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人口资源环境构成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大跨度的回顾，考察了其现实和制约状况。认为在中国未来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把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控制人口数量放在首要位置，同时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道路，建立促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体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节约与开发并举，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环保制度建设和市场调节，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因其最直接地关涉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道路和现实选择，业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由人口资源环境所构筑的基本国情，都必然地和主要地包蕴着对人口资源环境的战略部署和精密筹划。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的、主要的和关键性的要素，人口资源环境记录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脚印，制约着其发展的前路，昭示着其发展的态势。

　　可持续发展观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1981年莱斯特·R·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87年布仑特兰德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的《21世纪议程》，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如果不是持守偏见，现今的人们会惊诧地发现，在“人口和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小国”这一基本国情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接受，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作的努力，都尽其可能地赶上了世界的步伐，并已逐渐步入了世界的前列。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回顾

　　（一）人口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出现了多次起伏变化，最终实现了低生育水平总体保持稳定的重大突破，步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依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等记录，我们把这一发展过程图示如下：（略）

　　1．20世纪50～60年代属于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长到1970年的8.3亿，总和生育率（TFR）年均逾5.89，每10年增加1.4亿人。其间经历了鼓励人口增长、号召节制生育、人口控制政策首次受挫、人口控制政策再起等时期。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07﹪。

　　2．70年代属于惯性增长阶段。由8.3亿增长到1980年的9.87亿。由于国家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城乡普遍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80年的11.87﹪，总和生育率年均降至4.09，创造了中外人口控制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出生惯性，导致10年增长了1.6亿。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48﹪，属历史最高。

　　3．80-90年代属于缓慢增长阶段。由9.87亿增长到2000年的12.67亿，每10年增加1.4亿。此阶段中国实行约束性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年均降至2.18，1993年更是实现2.1的更替水平以下，并至今一直维持这一水平之下，处于“低生育”阶段。该阶段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降至21.35﹪。

　　4．2001年以来属于较低生育增长阶段。由12.67亿增长到2007年的13.21亿，8年增加0.54亿人，总和生育率降至1.72，占世界人口比重20.09﹪，为历史最低。该阶段人口和计生工作从以前的“暴风骤雨”、“和风细雨”，实现了到“春风化雨”的转变，计划生育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九五”和“十五”控制目标顺利实现，故又叫“优质服务和奖励扶助计划生育”阶段、“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阶段，中国控制人口工作持续发展。

　　6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降至1993年2.1的更替水平，1998年以后持续稳定在1.8左右，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迅速而重大的转变，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被成功遏止住，因政策因素使全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这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均晚到来4年，较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人口发展的轨迹。但不能讳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策在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实行基本国策也作出了一定的奉献和牺牲。成就举世瞩目，代价难以全免。

　　（二）资源

　　1．改革前30年，资源无偿使用和资源保护工作起步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是资源无偿使用时期。这一阶段，公有制为基础确立起的自然资源全民所有的形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决定了国家可以无偿占有和使用各种资源，可以无偿拨付给企业和组织，因而生产中没有资源成本意识，存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现象。尽管在资源保护方面也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如1950的《矿业资源保护条例》，1953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7年的《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60年有关保持水土绿化荒山的《农业发展纲要》，1963年的《森林保护条例》等，但总体上人们强调“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谈不上对自然的敬畏，缺乏对资源的有价性、有限性、系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等认知，资源保护意识淡漠。

　　70年代初，媒体开始关注“公害”问题。1972至1974年，大连湾、松花江、北京等相继发生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促使政府开始关注资源保护问题。该阶段颁布了针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法规，如1972年的育林基金管理办法，1973年的节约用地指示和森林采伐更新规程，1975年的水源保护工作意见和珍贵动物资源保护通知等，在实践中发挥了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开始加快。

