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选择（1）-中国不能选择落后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之际，人民大学出版了《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简称《选择和崛起》，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涉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揭秘许多敏感史事，大胆讨论许多敏感话题，深刻反思中国的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新思路。我们认为，中国在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绩的今天，面临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挑战。中国处于战略再选择的关键区。我们打算用该书的观点来回答中国经济战略再选择中的14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不能选择落后。　　

 一。资源的“三大逆向流动”　　

 2000年夏季，我认真观察了南美某些国的出口加工区。同大多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许多南美国家从70年代以来，放弃了二战以后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就是要建立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家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然而，这种战略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7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十来年里，被全部放弃掉。在全球化的年代了，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一夜之间似乎成了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而介入国际分工一夜之间几乎成了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钥匙。如果说在新自由主义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是：打破殖民地遗留的旧的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那么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坚持旧有的国际分工则成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这两个时代的差异，就浓缩在这一点上。　　

这种发展道路的差异，导致了许多南美国家经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二元化。这是一种技术和产业层次长期逆向选择的二元化，一种去现代化去高技术的二元化。二战以后建立的以提高国家经济技术层次的产业，许多独立于国际市场的内向产业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资金和资金而长期凋敝甚至倒闭，而大量以介入国际市场的低端产业和低端技术由于充沛的资金和资源而过度繁荣甚至过剩。这种资金资源长期大量的向低层次产业流动，几乎成了一种国际潮流。发展中国家为了成功推动这种逆向战略，彼此之间进行做残酷的竞争，导致工人工资的普遍下降。在南美许多出口导向经济区里面，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人工资的上升，反而导致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中国也是这样。出口导向还导致财富源源不断的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流动。　　

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出现了上述逆向流动：1）向低端产业流动；2）向富有阶层流动；3）向发达国家流动。这三大现象概括起来就是：去现代化，贫富悬殊，和财富流失。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主要误区。假如一个国家，在几十年中长期出现这种低效益的经济现象，这个国家将怎样崛起，怎样现代化，怎样利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走向这样一条限制自己发展的道路？一条注定通向奴役的道路？　　

太平洋西岸的我，吸着带有腥味的海风，听着阵阵海潮，不由得怀疑起了辽阔的大海。大海上那些来来往往的集装箱，承载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的梦想，还是包装华丽的陷阱？厚重的历史感不由自主的袭了上来，我感到有揭开这个现代经济史上最大误区的冲动。从那一刻，我开始了对世界大国兴衰历史的研究，对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解剖。十年磨一剑。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　　

二。固守落后不=发挥优势？　　

出口导向战略，有非常成熟的理论支撑。从1770s中期以后的200多年里，支持出口导向和国际分工的理论著述可谓汗牛充栋。2005年我读了一本美国的书，叫“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Lardy）”。该书暗示中国全球化以前的经济体制的缺陷有两个：第一忽视了低端产业（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并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着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达到了充分利用这两个要素的目的（P61）。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出路似乎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低端产业优势，和利用外国资本。这种这是新自由主义给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普遍实用的药方。　　

这剂药方的基础就是比较利益学说。这是一种将固守落后打扮成发挥优势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有许多的批评，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想着重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博弈的角度，从中国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解析这套理论所隐含的发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最初产生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这种理论反应了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和超级大国对建立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的需要，反应了大英帝国在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对保护主义的选择性扬弃，为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披上了一层科学的面纱。简而言之，这种理论代表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而今天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美国推行的全球化的旗帜上同样大写着比较利益学说。　　

比较利益学说的初衷是提倡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认为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财富。这本来是一个认为一定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推动财富增长的理论，一个关于数量和分配的理论。这个不涉及经济素质的提高，不涉及产业的进步，不涉及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全球化的推手们打扮成一种发展的理论。比较利益就这样被推到了极端，成为全球化这种“全球信仰”的理论支柱。一个关于数量增长的理论，崇拜成了一个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真理迈出的这一小步使她成了谬误。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优势”的弥天大谎。这一小步把经济发展偷换成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小步却包含做一个惊天的战略秘密：那些业已发达的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一个叫做GDP的数量陷阱，一个被称为发挥落后优势的陷阱。他们一方面推行全球化，一方面实施技术封锁和技术保护。　　

像中国这样崛起中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建立自己目前尚没有优势的高端产业？要不要超越自我？要不要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所谓超越自己，挑战自己，就是要抢占那些我们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技术制高点。而比较利益的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这种发展理论，中国49年以后，不应该建立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该建立自己的飞机，汽车，和电子工业，也不应在技术和人才缺乏，呈现“比较劣势”的情况下研制战略武器。难怪提倡全球化的人们，要彻底否定中国头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及时介入国际体系，没有发挥自己的落后优势，反而去努力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反而去攀登中华民族尚未具有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高峰，是一种历史失误。再让我们上溯到1841年，那时候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农业和手工业。反正不是现代工业。按照全球化分工体系，1840以后，帝国主义试图把中国变成经济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战略企图是不是合理的？中国是不是要永远发挥自己农业和手工业的“比较优势”？难怪那些提倡全球化的人们，认为中国要再做100年的殖民地。这种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理论的实质是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从而在国家博弈中出局。看看中国那些为出口导向张目的“经济学家们”那一个不是要中国发挥低端产业的优势，那一个不是要中国“抱残守缺”？　　

我们必须认识出口导向的真正面目。出口导向介入国际分工就是这样一种通过“经济学”包装的，抱残守缺的战略，一种将固守落后合理化和美化的战略。在这种战略应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自动放弃对高端产业的认真追求。以中国为例，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低端市场，有人不惜放弃对高科技的保护，在世贸条约中，承偌实施高科技零关税政策。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的中心是非常明显的：以低端市场的开放，换取发展中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全面自动放弃。　　

