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国外贸在危机时期的主要风险

2009年02月20日 经济观察报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当前中国外贸也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

　　首要的风险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可能要延续较长时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从最短促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到最长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长波)，完整的周期长度从3-5年到45-60年不等，对应的下降阶段从一年以内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从2007年3月1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次贷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不少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危机未必没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发展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主要经济大国也纷纷出台了反危机计划，但我们不宜过度信任这些反危机计划。因为反危机计划的理论基础未必完全正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财政赤字空前庞大的美国面临为其经济刺激计划融资的难题)，利益集团角逐将扭曲、削弱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力。而且，国际性经济危机需要国际协调，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来就是巨大的难题，实践效果不彰，而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各国相互冲突的宏观政策将大大削弱其预期效力。

　　不仅如此，贸易伙伴的经济危机还有可能向政治危机转化，不仅损害贸易伙伴吸收进口的能力，还危及我国企业、国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历史上从来就不鲜见，因为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必定会视之为夺取权力的机会而力图充分利用；以下因素又将加剧这种风险：政府实施反危机政策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拉脱维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救援条件实施的结构调整所引起的不满，俄罗斯限制进口损害了滨海边疆区的汽车改装业和国内众多地区发达的消费品进口相关产业；公开或潜在的敌对、竞争国家借机支持反对派挑战执政集团。从一向公认存在较多潜在政治麻烦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俄罗斯到属于西方集团的冰岛、法国，规模可观的游行和罢工已经揭示了这种风险，更大的政治动荡乃至政变风险还在后面。

　　即使在中国，经济降温也同样蕴藏着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在2月17日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不过是一声警钟而已。倘若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与大众共度时艰，而是打着“反危机”旗号企图加大力度剥夺普通国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上述风险还会升高。

　　商品、资产、货币价格的剧烈波动一向是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传染渠道，因为这种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暂时缺乏订单不足以令企业“猝死”，资产负债表的剧烈变动却足以令企业巨人转瞬之间轰然倒地，衍生工具使用日益广泛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潜在风险。从原料、产成品价格暴跌令中国钢铁、花费行业库存减值数百亿元，再到中国民航企业因油价走势转向而亏损数亿、数十亿元，到大批中国出口企业去年末以来因锁定汇率协议而亏损 (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不宜诉诸汇率贬值手段促进出口)，都说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正在迅速升级、扩散，相信还将继续发展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

　　而且，由于在执政的不同时期对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奥巴马在未来的保护主义冲动可能增强。奥巴马顶着在竞选造神运动中取得的光环入主白宫，目前还处于与公众的“蜜月期”之中，支持率之高创造了历史纪录，所以，近期内他无需太过依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支持。然而，随着造神运动的光环消失，随着“蜜月期”流逝，他的支持率必将趋向下降；由于经济刺激计划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即使有收效起码也是2010年之后，缺乏耐心的美国公众对他的政治支持会流失得更快。如果他的政治支持流失到一定程度，他寻求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支持的内在冲动就会大大增强。

　　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到全世界最高水平。1978-2008年间，不考虑价格因素，中国名义GDP从3645.2亿元增长至300670亿元，增长81.48倍，年均增长15.8%；出口额则从97.5亿美元增长至14285.5亿美元，增长145.52倍，年均增长18.1%。中国出口增速明显超过同期GDP增幅，中国外贸依存度随之跃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国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其它大国外贸依存度通常很少达到30%，即使以外向型经济而著称、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2007年其GDP为45690.31亿美元(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3340亿美元、713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不过29.2%%，出口依存度为15.6%；但中国外贸依存度1995年就达到了39.7%，近年一直在70%左右，只是在2005年汇率改革后才由于人民升值而趋向下降，2007年为64.4%，2008年外贸依存度为58.3%，出口依存度为32.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90年达到50.4%的最高点，2005年以来在20%左右。

　　如果说去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从现在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将有增无减，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将相应逐步表现出来。特别是这种保护主义可能在防止 “就业机会流失”的旗号下遏制本国企业向其他国家投资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转移先进产业生产能力，中国又过度依赖外资，所受冲击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国民的努力和政府的反应已经为我国创造了相对较好的局面，而且中国外贸在危机中遇到的不仅是冲击，也有新的机遇；只要举措得宜，我们在危机中仍然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业绩，提高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

　　(作者为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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