　　2．70年代末～21世纪初，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护和管理体系阶段。1978、1982年两部宪法和1979年中国首部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资源管理迈出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步伐。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海洋、文物、森林、草原、土地、矿产、渔业、野生动物、矿产资源、水土等管理和保护法规，《刑法》中还专节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条款，进行了由资源绝对公有、无偿授予到有偿转让的资源产权改革，管理体制上由计划逐步向市场转变。如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首次提出开征资源税，1984年发布《资源税条例》正式建立资源税，1986年《矿产资源法》确立“税费并存”的资源开发制度，促进了资源管理体制以市场化和法制化为取向的改革和进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UNCED)的召开和1994《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的发布，促使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指导中国资源管理的核心思想。1996年修正的《矿产资源法》，确认了“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度，标志资源产权进入“可交易”阶段。世纪之交中央连续召开了五次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其间，制定或修订了有关土地、海域使用、草原、水资源、农业、公路、种子等管理法规，进一步明确了资源的占有、使用、开发利用方式，并确立了完全有偿开发的第二代资源税制，资源管理进一步市场化，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渐趋完善。3．2004年至今，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资源保护和管理体系阶段。2004年3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必须强化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国情意识，强化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统一的效益意识，强化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特别是在2005年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强调要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为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节约和保护资源也上升为基本国策。这一阶段，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思想深入人心，新的税费改革突飞猛进，资源保护和管理日渐实现科学化。

 （三）环境

　　1．改革前30年，建设带来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工作起步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大建设带来一定的环境破坏。旧中国饱受列强蚕食战痕累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地到处是被推崇的“浓烟滚滚”、“移山填海”等建设场面。在初步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工业三废的任意排放，经济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问题开始凸现出来。

　　70年代初，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迈开步伐。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政府受日本和国内“公害”的影响，开始关注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1972年中国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并提出了保护环境的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方面的会议，并开始在各省、区建立三废治理办公室，并在1974年5月成立了国家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通过制定政策、行政法规和标准等控制环境污染。1975年，中国提出环境污染问题“五年控制、十年基本解决”的目标。这一阶段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各级环保机构的设立上看，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2．70年代末～21世纪初，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阶段。1978年底，中央批准国务院环保小组的《环保工作汇报要点》，指出“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保工作作出的指示。1979年9月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化轨道。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第一次纳入了环境保护的内容。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3年底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转折点，会议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世纪末的环保战略目标。1986年国家“七五”计划把环保五年计划第一次单独成章。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要“努力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至1989年1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国已逐步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八项制度，并在环保机构设置和环境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公布《中国环境保护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上，外方代表赞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是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后第一部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值得别国效仿。1995年，《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发布。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在进一步强调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基础上，确立了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1999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为贯彻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部署，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的环保工作方向。2003年初第五次全国环保会议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到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位置，走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路子。在2003年3月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推进发展中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受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至此中国政府共颁布了800余项国家环保标准，全国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3200多个，从事环境行政管理、监测、科研、宣教等工作人员16.7万；各级环境检察执法机构3800多个，总人数5万多人；并已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门类基本齐全的环保产业体系，从业人员159.5万人，行业年收入达4572.1亿元。

　　3．2004年至今，建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阶段。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把环境保护摆到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迈开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环保工作的第一步。2006年4月的第六次环保大会是中国环保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盛会，政府首脑在大会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环保工作的“三个转变”，标志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战略性、方向性、历史性的转变。2007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纲要》公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这一阶段中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广泛的环保“统一战线”逐渐形成，迈出了历史性转变的坚实步伐，环保事业焕发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

　　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认为，若超越生态有限性所限定的经济绝对规模的限制，就如同超越航船的装载线，必将使人们的经济之船在生物圈中沉没。他指出“总量有限性”应该成为人类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最高原则和第一性命题。当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讨论三者行为关系时，我们看到，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面对着异乎寻常的可持续发展制约问题。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总量有限性”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的宏阔空间可能使我们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转轨极易产生的难以规避的系统残缺、政策体制空白和视阈盲区，也可能使我们的政策和举措面临“打折”之虞。深刻理解这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在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程度上，必须作出客观、理性的审视。

　　（一）人口方面

　　1．人口总量压力。截至2007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21万人。尽管自然增长率已处于低位，但是在未来的近40年内还将有3亿的增幅。仅据学界中位方案预测，2045年将达峰值规模15.34亿人。人口压力有增无减。这种压力，“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都无不渗透了它的影响。以至离开了人口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强调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要事”的地位没有改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的性质没有改变。这三个“没有改变”，首先就是对中国人口数量因素的客观判断。