比较利益学说的核心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从事其生产效率相对最高的产品和产业，然后通国际贸易进行交换，换取其他产品。这种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不仅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和每个国家作为个体的福利都将因这种国际分工和国家贸易而提高。所以，全球化国际贸易将营造一个每个国家都赢,全世界都赢的多赢局面，或共赢局面。我们想再一次指出，衡量这种福利的是数量的增长。　　

为了让不是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对这个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的世界模型。国家A和国家B；这个世界只生产两种产品：草鞋和机器。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两个国家都有生产草鞋和机器的能力。但是，每个国家生产草鞋和机器的相对（比较）成本不一样。目前，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效益高。国家A比国家B发达，是发达国家；国家B是发展中国家。　　

假如没有国际分工没有全球化，两个国家的经济都相对封闭，这个世界有两个彼此封闭的经济体系。每个体系都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草鞋和机器，都发展出自己完整的经济体系，都彼此独立不依赖对方。世界都是变化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候，国家B随着技术的提高，产业的进步，改变了自己的技术结构，变得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的效率要高，而且高于国家A，在总体经济实力上比A国发达。在那个时候，国家B成了发达国家，国家A成了需要赶超的国家（这是国家A十分害怕的未来）。　　

但是，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打断了那种可能的将来。根据全球化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国家A，发达国家，应当生产机器，因为在现在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发展中国家，则应当生产草鞋，因为现在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的效益高。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下，国家A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国家B能生产更多的草鞋。结果全世界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和草鞋。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实行交换。国家A通过向国家B提供机器换取草鞋；国家B通过向国家A提供草鞋换取机器。这种全球化不仅为国家A，国家B，还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的福利。　　

把比较利益学说当成发展战略，推销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经济模型。那就是：让今天先进的国家从事先进的产业；让今天后起的国家从事落后的产业，因为落后的产业是你的相对优势。先进的造机器，落后的编草鞋。比较利益学说为这种世界经济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模型，不合理的世界分工制造了一件合理化的新衣。比较利益学说认为，这种世界分工是如此的合理，以至于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不仅导致自己国家福利降低，GDP的降低，还会导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降低，GDP的降低。这种理论，为推行全球化提供了道义上的优越性。你不加入全球化，不安心编草鞋，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还损害了全世界的利益。这种理论把希望崛起希望打破现有国际分工的民族，送到道义的审判席上。　　

比较利益国际分工就是要打断甚至延缓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国家博弈的角度看，比较利益想通过逆向选择的国际分工将竞争对手挤出局。它代表的是强者的利益，是强者的逻辑，甚至是强盗的逻辑。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道路。这种国际分工与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比较利益带来的国际分工，要中国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发挥优势，要为了海外市场的需要（比如美国市场的需要）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底层的产业上。国际分工不是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带来现代化。当一个民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低端产业时，当一个民族心安理得的认为发挥优势的方式就是固守落后时，这个民族将如何建立完整的现代化体系？比较利益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宿命；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则是陷阱。　　

国际分工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导致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所谓国家分工就是你的经济结构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的，而是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建立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中国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经济结构不能建立在国际市场的分工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最终导致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华民族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依赖历史含义是什么。　　

国际分工带来第三个弊端就是扭曲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满足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和福利，而是满足某些海外市场的需要。而这个海外市场的主体，往往又是在许多方面和中国有战略利益不一致的市场。以竞争对手的需要而生长，是国际分工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　　

在中国面临战略再选择的今天，我们必须公正客观的指出：　　

出口导向必然是一种抱残守缺的战略，是发展陷阱。　　

 三。中国不能选择落后　　

一个发展中的民族想要崛起必须自己挑战自己，必须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勇气。我们曾提到过，在一个民族的综合实力中，民族意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意志上的衰落。而且经济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攻心为上。对于一个后起的国家而言，可怕的不是今天的落后，而是永远的落后；不是承认暂时落后的历史事实，而是屈服这种落后的意志衰退。落后不可怕，可以赶，可以超。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落后却甘于落后，明知落后却又在国际分工中选择落后。屈从于将这种落后的现实固定下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安排，那才是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的悲哀。我们在前面通过一些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首要的是意志上的崛起。有些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意志上的衰退，强大的国家也会衰落，也会在国家博弈中败下阵来。要打断一个国家崛起进程的成本最低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折服后起国家的意志让其安于落后安于现实，不要力图挑战挑战强国的先进地位；就是要让后起国家收起赶超的雄心，收起改天换地的壮志。　　

中国不能选择落后！不能满足于编草鞋，安心于编草鞋；不能满足于买机器，安心于买机器。经济上的偏安与国土上的偏安，都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这种现象在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里处处可见。那种崇拜别人，崇拜别人的一切，从崇拜别人的技术，到崇拜别人的体制，到崇拜别人的价值体系的风气十分风靡。崇拜本身作为个人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崇拜往往导致自我菲薄，导致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技术战略上的逆向选择。有人主张在国际分工的口号下，自觉主动的从一些关键产业里退出来。曾经从大飞机中退出来，曾经从独立的汽车产业里退出来，曾经从计算机核心技术里退出来，曾经从追求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退出来，这些都是自甘落后，害怕自我挑战，害怕竞争的行为。　　

我们呼吁中国必须跳出这个发展陷阱，必须超越这个发展陷阱。我们呼吁中国不要按“自然”的国际分工来建立自己的产业，不能由发达国家的低端市场来决定中国的产业，不能按出口导向来决定中国的产业。　　

（请参考《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机》，第五章 被美化的抱残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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