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往哪里找原因？　　

昨天与一个老同事闲聊，他说他最近既看了炎黄春秋的网站，又看了乌有之乡，觉得双方只是在评价过去时很对立，但对待现实问题上差别不大，双方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问贫道什么看法。　　

贫道说：其实是有差别的。吴敬琏等反对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里的“权贵”，意思是要搞没有权贵干涉的资本主义。只反权贵，不反资本甚至推崇资本。你找不到这些人任何反对资本，认为资本过度强势是造成当前矛盾的关键的言论。而左派首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同时对权力不去制衡劳动与资本，而是与资本勾结压制劳动表示不满。从吴敬琏的道理推，国企就该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而且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私人和外国资本造成的，而是国家和权力部门拿走太多，老百姓才穷了。从左派道理推演，权力应该去限制私人和外资资本的强势，不少人主张最终消除私人资本。只有资本强势被压制，劳动报酬才能增加。　　

老伙计又问：阿拉伯国家最近闹动乱，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矛盾尖锐。中国现在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假如波及到中国，按左派现在的态度，应该是主要支持者吧。　　

贫道说：恰好相反，如果波及到中国，肯定与右派有关，会是右派利用社会矛盾，打着要民主旗号闹起来。贫道解释说：如果你注意到几个出问题的阿拉伯国家都有美国的影子，注意到所有反政府力量的旗号基本都是反对权力集中。他们的政治主张，与“零八宪章”很接近。再对照右翼一贯的主张：中国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矛盾尖锐化主要是不民主造成的，很多右翼代表人物都赞同甚至参加了“零八宪章”。加上他们一贯的亲美态度，所以挑起事端肯定与右翼势力有关。而左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烈反美，始终要大家警惕颜色革命，如果中国发生类似动乱，左翼首先会认为这是一次颜色革命。虽然左翼对权力过于维护资本利益不满，但左翼认为即使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权力照样主要维护资本利益。就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都早就实现了民主选举，但照样权力与资本勾结，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因此左翼不仅不会参与，甚至会反对动乱。　　

还有一点很重要，目前右翼势力处于强势地位，资金雄厚，有很强大的阵地，有组织有纪律。而左翼势力缺少资金，只有几个网站阵地，无组织无纪律。因此右翼会判断：如果出现新的政治重组，他们可能在政治上获胜。而左翼会知道，假如出现这种重组，自己的地位可能比现在还惨。　　

同事还问贫道：你主张什么。贫道说，没什么主张，我只喜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把一些故意或无意把事物间关系说乱的说法给纠正一下，让大家看看。谁想利用这些研究去主张什么，谁就用而已。下面再就前天一个帖子往下说说。那个帖子中举出一些数字，说目前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大家都觉得分配不公，核心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资本收益（中国口径叫“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世界银行本来也是这两个口径，现在将两个加在一起叫“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因为折旧是资本的回收。为了简便，贫道用“资本收益”替代）比重过高，劳动者报酬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化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小，资本收益越来越大上。　　

下面贫道再加上几个因素，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与哪些因素相关。　　

经济数据很多，其中很多数据是关联的，这些关联说明某些因素对某种状况有影响。比如：我们说目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通过支出法的国民收入结构来看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过低（指比其他多数国家明显的低）。消费来源于收入，因此收入法的国民结构中，劳动者报酬会也偏低。因为收入低了，支出就很难高。但这也不绝对。比如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为40%弱，而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只有35%，少的那5%是储蓄了。而多数国家的劳动者报酬本来就高，比如日本劳动者报酬达到51%，而居民消费占GDP份额达到57%，还多出6%。多数国家都是这样的状态。那是不是他们不仅不储蓄而且借钱花才会这样的？不是，哪个国家居民都储蓄。这中国情况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是第一次分配的所得，这些国家还有二次分配，也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拿走一大块收益，然后将很大一部分用分配给低收入群体了。支出的一般规律是，收入越低，消费占收入比重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储蓄率越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平均化，收入消费率就提高，储蓄率就降低。　　

