融合于世界分工中的历史性机会。通过这种机会美国和大英帝国成了支配拉美经济的主要投资者出资者和出口者，而拉美成了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11p，Alexander Theberge）。拉美被成功的编制在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体系里。不仅拉美的许多一般产业，甚至拉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虽然独立后的拉美和美国都是从自由贸易开始，但是美国后来成功的抛弃了自由贸易而走上了保护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拉美则长期在自由贸易的陷阱里徘徊。
　　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摧毁了拉美民族工业产生的基本条件。拉美从19世界初叶独立到二十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严格的讲，拉美的自由贸易开放国门的政策抑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拉美在独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陷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
　　随然时下有许多人把发展和增长混为一谈，甚至用增长取代发展，用经济增长的数字来代替发展的内涵。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也就发展了；似乎GDP增长了百分之几，经济也就发展了百分之几。其实，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增长和发展的差别。增长和发展的差别不用我们在这里讨论。许多经济学家自然明白。
　　拉美经济长期在无发展的增长中徘徊。读者也许要问，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为什么拉美国家当时没有发现？答案很简单。拉美当时选择了经济增长的国策，而不是发展的国策。自由贸易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进出口的发展，拉美经济在自由贸易的国策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增长（不是发展）。例如，虽然经济总体上比较落后，但是智力在19世纪后期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
　　假如你用经济数量来衡量拉美的经济政策，那无疑是正确的。假如历史是用短期的经济增长来检验经济政策，那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不正确，为什么能成为世界13大经济体？
　　但是，历史进程似乎不是这样来检验经济政策的。历史要比简单的数字丰富得多；历史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要比短暂的浮华深刻得多；历史也要比轻易的自满要谦卑得多。历史是一位苛刻的老师，不轻易给予被裁决者及格的分数。不仅如此，历史还会挑战你，就如一为苛刻的老师挑战学生一样。假如你不能回答历史的挑战，历史会无情的抹去那些暂时的浮华。
　　历史开始挑战拉美的增长道路了。历史的挑战是这样开始的，是从经济结构开始的。
　　没有发展的增长，最后是没有增长。这种没有发展的增产，长期的自由贸易给拉美带来了独特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又导致了债务问题。让我们看看这种结构性危机时怎么产生的？
　　外贸赤字。由于没有经济发展，经济质量，产业机构没有提升；经济长期扁平化单一化。拉美经济主要是农业和矿产业这些“符合其资源国情”的产业，几乎没有产生自己工业体系，没有提升自己的经济层次，经济不能独立。制造品完全依赖进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求的增加，进口大量增加。进口的大量增加的结果使拉美长期面临外贸赤字。简而言之，这条自由贸易政策使拉美一方面成了别人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基地，另一方面成了别人高端产业（当时是制造业）的销售市场。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没有制造业，原材料只好外销（市场在外）；原材料大规模外销的结果又抑制了民族制造业的发展。拉美的这种市场和制造业两头都在外的经济战略导致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因为原材料和制造品见有一个很大的价格差。
　　财政赤字。为了吸引外资开发矿产，拉美国家纷纷推出许多优惠政策，对外资减税。减税的结果导致了政府岁入的下降。于此同时，由于没有完整的民族制造业作为独立的税收基础，是政府税源枯竭。外资优惠，民族工业的缺乏，外加庞大的国防和公共支出（政府为土著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导致拉美国家长期出现财政赤字。
　　自由贸易来了长期困扰拉美的双赤字问题。在二十世纪美国80年代以后，虽然也面临双赤字问题，但是美元是世界货币。而当时的拉美货币不是世界货币，后来也不是。不能向美国一样靠发钞票解决双赤字问题的拉美，只好借债。这种双赤字导致了拉美的另一结构问题—外债。
　　到了1822年，迫于外贸和财政双重赤字的压力，拉美国家开始向外国银行寻求债务，用外债解决财政和外贸赤字问题。这就是外债的开始。随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外债也随之增加。债务从此成为长期笼罩在拉美经济天空的乌云，使拉美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国际经济的某些震荡，往往会催生拉美的债务危机·。比如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会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而出口收入的锐减又会导致债务偿还能力的降低；又比如国际金融形势的恶化会导致信用收缩。而信用收缩又会导致拉美国家无法实现债务滚动，而出现债务危机。
　　自由贸易就这样为拉美经济准备好了一付承重的债务枷锁，并通过结构性危机让拉美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旦给自己套上了这个枷锁，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经济安全就完全交给了别人。
　　经济安全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宏观经济稳定往往取决于外生因素。外部的扩张和萧条往往带来拉美的扩张和萧条。在世界经济扩张时，拉美政府往往过度举债；而在世界经济萎缩时，拉美又往往出现债务危机。
　　从1820s以后，拉美经济长期在扩张和持续的衰退交替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徘徊。而每一次这样的震荡和危机的高潮都是债务危机。拉美这种以债务危机为特点的扩张-萧条的经济走向成了拉美经济的重要特色。
　　这种债务危机的循环往复使拉美国家认识到经济独立和完整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关键。而要实现经济独立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陷阱中跳出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拉美国家为了摆脱这种债务循环，开始放弃自由贸易的增长战略，转而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力求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自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问题，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拉美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开始谋求发展。
　　在完成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历史转变的同时，拉美还完成了从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的历史转变。                         
　　在三十年代大危机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江河日下，而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凯恩斯体制在西方日渐盛行。大萧条给人类带来的漫长而广泛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向人类演绎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从此以后到70年代这一段时间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计划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干预体制曾经创造了傲人的成绩。苏联曾在短短的20几年内建立起了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为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提供了物质基础。假如苏联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前线，二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二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于美国竞争。