　　2．就业压力。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基本途径。尤其在中国，搞好就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性工程。然而中国前所未有和持续增大的就业压力，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愈加严峻。按现行标准，以女16～54岁和男16～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2010～2030年将持续在9亿左右，比重约为64﹪，本世纪前5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将持续快于总人口增幅，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多万。仅就农村来看，本世纪头30年随着非农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约保持在2亿。尽管持“"人口发展"并非仅指"人口增长"”、“知识和技术可以拓展一国的人口承载能力”等观点的学者看问题的视角是较“全面的”（而笔者认为却是左顾右盼且轻重倒置的，是脱离国情的。并非“既瞻前又顾后”），尽管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但长期大量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反成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急需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巨大难题。目前就业问题还因大量下岗待业人员和潜在失业人口而更趋复杂，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解决就业吃饭问题，早已并将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首要课题。3．对资源环境的冲击。一说到中国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冲击是绕不过去话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类的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阐述了“物质变换（代谢）”的理论，提出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大自然物质代谢出现“裂缝”的严重后果。“物质变换”理论被学界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促使人们对经济系统中人口资源环境这三个最基本的内生变量的密切相关度认识日益深刻。以此观之，中国人口变量膨胀对资源环境的冲击，可见一斑。历史也已反复昭告，规模庞大且增长过快的人口数量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目前乃至未来的中国，显然还远不能只把环境保护当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义语。人口尤其规模数量问题，更是其中之义。

　　（二）资源方面

　　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但用“13亿”或“15甚至16亿”这个分母去除，以下人均资源的贫乏，就无法否认了。

　　土地资源。中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量大而人均占有少、类型复杂多样而耕地比重（仅占10﹪，不足世界人均的1/3）较少、利用情况复杂且生产力地区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不均使保护开发问题突出等特点。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最为重要的综合资源，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利用的可持续性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这种稀缺资源，以满足生产性、安全性、保护性、可行性、社会可承受性，将是中国长期面对的问题。

　　淡水资源。中国人均径流量2200平方米，是世界人均的24.7﹪；水资源南多北少的状况与耕地的南少北多，使水土资源配合欠佳的状况依然突出。中国早已被联合国确定为13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

　　矿产和能源。其根本特性之一就是可耗竭性，因而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制约性质。中国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属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58％，且大宗支柱性矿产保有储量较低。中国石油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4％，人均不足世界平均的10％，1993年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每年需大量外汇进口5千万吨至l亿吨。中国铁矿石世界最多，但也仅占世界人均半数，且贫矿和难选矿多达98％。据统计，2005～2007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大于生产量分别为144、192、228kgce，可见缺口之大。

　　生物资源。中国森林面积仅占世界的4﹪，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和林木总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6％和14.2％；草地面积居世界第2但仅为世界人均的1/2，且生产能力极低，平均每公顷草场生产牛羊肉1.5公斤、牛羊奶3.75公斤，而荷兰分别为300和7500公斤，差距天壤。中国物种资源丰富但近年统计显示，占总数7.7％的398种脊椎动物濒危，占3.4％的1009种高等植物濒危，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海洋资源。中国人均领海面积仅0.0027平方公里，为世界人均的1/10，在世界137个沿海国家中排名第122位，且正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外国侵占。目前已有8O万平方公里海域被海洋邻国侵占，他们在南海上的油井采量是中国海上石油采量的40倍；二是污染日益严重。中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开发率极低，更有待保护。

　　结合人口因素看，资源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体现在，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均资源的消耗表现出很强的人口“分母加权效应”，导致目前人均主要资源不足世界水平的1/3～1/2的状况更趋严峻，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二是总体看中国目前各类资源在经济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了高位开发利用，然而由于总量上的绝对短缺和结构性相对短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程度也将日趋降低。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分别为1.47、1.05公顷，需求已超过资源的供给，人均生态赤字达0.42公顷（而世界人均资源生态承载力尚有0.33公顷盈余），说明中国目前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自然资源长期“赤字”式的耗费将导致中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自然资源更趋危机。

　　（三）环境方面

　　中国的生态环境承载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加上历史欠账、人为破坏等因素，当前环境污染仍相当严重，生态恶化的危险并未消除。竭泽而鱼还是持续发展，即将迈向14、15亿人口的中国面临历史性抉择。

　　水环境状况：200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36.8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296.6亿吨，比上年增加5.4﹪。目前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水环境容量，日益加重的面源氮、鳞污染加速着水环境的恶化；区域生态破坏，水源涵养功能降低（如日前三江源的冷沙漠化报道），更使水体环境恶化雪上加霜。许多河流面目全非，成了黑水河、臭水河，如淮河191条支流有80％呈黑绿色，一半以上河段丧失使用价值；许多湖泊消失，水源减少。“千湖之省”的湖北省，建国初有湖泊1066个，目前数量和水面面积均缩小3/4，而干涸后的生态影响尚难估量。

