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及评估

2009年03月05日  《中国金融》

　　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去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但也不必高估已经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规模，还应当看到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能力及其杀伤力的限制因素

　  梅新育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正在兴起

　　经济萧条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触发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时隔79年，华尔街巨头再次将全世界拖进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世界是否会重蹈贸易保护主义的覆辙？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各地特别是某些西方经济大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态已经令人感到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兴起的瑟瑟寒意。“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卢卡蔓延到了米兰等意大利大城市；俄罗斯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上旬已推出近30项保护主义性质措施，从提高汽车等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到补贴本国出口，不一而足；继提高部分种类豆油(5928,-22.00,-0.37%)进口关税之后，印度又于近期没有任何理由地宣布限制进口中国玩具；潜在影响最大者当属头号经济霸权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态：美国各地政府机构销售的“中国制造”纪念品和国旗已被指为“不爱美国”之举，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设立“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要求这项议案计划的900亿美元基建投资受益项目不得使用美国之外生产的钢铁材料，参议院审议的文本甚至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均需使用美国设备和商品，这些虽然在全世界激起了强烈的抨击浪潮，但奥巴马签署的经济刺激法案最终文本仍然包含了这项条款。而且，这种保护主义风潮还在从货物、服务贸易向资本和人员跨国流动领域蔓延。某些国家的对外投资已被指为造成本国就业机会流失而遭到更猛烈的质疑。

　　环顾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能比较更容易地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而且，由于在执政的不同时期对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奥巴马在未来的保护主义冲动可能增强。

　　准确评估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冲击之下，中国如之奈何？首要任务是准确评估其程度和影响。对任何对手我们都需要准确评估，低估可能导致我们应对失败，高估可能导致我们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因为过多地用于应对这一问题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本可用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收益。毫无疑问，正如昔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所揭示的那样，全面的保护主义贸易战必将推动全世界堕入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结局。作为世界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对此应给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关注，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但我们也不必高估已经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规模，从而采取过度激烈的应对措施，我们还应当看到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能力及其杀伤力的限制因素。

　　由于数十年来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少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消失，除非各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发生戏剧性逆转，否则这就是任何“购买美国货”条款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不仅如此，与无差异地全面提高关税壁垒不同，“购买美国货”条款并不能适用于所有进口品，只能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这样一来就大大限制了该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出口国的杀伤力。而且我国本来就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上并无太多既得利益可以失去，何况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推进本国先进产业发展本来就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珍视的权利，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谈判中正需要维护自己的这项权利，尽管我们不可滥用这项权利。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将这项条款推广到仅有部分属于政府资助的项目，从而成倍放大其杀伤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保护范畴。

　　几乎任何一个进口国都同时存在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大阵营，如美国进口品销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往往利益对立，立场相悖，前者(包括同时身兼进口商和制造商双重身份的企业)就是可以与我们结成统一战线的自由贸易阵营。而且，进口国自由贸易阵营与我方共同抵制其本国保护主义行动的案例也为数不少。

　　不仅如此，奥巴马的某些保护主义主张还与他的另外一些主张、目标不能兼容，因而不可实现。

　　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在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的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抨击和遏制不能与我们维护本国市场正常秩序的努力混淆、冲突，因为我们警惕和防范的对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那种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当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因为经济危机也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突出特点也是通过减税、加速折旧乃至直接投资等方式向可再生能源、IT等行业提供大规模财政投入，美国几乎所有制造业也都在极力开展游说力图从经济刺激计划的资助中分一杯羹。这样，依靠政府财力支持，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倾销的能力可望大大增强。我国近年也正在汲取改革以来自主先进制造业在许多方面不进反退的教训，努力加大力度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此次的经济金融危机也被视为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加快摆脱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良机，发达国家进攻性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与我国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之间的矛盾将会加剧。对此，我们需要积极转换思维，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争取公平待遇，分析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产业发展政策内容是否构成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违规补贴，并在这两年适度增加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工具，为国内产业(特别是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发展未必没有对我国有利的副作用，虽说这种有利效果可能远远小于我们要为此付出的成本，但只要这种有利副作用存在，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如“脑力流失”困扰发展中国家多年，我国也不例外，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雇用本国人的风险恰恰有助于我国流失人才更充分地认识到盲目追求海外就业的风险，从而有助于我们吸引外流人才回流，减轻“脑力流失”问题。

　　在更高的层次上，国内外目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少抨击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已经尽善尽美，对其的任何违背都是违反了“天条”，但这个隐含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问题是收益和负担分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调整负担太多，发达国家企图用无限制的“自由化”为工具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平等地位的权利，剥夺它们保护自己免受国际游资冲击的权利。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本身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执行规则过程中的问题更多。多哈回合开幕前发布的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年报便提醒各成员方，尽管过去50年内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推进了贸易自由化，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农业和纺织品部门尤其严重，而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历史教训已经证明，国际经贸利益分配失衡潜藏着导致全球化进程全面逆转、南北双方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当前不少舆论热议的所谓“去全球化”趋势，其本质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此前不公正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恶果而已。

　　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我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日益深切，现行国际经贸规则日益构成制约中国实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争取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应再次成为我国的长期目标，而拥有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也是一个真正经济强国的标志。不可避免地，当我国成为世贸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假如说在繁荣时期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既得利益群体似乎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恰恰从某些方面表明它们此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模式和剥夺是不合理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争取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阻力，我们不应浪费这个机遇。

　　最后，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尤其是对少数几个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高度敏感，再次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我们需要有秩序地对此展开调整，相信危机也会增强我们国内各方调整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

　　回首当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世界性通货紧缩、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失败后，悲观气氛一度弥漫国际经济界，然而世贸组织各成员方能够跨越似乎深不可测的歧见鸿沟，发起多哈回合，显示出了摒弃以邻为壑政策、携手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在当前的危机中，假如各国能够作出足够努力，危机和暂时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未尝没有可能成为推动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机。我们要为出现最坏结果的可能性作出准备，更要尽力争取最优结局。■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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