　　苏联在短短二十几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100-200年走过的历程，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体制。拉丁尤其如此。拉丁在50-70年代这二十多年里，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部国有化和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强大的政府干预和价格管制。为了保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顺利实行，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等手段支持来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工业实施大量补贴，在对外贸易方面实施外汇管制，高币值政策。并以高关税和许多非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市场。
　　拉美是在历史老人的指导下，实现了这两个转变：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从市场至上到政府干预。这两个转变说明，拉美的门户开放和市场至上的道路选择，让历史老人打了个不及格。
　　第二节。土地集中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拉美新道路的选择是在几乎全部接收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拉美的道路和许多其他国家不一样，没有经历一场打破旧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这样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经济发展道路再选择的必要前提。这是拉美新道路的根本误区，和后来发生变化的原因。正是它打乱了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拉美的新战略似乎是成功的。拉美在1935年的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拉美似乎摆脱了自独立以来的债务宿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整个拉丁GDP以3%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许多拉美国家建立起来许多新兴产业，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多样化和独立性。在50-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系经济增长几乎可以于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比美。
　　但是，如上所述，拉美在走上进口替代战略以后，其原有社会经济结构依旧。结果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是以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的发展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公反而使其加深。拉丁美洲的分配不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基呢系数在1960年代高达0.5。
　　这种贫富悬殊问题为拉美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到了70年代，拉美国家先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收入不公，而导致导致收入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土地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拉丁美洲的土地尤其是优质的可耕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农民没有或少有土地。其土地分配在质量和数量上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这种土地制度是制约拉丁经济发展的长期的结构性要素。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底层的那一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土地是这一部分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在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或不健全的情况下，拥有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是一项比不可少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缺乏其他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避免的沦为赤贫状态。
　　拉丁国家的政府早就意识到土地制度不公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从事了长达几十年的土地改革。由于这种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很多。往往人去政息反反复复。一致到了70年代都没完成。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启动，没有地或失去土地或失去的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这些教育程度低下，技能缺乏的城市新居民，很难在所移居到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城市也没有能力为这些新增加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逼迫沦为社会的底层。
　　这就是拉美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了这种二元经济。当时拉美政府的政策力度主要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于与加工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产业。这种政策偏好不利于劳动集密型的产业的发展。于此同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为这些刚刚涌入城市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辅导。这些优惠大资本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收入的不公。
　　这种收入不公，还延伸在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主要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贫穷人口缺医少药。一方面教育呈现精英化倾向，偏重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基础教育资源缺乏，忽视普及教育的推广。在基础教育方面，资源大量流向精英学校，穷人学校条件很差。1960年代，拉美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约为3。06年。许多穷人的孩子由于多种原因进的是质量较差的学校。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穷人还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
　　这种不公正成了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结构性问题，导致拉美社会矛盾加深，长期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乱频乃，内战不断，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拉美暂时去掉了严重债务危机的枷锁，却依然被笼罩在贫富悬殊的阴影。
　　第三节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
　　这种历史条件导致民粹主义十分盛行。50/60年代的拉美大部分是民粹政治加权威统治。这些权威的民粹政府的主要承偌是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政府开始大力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政府希望依靠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改变这这社会不公正现象。通过公共财政先后建立起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实行了带有义务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大量的经济住房。
　　这计划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使拉美政府财政支出发生根本性转型。在6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经济投资，新建工业基础设施；到了60年代，就转为大规模增加社会支出。
　　由于分配不公社会财富的极大部分为少数精英集团所攫取。解决收入不公的根本措施应当是通过公权力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筹集资源以支持上述公共支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精英集团应当为公共支出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成本。但是，拉美政府要么怯于即得利益集团的压力，要么担心政策成本的上升，选择了不损害精英集团利益的方法。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由政府承担所有成本。
　　历史将表明，这种不触动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公共政策选则，所带来的教训，具有世界性意义。