　　大气环境状况：整体污染较为严重。2006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比上年增加1.5﹪。中国能源以煤为主，燃烧时少有脱硫除尘装置，造成大气污染，污染形成的酸雨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

　　土壤环境状况：一是水土流失严重，目前已逾356万平方公里。虽然每年都加大治理力度，但中国每年却新增流失面积100万公顷，土壤流失高达50多亿吨。如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含沙量也达l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二是土地荒漠化和沙化严重。截止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中国每年因荒漠化而直接损失540亿元。其他如盐碱渍化问题仍普遍存在，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都给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日益低下的土地生产能力造成巨大威胁。

　　结合人口因素看，环境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压力更大。由于人口规模持续庞大，生产力不发达，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完成，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时难以改变，加之公众环境意识不强，环境执法“犹抱枇杷”，中国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全国每年因环境失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可持续发展肇始于环境问题，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又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而未来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及其不断升级的对资源环境消费的“加权效应”，还将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带来持续的和巨大的压力，使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勉为其难”，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研究显示，今后20年中国生态环境的发展走势是：根本遏制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难度更大（这将是困扰中国生态环境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森林植被结构简单、功能退化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江河断流与地下水超采将愈演愈烈；土壤污染的潜在危害将逐步凸显；赤潮发生频率和强度继续加大。

　　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展望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可持续发展其本质要求即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无疑，三大国策的实施，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首先要做，且必须坚持不懈地、毫不动摇地做好的工作，是中国语境下未来可持续发展最主要、最科学、最合理的路径。

　　1．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换言之，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政策战略选择上的不同意见？是中国人口的数量、或结构失衡（如老龄化和性别偏差）、或“堪忧的人口素质”？甚或以上的综合构成了对可持续发展首要的和严重的制约？

　　当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时，主观上人们因建设新生活的热情而笃信“人多力量大”，客观上经济落后底子薄，人口众多增长快。中国的人口性质正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这是人口与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作失误也难辞其咎。“量大质低”的中国人口，“量大阻碍生产力发展，质低难以发展生产力。”无视我国“人口压迫生产力”的事实，否认在人口问题上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机械拿来西方一些人口学家（如科赫）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理论，主张“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认为我国应先发展经济后控制人口，而不是计划控制人口以使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反映“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下的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坐等经济高速发展后再降低生育率，无异于望梅止渴。其结果是：庞大的人口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大大延缓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还遑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他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已取代人口数量而上升到中国人口问题的首要方面的说法（如将老龄化放置于人口数量问题之上、认为老龄化将会是压跨21世纪中国社会新的人口“包袱”），认为中国控制人口规模就是以“自残”方式断送中华民族子孙而腾出空间让位于还将继续增长的世界人口等说法，尽管其“未敢忘忧”之情令人感佩，而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却是明显的。

　　首先，其认识上的根源，在于“淡忘”了中国的“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对中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生育率仍存在反弹（甚至一“放”即发）的可能性（希望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达70.7﹪）视而不见，而对中国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却夸大其辞。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指出中国的一切麻烦就在于人口太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因此，坚持控制人口数量始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所谓一些“新的人口危机”问题。“从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低生育水平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口危机。”我们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与老龄化和性别比偏高可能接踵而来，但却非完全相关或什么全因全果的关系。放宽生育率是否就能够长期阻止“银发浪潮”的到来和出生性别比的偏差？放宽生育政策当然可以年轻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样中国的问题将会更多，更尖锐，更难解决。如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肯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会比现在严峻得多。老龄化未必就是天大的坏事，未富先老并非多么可怕，与其推后，不若早来。所谓“新的人口危机”，只能靠综合治理和统筹解决。如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绝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张的“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而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不保，可考虑变处罚为奖励。在人们享受“人口红利”的今天，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钱物用来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肯定更为合算。倘使之1‰的放宽，十几乃至几十年的叠加就会多有上亿人的增幅，“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再者，还要注意现象与本质之别。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但这并不能由此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增长制约因素，更不意味着我国可持续发展之路就一马平川了。从我们对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回顾和现状考量来看，“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而这种“过大”，根源还在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于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的人口规模。笔者和一些相关机构的联合调查表明，与现在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总和生育率1.2）相比，若在全国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胎，那么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的规模分别为13.93和15.50亿，两者相差1.57亿人；而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一胎化”为2024年，放开“二胎”为2045年，相差21年。上海、北京等之所以达到所谓老龄化标准，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计算总是有好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另外，放开二胎，会加大同外国的“资源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摩擦，不利于世界和谐和平发展。由此看来，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而若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难以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可见，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控制人口这一占有资源的主要形式的总量规模，对于减轻现实的和未来的中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意义重大。否则，“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任何动摇、懈怠、折腾，都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2．在不冲击低生育水平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其基本思路是：全面理解三个“没有改变”，努力保持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使人口总量适应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情下所要求的合理规模，并“加强对低生育水平的实时监测和前瞻性研究”，并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如通过诸如加大保障力度和范围、取消户籍限制、加快城镇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政策导向，解决老龄化、区域人口负增长、抚养负担差异等结构性问题；通过加大国民教育和计划生育奖励力度，解决就业乃至性别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加快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二)坚定不移地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道路