这样，收入法GDP结构，支出法GDP结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政府支出中福利支出比重，不同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基尼系数等数字就关联了起来。　　

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现在中央忧虑“可持续”问题。所谓可持续，就是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不至于出现严重倒退。社会矛盾越来越弱化，不能越来越尖锐。形象点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结构如果趋向于发达国家是基本目标。因此要有类似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起码类似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结构变动趋势，不能“拉美化”，也就是类似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结构变动趋势。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用德国与中国做个对比：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德国49%；中国35%；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德国49%；中国40%；　　

中央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德国29%；中国10%；　　

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德国55%；中国11%。　　

基尼系数：德国0.28；中国0.48　　

可以看出，中国如果要调整出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结构，必须在一次分配中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二次分配中通过提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中比重，才能使基尼系数降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但是那么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这几年，结构是向什么方向在变动呢？下面是1999-2007年的结构变动情况：　　

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52%——40%　　

居民消费占GDP份额：46%——35%　　

财政收入占GDP份额：12.8%——19.9%　　

福利支出占支出份额：1.6%——10.9%　　

基尼系数：0.4——0.48（根据李成瑞说九十年代大约0.4）　　

也就是说，中国部分结构确实向发达国家结构靠拢，其中政府通过提高支配国民收入比重，并加大福利支出比重方面，做了比较大的努力。但效果不明显，基尼系数始终在扩大。显然因为出现了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比重下降是重要原因。也就是一次分配中资本拿走的部分越来越高，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即使有了点作为，但不足以弥补一次分配中的资本强势。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韩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典型国家，一个是拉美化趋势很明显的国家，一个是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国家。他们从1980——2007年在经济结构上有明显的变动趋势差异：　　

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韩国40%——51%；墨西哥36%——28%　　

中央财政收入占GDP份额：韩国18%——25%；墨西哥15%——14%（2000年，缺后面数字）　　

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韩国13%（2000年）——21%，墨西哥2.2%——20%　　

基尼系数（92-02）：韩国0.32——0.32；墨西哥0.5——0.5（缺少80年代数字）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政府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在增加，福利支出份额也在扩大，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明显，一个不明显；一个社会趋向和谐，一个趋向动荡。他们在经济结构上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一个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在上升，另一个在下降。换句话说，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究竟不断扩大还是在不断缩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平稳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指标让他们走上两条道路。　　

显然，是否按　孙中山　先生的“节制资本”来调节国民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下发展中国家究竟能持续发展，还是早早变成一个再也不长的“小老树”的重要抉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依靠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仅靠加大福利支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对中国来讲，为什么资本处于强势并严重影响了财富分配？是不是私企外企工资发低了？涨慢了？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不严格？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就限制了资本吗？看起来简单，实际不这么简单，尤其是执行起来很困难。最低工资标准提再高，只要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就是能够忍受低工资的农民工你就无法落实这个标准。观察一下与民工荒关联的数字，会发现只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明显提高的年份，民工荒就会出现。2009年和2010年国家连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累计提升30-40%，2011年民工荒就很严重，工资上升幅度就快。2004年第一次出现民工荒，那是2003年-2004年的免除农业税有关。农民工工资高了，城镇青年的工资会水涨船高。农民工忍受低工资，城镇青年也别想多拿多少。　　

拐了个大弯儿不是？一点没拐。所以，不解决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提高空间，资本强势问题就无法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有所改变。怎么解决家庭经营收入说起来就长了，基本思路一是“城乡分离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给农民以特殊国民地位，通过优惠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扩大农村经济生产链，增加农民家庭兼营比例。从整体提高农村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角度考虑问题。二是合作化而不是“公司加农户”，通过人六资四或者类似比例限制资本在合作经济中的收益。这方面贫道有很详细的帖子以前写过。　　

随手算点数字谈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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