　　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是这些公共支出失去了长远的资源基础。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一块定量的蛋糕。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这种公共支出的并存超越了拉美经济蛋糕的承受力，成了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催生了急剧恶化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利益。
　　由于不触及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政府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财政收入，只好依靠赤字来支撑这种公共支出。赤字财政拉美的基本特点。拉美国家的许多政府早在40年代就依靠赤字来支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开支。现在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财政赤字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支撑。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导致了通货膨胀。以智利为例，到了1970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30。4%为社会福利支出。
　　与公共资源严重不足，政府赤字急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人资本的大量积累。假如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动员利用这些闲置的社会资源，将极大减少政府的赤字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拉美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变化。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被控制在少数人或外国资本手中手中，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攫取社会资源。在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资产以各种方式转移到精英手中。拉美进入70年代后，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公进一步加深，为此政府进一步加大社会支出，从而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那时的拉美，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社会急剧动荡，贫富悬殊巨大，武装抗争频乃，内战不断。
　　在贫富悬殊这个黑洞，把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吸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节。流血的梦想
　　出路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通过投票选择了公正和社会主义。
　　1970年，智利人民投票选举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为总统。在阿连德当选前，智利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等问题困扰作整个社会。智利人口中的大多数出于社会经济的下层，而面临边缘化的威胁。阿连德在这种情况下当选。在就职以后，阿连德实施了一系列命名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智利之路“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其中包括进一步国有化，实施全民卫生保健，逐渐实施免费教育，为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实行农村改革。农村改革被阿连德列为政策中心，他的政府力图没收地主过多的土地而分配给穷人。智利的土地改革始于1960年。阿连德总统加快了这个进程。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最贫穷的人口的社会经济福利。其方式是通过扩大国有企业和公共产业为穷人提供就业。阿连德的另一项政策是资源的国有化。铜是智利的主要出口品，占其出口总额的50%。在阿连德以前，智利政府控制了大型铜矿的51%的股权。阿连德就任总统后，不顾美国股东的强烈反对，将铜矿全部变为国有。在经济政策方面实施了扩张大货币政策。阿连德执政的第一年，工业增长12%，GDP增长8。6%，失业降率降低到3。8%，通货膨胀率则从35%降低到22%。
　　阿连德的政策核心是社会公正。但是，阿连德的这些政策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势力的反对，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反对。
　　阿连德首先受到了国际资本的打击。许多国家断绝了智利的援助。美国在阿连德当政前几乎每年为智利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在阿连德当政后，美国对智利的援助完全中断。美国在克林顿年代解密了一批有关智利的文件。从解密的文件看，在阿连德就职后美国曾寻求推翻阿连德。
　　阿联德的失败其实还是因为他继承了一个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体系。
　　铜矿出口是智利的主要出口，是智力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在某些集团的操纵下，国际铜价急剧下降。1971-72 年，国际市场上的铜价从1971年的66美元一顿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一顿。铜价的降低和外援的断绝给智利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智利经济迅速恶化。阿连德的经济再造计划建立在政府支出的基础上。经济的恶化使阿连德的政府面临巨大挑战。右翼政党开始挑战政府权威。尽管如此，金字塔地层的人民依然选择了阿连德。阿连德的联合阵线在1973年上旬的议会选举中增加了席位。阿连德与右翼政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中的右翼政党利用经济困难的局面，与阿连德对抗，并公开要求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将阿连德推翻。
　　在这种大背景下，皮偌切特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了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不屈抵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自杀身亡。随着阿连德一同死去的是他的“新政”。
　　民选的政府被军事独裁推翻。
　　第四节 资本拥抱输入的改革
　　这是一场精英集团的政变。民主当选的阿连德为军事独裁者皮偌切特取代。在漫长的皮偌切特统治实行智利失业率上升，真实工资下降，社会不公和贫富差异扩大。
　　政变后的头两年里，智利经历了严重的危机。这个时候，智利的精英集团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新自由主义上，开始探索改造既有经济体系，实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而且把目光放在了Friedman身上。1975年，智利的一个由精英集团支持的私人基金会要求Friedman访问智利，讲授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Friedman应邀而至。在讲学过程中，Friedman会见了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偌切特。他没有正式担任智利政府的官方顾问。但是一大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进入了新政府，担任关键的职务。这些年轻人被媒体称为”芝加哥男孩们“。新政府认为，这些人了解经济自由主义精髓，是指导智利改造凯恩斯体系学习美国市场经济的最好人选。这些人也不负所望，竭力按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信条为信政府出力。这些政策基本上就是，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的自由化，货币与资本市场的开放化。这是一次典型的在Friedman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这次实践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场以失败告终的实验是人类在20世纪末叶大规模的私有化的开始。
　　美国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为输出改革买下了伏笔。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智利培养学生始于1956年。1953年，智利的(Santiago)。时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孜(Theodore W. Schultz)在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会晤中提出了这种想法。具体做法是有美国政府和其他私有机构(如福特基金会)出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智利培养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时是严格倾向自由市场或纯粹市场经济的堡垒。舒尔孜说他希望“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向我们倾斜并通过我们的道路来获取其经济发展”。在1971年，已经累积培养了100多获有高级学位的学生。