　　经济在未来持续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持续高位，对中国的资源尤其是战略性资源的需求也呈快速增长势头，如原煤、原油、燃料油等。我国诸多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其供求差额将持续拉大，资源能源保证率不断降低，总量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破解中国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难题，必然要求我们在丝毫不放松人口数量控制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与人口发展相协调的促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体制。回顾中国可持续发展对资源的利用开发可见，我们并非缺少宏观管理的理念，而管理体制亟待创新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利用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势在必行。总体规划是政府对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是确保资源与人口规模相协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和规范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和管理，尽快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和管理机制，是实施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保障。

　　2．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前所述，经济长期的快速增长导致资源的“代价过大”，即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资源的高消耗甚至“掠夺”式开发之上的。2007年中国平均每万元GDP能源消费量中，消费总量为1.16tec/104yuan，这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我们所熟知的数据是，中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可见中国GDP因高消耗高污染而“缩水”。照此模式发展，2020年人均翻两番的目标将难以达到。促进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拼资源”向主要依靠“提效率”的转变，势在必行。为此，依靠科技进步对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重大问题进行攻关，就成为中国在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3．走节约与开发并举的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国本来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但在中国却也看到一些“怪”现象，如作为一个产业的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部门发育迟缓，发展严重滞后，且公众节约资源的意识普遍不高。中国废钢铁的回收利用率是45﹪，废铜是30﹪，废橡胶是40﹪，而在发达国家均逾90﹪。因此，倡导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实现中国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科技攻关开发新的资源能源（如加速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等），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再生资源产业等，均为中国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坚定不移地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处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保护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以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

　　1．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政府以“发展”取代“增长”的理念，正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反映。传统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为主要手段，给中国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留下了千疮白孔式的“遗产”。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的增长方式，要求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两个方面下工夫。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约在40﹪左右，一般发达国家60～70﹪，日本、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80～90﹪，而中国距40﹪还有一些时日。根据国际上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中国要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尽快从重化工业阶段向高度开放的信息化和知识经济阶段过渡，从资源能源密集型向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样就要求大力提高第一和第三次产业的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效益”要求摈弃“资源—生产—污染排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倡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资源—生产—资源再生”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和消费做到“资源最小化，废物资源化，排放无害化”。

　　2．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回顾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在环境保护上一直注意制度建设，市场调节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大，但有法不依、违法难究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传统的经济利益导向，生产成本的“内部性”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和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利益形成脱钩局面，加上偏离可持续发展的极端掠夺，以及经济过程中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不合理运作（如地方保护主义和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政绩观）等等，诸多因素都是造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必须做到通过立法、制定政策、精细规划，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行为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和监督管理，并彻底扭转环境违法成本过低的局面。

　　3．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该指出，中国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将不可避免地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而加深。在人口增长短时期难以抑制的情况下，如何使人口增长而生态环境质量又不至下降，甚至还会有所提高？这时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自觉，包括生态平衡意识和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环境意识，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树立集科学发展意识、适度人口意识、人均资源意识、环境承载意识、绿色消费意识等为一体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并非是短时期内所能及的。然而，中国的人口与生态环境现实又显得如此的紧迫。环境保护作为社会性很强的事业，须要广大公众科学合理的社会消费行为和经济责任上的敢于担当。十七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使命，不能仅靠政府的努力，根本的还是要靠中国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

　　（程恩富系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王新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教授。）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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