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民:实现中国经济国民共进退
实现中国经济国民共进退
作者:白益民
国民不可分
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一词才开始不时地在报章出现。15年后的今天,国、民企业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但是有一种叫“国进民退”的概念也成为了中国人争议的焦点。
“国进民退”的概念当中有两个方面的声音,一方面是要坚持“国进民退”,是支持的声音;近几年又出现了大量反对“国进民退”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国进”的同时降低了民间资本的活力。的确,特别是2008年底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出台后,政府的出资、放贷等政策的受益方主要是国营企业。因为从信用的角度来讲,政府对国营企业有更直接的关系。
而在中国,国有企业跟民间企业是一种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关系,这也导致了政府放贷支持只能更多地进入国企,民企享受不到。但是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国企和民企能够混为一体,那么就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了,而就会变成“国民共进退”,这是我一直期望中国能出现的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惠及国家、企业和人民,解决贫富差距。而我也一直认为,国民是一体的、是血与肉的、是共生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征,国、民不可分。
有一种企业叫集体企业
怎么让国企和民企形成一种混和型制度?这样的制度在国外有没有?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高效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邻居日本。
日本被称为一亿总中产,也自称“中等福利、中等负担的国家”,一亿总中产的日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国人所熟悉的日本品牌,如东芝、索尼、丰田、三菱等等,媒体及中国企业都把它们叫做私有企业。为什么呢?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就是:这些企业只要不属于政府,必然就是私有企业。因为在中国不是政府出资的,那么它就是私有企业,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我们国家曾经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种类型,也就是说,在当今的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外,我们忽略了集体企业。但在日本我们会发现,如东芝、索尼等所有大企业,它都不是私有企业,因为它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这些企业也都是上市公司,而它又不属于政府出资所有,也不是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又被称为“民间企业”或者称为“民有企业”、“国民企业”。但总之,它是个社会企业,所以日本的这些大企业用中国词形容可称其为集体企业。
中国的内部矛盾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一套民有国营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思路有关系。刚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坚持国有,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国有性质。中间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兴起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如海尔、联想、四通、华为、还有TCL等这样的一批企业。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的改革方向开始全部照搬美国,曾经一时把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集体企业向私有化发展了,搞了MBO的改革。所谓MBO,就是要把产权清晰化,把集体企业私有化的一个过程。这些集体企业私有化,基本上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包括四通、TCL,以及联想。
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如今我们股票市场的发展即美国模式的发展,企业都到市场直接融资,使企业尽量到市场上直接承担风险,然后让投资人、个人承担企业的风险,向这种形态发展,导致所有的企业都是围绕着股市,以“圈钱”的方式寻找资金。
而这种发展导致的矛盾是一方面银行里面的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很多企业需要资金,全是拼命的从股市或者各种私募基金、各种外国投资去获得。这样就形成了两极分化:一方面银行里的钱,因为大部分都是国有银行,那么他们给国有企业提供支持。而私有企业得不到钱,上市也有门槛,他们就利用私人的资本进行发展,所以走向了两个极端,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日本式国民共进
“二战”以前的日本,是由三井、三菱等家族性质的财阀企业所主导,二战后财阀解散、家族成员基本上被美国清理出去,逐步进入经理人管理的时代。这些原财阀企业在50年代面对加入“关贸总协定”(今WTO),他们又开始抱团。那时候,他们主要是一种民间资本的形态。这种民间资本的形态,实际上是集合起来,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形态。虽然他们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更多地还是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
同时,它也存在着私营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围绕着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而这些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运作,形成一种秩序,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这是日本的体制形态。
因此在这种形态下,日本政府如刺激经济、调控经济,进行放贷、发债,一般都是由这些财团的金融机构参与进行。政府给与的支持,实际上是落实到了民间,落实到了这些财团。财团又落实到了这些围绕着大企业的中小企业,因为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私营资本和国家之间割裂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日本财团资本更多地是对外扩张,而不是完全对内进行争夺。在每一个经济危机过后的新发展期里,大量的资本是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即通过财团里综合商社引导资金,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到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大资本在海外创造了各种商业机会以后,变相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各种商业机会,变相地为中小企业带来了订单。而带来了订单,也就意味着带来了资金。有时候,对一些中小企业,一些民间私营资本的救济并不一定直接通过钱实现,而是通过大企业出去给它拿订单。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国民共进退的体制,也就是说,大财团并没有拼命的挤压国内的空间。
中国民有国营趋势
而中国的所谓“国进民退”,只是在国内市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海外,中国现在却是“国退民进”。我们在海外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遭遇了各种打压,但是我们那些民间的“游击队”反而在海外找到了各种发展的生存空间:温州商人买下英国电视台,河南老板买下了德国的机场,广东老板收购了世界排名前五的智利某铁矿。还有好多民间资本实际上是大量的“外移”、流出了。因为他们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太差了,被国有资本压缩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样,形成一套“民有国营”的体制?这些大企业为什么不能注入民间资本?我们本身的国有资本,为什么不能注入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也可以进入国有资本,形成交叉持股的关系,建立产业链上分工的秩序。一旦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的说法了。
另外,我们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这个“国”,已经跟当初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实际上通过持股也是有民间资本在里面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国将来这样一种趋势,政府企业和民间逐步形成一种民间企业形态,而不是原来的“政府企业”,也不是私有企业。
十多年前,在工商联的推动下,民生银行成立,现在的浙江地区也出现了私有企业的整合。在这种整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浙商银行、宁波银行,很多都是企业入股的。这样企业银行、企业金融机构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对私有企业的一种整合,实际上是在向集体企业发展的方向在前进。
再如万向集团这种家族式企业,也在进行股权改革,交叉持股,经理人持股,也在往集体企业这个方向上走。现在真正保留这种集体企业形态并且做得好的公司也有,比如说华为,它的产权是一个模糊型的产权,并不是某个人所有,也不是国家所有。
所以现在的现象是,国有企业在搞股权多元化,再往集体企业方向前进;另一方面浙江地区的民间私有企业也在向集体企业方向走。
中国财团的雏形
集体企业做大,做到跟金融、商业、产业结合到一起以后,一个比较成熟的形态就是日本式财团。中国有这样的财团雏形,比如招商局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然而,过去十年受美国模式影响,并没有受到经济界的关注。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经理人已经职业化了,是职业经理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像这样的企业,我们看它既是国有企业,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准集体企业,但更期望它能朝日本式的财团企业、集体企业方向走。
因为这些企业所占据的地位是国家经济、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实际上是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大企业集团。如果将其上升到日本式财团模式发展的话,走“民有国营”体制的路线,中国式国民共进退将会集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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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 《三井帝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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