　　外因是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的。阿连德刚就任不久，大资本集团就开始筹划政变已经在政变后应当推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在1971，(Orlando Sáenz)，智利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就与各类商业主管进行了许多秘密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推翻阿联德，并代之以他们认为恰当的统治集团这些问题。在这一连串的商讨后，他组织了一个10人小组，其中8名是这种芝加哥毕业生。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为政府准备一套具体的替代政策”。这个10人小组化了3年写出了有500页厚的报告。因为太厚被人们称为“砖头”。政变以后，这分报告被提交给皮偌切特。最后被军人政府采用。
　　所以，智利的改革政策一开始就是受大资本利益的推动。
　　Friedman在推销新自由主义时可是不遗余力。大家都知道冰岛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最近成了国际主义的焦点，主要不是因为它的闻名于世的温泉，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财政面临破产的边缘。而导致这一后果的是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84年复里德曼访问了冰岛，会见了冰岛的精英人士，并做了题为“现状的统治”的演讲。他对冰岛“独立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独立党执政实施了一系列激进政策。其中包括私有化，降低税率，削减政府对不盈利企业的补贴，确立了被人们称为“海洋私有化”的渔业排他权。这一系列改革使冰岛于2008年称为世界上第五位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最自由的经济却面临破产的挑战。
　　第五节。走上新自由主义的不归路
　　让我们还是回到政变后的智利。
　　新自由主义对智利的输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历史潮流向回拍的最早信号。它开启了世界范围的以货币主义政策，市场化改革，及金融开放为特点的新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实践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1973年智利政变的第一枪是为新自由主义而鸣的。
　　在60-70年代，拉美先后出现了多次军事政变。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等。而且，政变后的政府几乎都走向了新自由的道路。
　　在这群受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年轻人”的推动下，智利的经济自由化开始了范围广泛的变革。首先，他们把传统的经济体制和战略定义为效利率低下的战略，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结为这个体制；其二，他们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划归为“封闭经济”。这个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预太多，市场太不健全，国们太封闭。他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效率。在实践种他们放弃了公平，逐步放弃，拆散也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智利开始的这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带有一切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基本特征：私有化，市场化，放弃政府干预，削减社会开支，开放对外贸易，开放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开放外汇市场。在发展道路上放弃了进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这个改革的基本思路不是要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这个拉美的基本问题，而是拿社会公正开刀，由市场资本来确定财富的分配。下面是这场现代市场化实验的基本特点。
　　1。保护产权，私有化。这场改革是在保护产权的口号下开始的。在短短的几年里，大批的国营企业被私有化。不仅如此，年退休金，医疗卫生等业已形成的社会福利也部分私有化。例如退休金从保障支出变为由私人管理的个人退休帐户；
　　3。放开价格，工资，和外汇的管制。放弃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生活种开始扮演辅助的角色(A subsidiary role of the State)，而把主角让给市场。
　　3。大幅度削减社会公共产品，将某些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转移给私人企业，转移给市场；大幅度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让穷人承受更多的责任，享受更少的公共产品；
　　4。激进的外贸和金融体系改革。迅速降低关税，基本废除非关税壁垒，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外汇市场，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的外资上；放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关税被普遍降低到10%。
　　5。废除职工的基本就业工资保障。在改革前，职工工资和辞退不控制在单个企业手中，智利实施的是由全国工会和企业街间的集体谈判。政府在这种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个时候，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能任意裁减工人和削减工资。改革后这些权力被赋于了单个企业。
　　6。皮若切铁在政治上进一步把弱势群体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他全面的再造了政府系统，实施了大规模的裁员和规模削减，退行了所谓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e)”。所谓专业化，就是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排斥在外。当时的智利大部分下层人民平均只受了不到5年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被“专业化”所排斥在各个层次的政治程序之外。“专业化”必须与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前提。
　　7.将国有银行私有化。银行的私有化导致了后来的资产和信贷泡沫。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放弃进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单纯的GDP的数量。而洞开国门就是要请进来和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让国际资本得以自由的进来摧毁民族工业；所谓走出去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充当廉价产品的输出国。在这一过程中，在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建立的许多工厂被廉价卖给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长期积累的民族产业被迅速肢解和摧毁。
　　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标准版本，是弗里德曼开出的新自由主义处方，是“芝加哥男士“对货币主义处方的原本照抄。这些政策建议，你不难在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发现它们。
　　这一系列改革，着眼于所谓的经济效益，放弃了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它是一种明显的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来换取资本利益(效益)的思路。这一系列的改革当然受到了强力的反对。智利的皮若切铁依靠绝对的军事权力，对反对者实行大规模的监禁暗杀折磨。与经济上不公相应的是政治上的不公。社会精英控制了政治程序和话语权。社会底层的声音不仅不能在决策程序中反应出来，甚至无法充分的在社会上反应出来。关键的是，社会精英不仅拥有正式的权力，而且还有巨大的非正式的权力，对决策和财富分配发挥着巨大的非正式作用。当时智利的主流媒体充满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赞颂。谁也没有预料到智利在所谓的改革中正在滑向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中。
　　其实，这种改革只不过是拉美国家早期的经济模式在新条件下的复辟。拉美重新走上了自由贸易国际分工的老路，而自由贸易的债务咒语也悄悄的再次回到拉美经济体上。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场改革为智利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灾难。使智利几十年的发展成绩毁于一旦。
　　拉美其他许多国家在70年代中先后走上了这条变革之路。所以智利之路成了拉美之路。智利开启了拉美的第一轮改革。

二 设陷—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债务陷阱

　　拉美在70s年代先后放弃了保护主义重新选择了自由贸易。希望通过开放而发展经济。拉美自己的历史曾经证明这是一条危机重重的路。拉美后来的历史还会证明这是充满陷阱的路。然而，在历史作出自己的裁决以前，这似乎是一条鲜花簇拥的道路，一条点石成金的道路，一条发现财富追逐财富的道路，一条狂欢的道路。
