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挑战：“缓增长”与“高通胀”

江涌 原载《看世界》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胀”与“低增长”的困境，居于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者一下子没了注意，不久便从现代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停滞通胀”（简称“滞胀”）由此成为经济史上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至今尚无很有效的应对策略。所以，西方经济监管当局做了一个“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抉择，就是当经济出现“滞胀”征兆后，首先舍弃的是经济增长，而全力反击通货膨胀。如今，美国经济似乎又要落入这个“滞胀”陷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似乎也出现了类似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肯定要放缓。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致使煤、电、油、运持续紧张，由此导致煤炭等采掘行业安全生产形势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环境负担日趋沉重，近年来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与新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经济增长已无实际意义；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集中到少数权贵阶层，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长期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接近临界，蜂拥而至的国际经济摩擦使中国对外交往日趋被动，在国际排山倒海的压力下，中国不断以国家战略利益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后患无穷；…。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调整，而且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

当前，在石油价格飚升、次贷危机冲击、居民消费缩减的重压下，美国经济放缓已成必然，甚至连衰退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制造”最重要的市场，“美国着凉”，虽然不至于再引起“中国感冒”，但是当日本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纷纷被拖下水后，亦即环球同此凉热的时候，中国经济想独善其身，也难上加难。世界银行在1月8日公布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对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2008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值是11%。但是，仅一个多月后，也就是2月16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将中国GDP增速调降至9.6%，这是国际权威经济机构首次将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数字调低到两位数以下。当然，不看好中国的不只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雷曼兄弟公司、摩根士丹利还有高盛等私人机构也纷纷凑上热闹，调降中国经济增长。在一些偏爱经济高增长的“爱国人士”看来，这大概也是算一种“墙倒众人推”了。

然而，中国遇到的麻烦不仅是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更有头痛的通货膨胀。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增速的势头，除7月份上涨5.6%以外，其它5个月份均在6%以上，11月份涨幅更高达6.9%。全年CPI上涨4.8%，超出2006年3.3个百分点。2008年1月份的CPI同比增长7.1%，创11年新高，为1997年以来月度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城市通胀上升6.8%，农村上升7.7%。而食品类价格涨幅最大，同比上涨18.2%，猪肉猛涨58.8%，肉禽及其制品窜升41.2%，鲜菜价格上升13.7%，鲜果价格升幅10.3%，水产品价格上浮8.7%。当然，这些统计数字与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相去甚远，这也可能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只需要将“误差范围”放宽即可。问题是，通胀风险不在通胀本身，而在于对通胀的认识。决策者不断将通胀的出现更多地归结为短期的偶发因素，而不愿正面将其视之为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愿意承认通货膨胀早已存在的现实。正因如此，应对政策隔靴搔痒，甚至是南辕北辙，通货膨胀由此也一步步地凸显出来。可以预期，随着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未来很有可能落入“高通胀”与“缓增长”的困境，这样政府将在通胀和经济减速两大风险的平衡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近10%的增长，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6%，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速高５个多百分点，成绩骄人，从2002年12万多亿元跃升至24万多亿元，稳居世界第四，可喜可贺。如今，对于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喜好“又快又好”的人士开始流露出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的担心，对赶超政绩的担心。这也是一种习惯思维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放缓有利于宏观经济实现重新平衡，恢复正常的自然增长，超常的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有利于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调整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导致宏观经济扭曲、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紧张，当然不利于劳动者就业，就业压力应在经济“恢复正常”状态下解决，应在缓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解决。英国《金融时报》社论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减少房地产和股市中的危险泡沫，同时可以减轻经济扩张失控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经济增长放缓不应成为问题的焦点，焦点应是如何认知与解决日趋高涨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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