　　第一节。资本市场的大布局
　　如前所述，美国推倒了布雷顿体系，为世界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的重新崛起扫除了体制障碍，为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而石油危机又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闲置资本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由资本”，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弹药。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需要市场参与者，或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受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精心布局而不露痕迹的资本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而且拉美成了这项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
　　1.推—把拉美国家推向全球化。这项布局的关键是把拉美逼向美国商业银行，把拉美推向国际金融市场，推向国际商业银行。这项政策改变的目的是将拉美改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或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举债者。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以后，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开始改变对拉美国家的贷款政策。在1950s-1969s大多数流入拉美的国际资本都是政府对政府的贷款，或者由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正式中介的贷款。以1961年为例，拉美的外债总额中有一半来自于外国政府和想世界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
　　来自于政府，IMF，世界银行，OECD的这类贷款有许多优势。虽然这类贷款往往带有许多政治的经济的附加条件，但是他们大多具有贷款期长，利息较低的特点。
　　但是，到了70年代，世界银行，IMF，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ECD）等这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开始改变了对拉美的贷款政策，开始大规模的削减对拉美的官方贷款。他们的正式口号是，拉美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限的资本应当投向世界上更穷的国家和地区。IMF或世界银行开始把官方贷款转移到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亚洲小龙“们。
　　这些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组织的这种贷款政策的转变，使拉美的政府间或准政府间债务陡然下降。到了1972年，这类贷款下降到36%一下，到了危机爆发的一年-1982年不到12%。
　　这种政策转变之所以对拉美国家打击承重，是因为当时正处与美国一手导演的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美元购买石油。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外部资本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国的国际商业银行。开始走上了寻求短期商业贷款来弥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转移后留下资本空缺。
　　2.拉。美国商业银行因而成为拉美主要贷款提供者。由于石油美元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商业银行有许多的流动美元，苦于找不到回报率高的投资出路。现在机会来了。这些商业银行迅速入场填补国际金融组织留下的空缺。美国商业银行为拉美提供大量利率很低的短期贷款。一般而言，和政府间贷款相比，这些贷款既没有附加的政经条款，利息又比较低。对拉美国家而言似乎是天赐良机。石油危机和IMF-世界银行等政策转变带来的国际收支问题居然迎刃而解。
　　美国商业银行这只手把拉美国家中国际收支困境中拉了出来。唯一的缺点是，这些贷款一般都是短期贷款。贷款一般会很快到期。到期以后必须以新债务滚动。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美元热钱急于找出路的时代，在美元短期利率较低是时代，谁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拉美和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商务关系是典型的双赢关系：拉美得了美元，银行赚了利息。
　　3.帮。当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的许多人十分关心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和汇率体系的改革。对那些走到改革前沿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国家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道义支持。他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拉美国家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支持他们放开外贸，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放开国际资本流动的改革。欢呼拉美（如智力，阿根廷，乌拉圭）国家拆散汇率，资本控制和其他经济控制的措施。对匆忙放开而监督管理缺位的金融体系改革表现出极大热诚。
　　在这种双面夹攻下，拉美国家的金融体系门户洞开。
　　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为拉美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体制条件。
　　债务陷阱就是这样逐渐设下的。曾经如魔梦一般缠绕做拉美的债务陷阱再次出现在拉美的发展道路上。只是上面多了一层全球化的掩护层。
　　第二节“石油美元大循环”和拉美加入脱金后的美元体系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的“石油美元大循环“政策加速了拉美金融的全球化
　　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由于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涨，智利的出口导向战略，一开始就依赖国际资本。油价的上涨，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出口导向战略，需要进口石油来支撑。怎么解决这种国际收支问题呢？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资本。石油价的上给石油输出国带来数目巨大的美元。为了使美国成为石油涨价的最终收益者，基新格在70年代中期与沙特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文件规定，美国的投资顾问们将为沙特的石油美元寻求投资出路。文件签署后，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的顾问们纷纷到沙特。大批的石油美元最终流入了美国，进入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投资潜力不大，利率低下。这些美元进入美国后，大部分停留在大银行的帐上。
　　如何为这些美元寻求出路？基新格发明了“石油美元大循环”的战略。具体的是，买油国(如拉美)将为石油支付大量的美元，石油输出国从而获得大量的石油美元，然后把这些石油美元输送到美国，美国的跨国银行，在把这些美元以短期债务的形式借给石油购买国(如拉美)；拉美再把美元支付给石油输出国。在这个石油美元大循环中，美国既得到了美元又得到了利润，拉美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建立在外债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把自己的经济放在别人的控制之中。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环”的战略必须了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长期历史。美国自“门罗主义”以来，一直把拉美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产品市场。在自己后院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不太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石油美元大循环”的战略，在美国的拉美战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实施“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时，美国尽管面临长期的通货膨胀，依然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低利率政策导致了大量廉价资本涌入拉美，极大的刺激了拉美的经济发展。廉价的资本，增长的出口外为拉美经济抹上了一层危机前反照。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环”的战略的战略意义必须理解美元脱金后美国免临的战略挑战。在美元托金后，美元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债务，不再是黄金的代表。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为美元卖单，为美国的军事经济战略买单，从而危险退出美元体系。以欧洲日本为例，美国曾经暗示和危险撤销对其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军事保护，如果这些国家不愿为美元买单。结果，这些国家乖乖的接受了脱金后的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当然急于把拉美各国拉人新的货币体系。其战略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石油美元大循环“。石油美元大循环，使拉美经济牢牢的套在了美元体系上面，而依赖于美元。
　　而一场债务危机则将拉美几乎永久置于美元的阴影中。
　　第三节  美元流动的的双向记
　　拉美国家非常欢迎他们发现的新的国际资本的来源，为似乎没有限制的廉价的外国资本源而欢欣鼓舞。这真是一个奇迹。石油危机带给拉美国家的困境居然迎刃而解！
　　这真是一个依靠外资谋求财富的良好时机，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随着出口的增加，石油进口的增加，拉美的短期债务迅速增加，大批热钱通过石油美元的大循环而源源不断的流入拉美。拉美的外债越堆越高。为了吸引外资，拉美国家还在不同程度上给外债以各种优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为其提供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公众的外债，少数人的外债变成了纳税人的外债。这种优惠措施极大刺激了私人部门举借外债的积极性。导致外债的迅速上升。
　　从1975年到1982年，拉美国家欠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0.4%（Alexander Theberge 1999 6p）。这种贷款的疯狂使拉美国家的外债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3140亿，达该地区GDP的50%！（同上）。
　　拉美国家每年换本付息的支出增长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2年的660亿。约为GDP的10%！
　　在这几年中，出口增长平均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则增长达24%。也就说出口创汇的收入和还债支出的差距，每年都在不断扩大。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逐年下降，几乎到了无法还债的程度。尽管还债能力已经丧失，拉美国家净资本的流入还是以17%-20%的速度上升。直到1982年才嘎然而止。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业银行还要大开钱柜，不断向拉美国家发贷款？我想让读者自己去寻求这个答案。
　　以上还只是拉美外债故事的一半。讲的是外债的流入。另一半是美元的大量流出。与外债急剧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资本大规模的外逃。它的最富有的公民在这段时间打规矩的投资于国外—主要是美国，购买的数目惊人的国外资产。
　　从1973年到1987年从拉美流出的资本总量高达15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同期外债总额的43%（Manuel Pastor, Jr.）。换句话说，在这段时期有大约43%的外债，又改头换貌的逃到了国外。资本能够合法的大量流出国外的主要制度条件，就是资本流动的开放。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开放受到了别人的高度赞扬。假如拉美金融体系的管制没有取消，假如拉美的金融体系没有开放，资本的这种大规模的外逃是不可能的。
　　商业银行对拉美的贷款，在这种金融全球化的运作下，其中大约一半又回到了这些银行。不一样的是，拉美国家的政府通过担保，欠下了100%的债务。
　　金融开放只是提供了体制条件。那么资本外逃原因是什么呢？许多人解释，资本外逃（假定都是合法的）的原因是因为与美国相比拉美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投资回报不高。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不能回答，假如拉美投资环境不好，为什么外债大量涌进？显然，发放这些外债的商业银行不认为拉美的投资环境不好。否则就是明知不好还要把债务往拉美身上掏。
　　其实，拉美资本大量外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内外资的区别对待。对内资歧视，对外资优惠。优惠又主要是政府的债务担保。这种优惠政策为拉美最富有又能力获得国际贷款的人所利用。提供了一手通过政府担保借外债，一手把钱转移出去的条件。结果导致外债和资本外逃并存的现象。大量的外债转化成了对外的投资。
　　在人们谈论拉美的债务危机时，往往忽视了资本外逃。正是这种资本大规模的外逃加剧了拉美的债务危机。假如，没有债务美元的向美国的这种回流，拉美的外债将会减少43%！即使拉美依然会发生债务危机，其程度也要轻得多。
　　资本的大规模外移除了加剧了拉美的债务负担以外还带来其他的经济问题：1）降低了经济发展；2）资本流向国外导致税收的减少；3）税收减少导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加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
　　第四节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欢
　　拉美改革刚开始的几年里，由于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减政府规模，减少货币发行，政府赤字大量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同时，由于放弃的对劳工在就业和工资方面的传统保护，工人为提高效率承担了主要成本，结果在职工收益降低的情况下，资本效益得以提高--效益上升。从资本效益的角度，也就是从资本的角度看，改革的最初几年似乎是成功的。
　　尤其是大量石油美元通过外债的形式流入了拉美。拉美如同发现了一个便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债源泉。这些外债通过美国商业银行不断的的大规模的流入拉美。拉美经常账户下的赤字，为资本账户下的巨大盈余所掩盖。这种不枯不竭的外国资本的流入，想洪水一样托起了拉美国家的资产价格。
　　所以，改革初期的这种资本繁荣还伴随着资产泡沫的出现。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没有的转化为实物资本的积累，而变成了金融资本。于此同时，银行的私有化推动了信用扩张。在危机爆发前的1-2年（1980-1981年间），智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产泡沫，不动产，股票，汇率等等大幅度上升。拉美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奇迹”的状态。
　　但是，拉美的出口替代战略就这样通过外汇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而建立在石油美元的大循环上。然而，漂在美元基础上的这条船注定是要沉的。
　　首先这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是建立在对别国的资金，技术的依赖上，由于他放弃了建立自己的可以替代进口的产业，其出口替代结果成了别人技术产品的组装点。
　　其次出口替代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资源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是两头在外。为此。拉美各国迅速的打开国们，开放贸易，开放市场，放弃民族工业的保护，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开放外汇。出口越多对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依赖越大。
　　拉美出现了虚以的繁荣。在这种繁荣的底下是民族工业的大面积凋零，产业结构出现严重的出口倾斜；经济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基本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有变，拉美将如何应对。这种繁荣是以牺牲经济安全换来的。
　　历史表明这种繁荣的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陷阱。

三  收官—1979年秋，新自由主义小试牛刀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拉美国家离债务危机只有一部之遥，拉美经济离全面危机只有一步之遥。外部世界的一个轻微的金融冲击，就会引起拉美经济的剧烈震荡，就有可能导致拉美的经济危机。
　　激起这种冲击波的石头就握在大力推行全球化的人手中。那是一个可以激起千层浪潮的石头。而这千层波浪足以冲垮拉美经济，卷走拉美的社会财富。
　　第一节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颠覆
　　发展中国家融入发达国家的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是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协商。因为，融入美元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财富，金融政策收到美国及金融政策的极大影响。但是，美国金融政策从三十年代开始就由法律规定必须以国内优先。美国的金融政策，在法律规定下，不能也不可能有外部因素或考虑外部因素决定。美国的这种国内优先的金融政策，有可能给融入美元体系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1979年8月6日，美国发生了一件似乎与智利暂时没有关系的一件事：Paul Volcer 被任命为联储会主席。但是，后来的历史进程表示，这一天是拉美奇迹终结的开始。
　　美国当时面临长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联储会为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两个问题而扰。凯恩斯主义在这个两难的困境面前几乎破产。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试图通过控制工资和物价解决通胀问题。但是，在整个70年代，通胀成了困扰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到了1979年通胀变得更为严重。在1979年头9个月，年通胀高达10.75%，而失业率降低到5.8%。Volcer出掌联储会后决定采用系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即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放弃就业目标，把政策中心放在通货膨胀上，通过紧缩货币供应量而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充分就业不再是主要政策目标。在这政策转换中与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变化一样，劳动者必须为经济问题的解决付出代价。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联储会决定把重点放在货币供应量上。在货币供应量和联储会基准利率这两个直接政策目标之间，Volcer选择了前者。联储会的政策目标是控制货币增长。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直接控制货币发行量，而不是基准利率。Volcer的这项典型的货币主义政策建议在1979年10月6日的会议上为联储会接受。
　　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货币供应得到有效控制。货币增长的放慢导致利率的极大上升。基准利率从9月的11.25%，上升到1979年底的14%，1980年4月的17.6%，1981年6月的19%！。
　　美国利率的大幅度增加和收缩信用的收缩给漂浮在“石油美元”上的拉丁美洲经济带来承重的打击。1）拉美国家的大量短期美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到期无法滚动（以新债还旧债）。结果许多到期债务无法偿还，从而出现债务危机。2）导致债务利率的上升。结果债务成本大量升高，从而也将导致债务危机。
　　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者着为“石油美元大循环”的促进者当然知道高利率对拉美诸国的打击。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收紧货币供应的目的是为了把拉美推入债务危机。但是，联储会不可能不知道拉美诸国的债务困境，不可能不知道美元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信用的大幅度收缩会给拉美带来严重债务危机。控制着拉美繁荣还是衰退的联储会，不可能不知道拉美经济命运掌握在它的手中。联储会手中的政策工具实际上是足以摧毁拉美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1979年，联储会按了一下金融“按钮”，拉美经济在毁灭性的冲击波下开始走向深渊。
　　从1979年低开始，拉美开始出现债务困难。但是由于拉美债务都是政府担保，拉美国家一直努力依约还债。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82年再也无力持续下去了。这年月，墨西哥财产宣布自己的国家无力还债。这种消息一出，商业银行纷纷冻结对拉美的贷款，并要求偿还贷款。由于贷款的枯竭，拉美国家已经无法支付利息。而没有支付的利息又被加到贷款总额中。导致贷款总额越滚越大。拉美从此掉进了债务危机。在危机爆发的1982年，拉美国家的债务占GDP46.9%。在反危机中逐年上升，到了1987%达到66%。（latin American‘s Debt Crisis 90p）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被迫压缩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拉美作为一个整体，从1981年的20亿外贸赤字，变成1984年310亿贸易盈余。但是，大多数盈余都变成了利息而流到发达国家去了。在1982-1985年间，拉美一个支付了1060亿的利息。（Alexander Theberge）.
　　拉美改革后的经济依赖性由此可见一斑。新的发展战略使拉美完全丧失了经济的独立和自主。这种依赖性终于使拉美诸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将拉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第二节。债务危机是别人的机会
　　债务危机为发达国家在拉美进行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最初主要关心有三:
　　1)如何防止拉美国家在解决债务危机上的协调共同行动。假如拉美国家在债务问题谈判上共同行动，确立联合谈判的优先顺序，也许债务危机的发展进程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世界金融持续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美国的努力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2）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面临拉美债务危机时的主要政策核心是“保护国际金融体系”。行外人也许不明白其意义。什么是国际金融体系？谁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体。用白话讲就是要保护美国银行保护那些债主们的利益。而债主们就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和IMF的反危机措施就是让拉美诸国承偌债务责任。
　　让拉美国家欠债还钱是所有的政策建议和援助的条件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如果按照凯恩斯共识，危机中政府应当加大支出提高总供给。但是，在货币主义指导下，政策目标变为稳定货币。所谓问题货币就是要削减政府支出。稳定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提高还债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拉美诸国在危机中逼迫削减政府开支，大幅度提高利率，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进一步出导向以换取还债的外汇，进一步的私有化。在金融体系上则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让汇率资本反应市场供求状况，更大幅度的开放金融体系，开放资本市场，开放货币汇率市场。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这些措施导致危机的步步深化。
　　3.危机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拉美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设计世界金融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跨国银行美国金融机构通过扩张和兼并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个过程开始于IMF对拉美债危机的介入。反危机初期，美国主要利用IMF来推行自己的利益。IMF是如何得以介入这一过程的呢？拉美国家由于无力还债，需要和商业银行的债主们重新谈判债务。但是，没有IMF入场商业银行不愿谈判。结果IMF就作为中心角色而出场了，成了拉美国内经济政策的主宰。
　　IMF的稳定计划。在拉美债务危机的初期，IMF扮演着国际反危机的中心角色。它的目的是通过反危机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让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如前所述，整个计划是建立在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的中心是如何提高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保证拉美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为此，拉美诸国与IMF分别签订了”一向书（letter of Intent）”
　　IMF的这项计划被称为“稳定计划”。“稳定计划”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名称。它表明IMF对拉美地区的政策中心不是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而是控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表面上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经济政策的中心从发展转变到稳定的结果就是，放弃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而将着眼于金融稳定的需要。
　　IMF的这项稳定计划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资本市场，放开国家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IMF要通过危机把拉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实施这些改革是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
　　IMF的计划显然是不成功的。不仅没有解决危机，还使危机加深。失业率大幅度高升，贫富悬殊扩大。拉美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里根政府开始走到前台，介入危机过程。主要是IMF的计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就产生了“贝克计划“。
　　贝克计划。1985年10月，世界银行和IMF在韩国首尔召开了联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james baker III）提出了“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核心还是IMF的计划。不同的是他的计划包含由私人银行向拉美提供另外2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为了获得贷款，拉美国家必须推行IMF开出的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由于许多银行拒绝参与这项计划，拒绝提供贷款。而拉美国家则反复强调，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难以推动这类改革。
　　布拉德计划。198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 布拉德(Brady)宣布，只要拉美国家愿意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债务可以重新组合。重组后的债务将低于原有的债务额。
　　以上计划的核心是市场和放开。这些改革加深了拉美经济危机。拉美危机愈演愈烈。拉美危机以及上述改造还进一步导致了资本大规模外逃。到了1984年，在美国的拉美私人投资高达1600亿美元。
　　其实，从经济角度看，从今天世界性反危机的政策看，IMF和发达国家的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必然会加深危机。在危机来临时，在信用收缩时，在总需求不足是，政府反危机政策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扩张信用，力图提振需求，力图提高就业，力图提高工资。制定“华盛顿共识”的专家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简单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压力，推行一系列注定要使危机恶化的政策呢？
　　要回到这个问题，你只要看看这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财富流向谁家，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秩序对谁有利。
　　第三节 后果
　　这场危机和相关的改革，拉美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几乎完全融入了美元金融货币体系。而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通过这场危机而奠定了基础。这场危机中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
　　危机导致财富的大量流失。到了1984年，在美国的拉美私人投资高达1600亿美元。在1982-1985年间，拉美一个支付了1060亿的利息。两项一共是2660亿美元。相当于拉美1982年外债总额的84.4%！
　　第一。巨大的不能拒付的美元债务，迫使拉美国家为还债而追求美元；
　　第二。许多国家的货币不仅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且有的国家还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其货币发行量，直接由美元储备决定；
　　第三。拉美金融体系完全开放，成为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步分；
　　第四。拉美贫富差距扩大。许多财富大量流入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领域。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小试牛刀的结果，为美国解除了在南半球仍何可能的挑战者，将拉美国牢牢的套在美元体系内。结果拉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在1980-1985见，实际GDP只上升了2.3%，而人均GDP则下降了9%。从1982年到1992年，是“拉美失去的十年“
　　结果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资本市场更加动荡。拉美在“失去的十年”中，绝对贫困急剧扩大，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拉美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在90年初期和中期，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拉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社会经济衰退。在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拉美许多国家面临许多货币金融危机。智利虽然被IMF列为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样板国，但是智利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时期。社会不公十分严重。
　　拉美奇迹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击碎。在一场以全球化为旗帜的经济战争中，拉美饱受创伤。拉美曾经的经济奇迹从此变成了历史中的一件往事。这就是为什么，拉美许多国家都是左翼当权。我们希望并相信拉美国家能够再造奇迹。
　　第四节 几点反危机教训
　　拉美反危机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1.对危机的严重性认识太晚。从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开始一直到1984年，IMF和许多拉美国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通常的周期性波动，没有认识到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来自于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改革放开政策的结果。这种判断失误，无疑加深了危机。当时，拉美各国不是没有实施反危机政策，只是由于判断失误，政策力度不够。
　　2.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在危机爆发以后拉美国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还依然迷信新自由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外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政策最后都为拉美接受。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金融援助的问题，是因为拉美依然有一种内部的政治决心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3.反危机和金融开放。在危机爆发以后，拉美出现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的冲动就是追逐利润，当拉美出现危机时，资本的内在冲动当然是大逃亡。这是资本本性决定的。要制止这种大逃亡，必须实行资本控制。但是，拉美国家却进一步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试图以一系列更深刻，更全面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对付危机的战略思路，被历史证明是危机持续深化的根本原因。
　　假如拉美在危机爆发以后果断的终止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拉美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及反危机措施都对发展中国家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金融风暴持续恶化的今天，我们一定要避免拉美国家曾经面临的全球化陷阱，一定要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独立自主的对付经济问题，一定要认真的面对历史，要谦虚的承认，我们还在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成绩是光辉灿烂的，我们还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绩。但是不论我们的成绩有多大，我们依然没有掌握绝对真理；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永远不可能穷尽生动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在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西方的许多东西，不是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承认国情的特殊性，我们也应当承认没有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的所谓全球化。全球化也要符合中国国情。历史是一位巨人。让我们站在历史的肩头，吸进别人的教训，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关头，让我们多一点民族性，少一点全球性；多一点保护性，少一点放开性。在国际博弈的时代，在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每个国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那一块蛋糕。让我们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牢牢的掌握自己的主导权，当放则放，当收则受，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念，以天下苍生为念，避免全球化陷阱，实现我们的宏伟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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