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企业的联姻铸就的是虚假的繁荣，而与跨国公司的联姻则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暂错觉与幻觉。在中国某些地方，正是这些联姻，前者导致权贵资本的猖獗，后者则导致买办势力的肆虐。

　　跨国公司肆意“收购”地方政府

　　江 涌

　　2010年新年伊始，欧盟官员爆出猛料，称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个医学界的“世纪大丑闻”，是疫苗生产商为牟取暴利而故意制造的疫情恐慌。一石击起千层浪，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宣布为此展开调查。其实该类事件怪也不怪，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翻云覆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常态。跨入新世纪，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在国家内部有各种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制约，但是在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内部却是高度集权，其行动力远远超过国家。《财富》杂志曾经揭示，在20世纪90年代，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比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更有影响力。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祥和、国家独立真正构成持久威胁的是大企业，是跨国公司。

　　公司帝国崛起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长期侵蚀下，政府越来越小，公共职能不断虚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业越来越大，大企业权力空前——直接影响一国的就业增减、科技创新、网络覆盖、业务外包、税收转移与市场稳定，此外还通过献金与游说影响政府政策、司法审判乃至国家立法等， 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成为八面威风的公司帝国。

　　1876年， 美国总统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曾这样批评道：“这是一个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大企业已成为“封地”遍及全球的“领主”，21世纪的全球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治、跨国公司享的世界。众多政治家、社会精英甚至学者纷纷屈从企业，向金钱磕头鞠躬，时时处处生怕没有跟随吹笛者的节奏起舞。

　　大企业在产品、工资以及价格等方面对市场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此外也不断增加对政治事务、公共政策、民众观念的影响。它们通过控制就业这一谋生手段而操纵社会大多数。很多大企业富可敌国、权势倾国，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加入了不同的行业乃至国际联盟，如美国国际商业协会、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国际商会等，由此织就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网络。在联盟的协调下，在“完全一致的游戏规则”下，成员企业往往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与政治策略，从而成为一国经济的“影子内阁”。

　　大企业可以通过各类基金会，抛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报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台。他们通过贸易组织、游说团体、政治献金来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动。政府从制约企业权力扩张的最前线，转变为大企业的忠实保护神及其国际市场开拓的急先锋。政治舞台成为商业利益的避风港，政府的公权与企业的私权界限越来越模糊，20世纪20年代美国前总统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正是由于大企业大量介入与深刻影响，政治已成为一项昂贵的、商业化的与资本密集的行业，普通大众越来越消费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 大众对政治的热情持续降低，民主投票的参与率越来越低。

　　跨国公司驰骋中国

　　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路线指引下，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涌现新一轮高潮，主流媒体充斥着“自由企业的神话”，为跨国公司高唱赞歌。诸多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高调登场，形象光鲜靓丽，但是暗中不断逃避社会责任，蔑视中国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炮弹，俘虏一个又一个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的公权正被不断腐蚀，公共职能萎缩，甚至终日为跨国公司尽心竭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廉价劳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以及超国民待遇等，在跨国公司于整个世界玩弄“抢凳子”的游戏中，争得了“先机”。中国得到了跨国公司扩张所带来的一般好处：GDP增长、就业增加、低端技术与经营管理外溢； 也得到了跨国公司扩张所带来的一般坏处：政府的独立性降低、为大众服务的职能削弱、民族资本遭受空前挤压。政府掌握极大与过多资源， 驱使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向政府渗透，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被逐渐腐蚀而丧失独立性的同时，大众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在中国“抢凳子”游戏驾轻就熟，“抢凳子”游戏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迅速扩散。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引进外商投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内地为了经济发展、创造政绩，也不断争取与沿海地区同等引进外资的政策权力。

　　权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别媚外，某种程度上已成常态。跨国公司在整个中国大玩“抢凳子”游戏，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参与这场游戏的省市，很快将不得不面对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流失、耕地抛荒、财税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员政治上难以升迁的苦果。于是，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榜样”，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为了吸引外资，展开了“底线竞争”或“冲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经济“割喉战”。昔日美国各州之间“抢凳子”情形在中国又真实再现，而且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原先美国各州，给外资开出的优惠条件令人瞠目结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经营良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在引进外资的“政治任务”之下，或在外资特别要求下(因为很多国有、集体企业有很好的厂房、场地、熟练劳工等基础条件)，强行实行破产，后来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产”中，不少就是为跨国公司而“定向破产”。一些国产著名品牌(如金星、飞跃、凯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就此成为历史。

　　当政府与企业越来越近时，与广大民众就越来越远；与跨国公司越来越近时，与民族资本就越来越远。某些地方政府沉浸于与跨国企业打得火热，原本的职能越来越模糊，于是不能解决或不愿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诸多公众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与驱逐。纵看我们一些地方数十年的发展观，可概括为一“引”一“卖”，相对于简单的招商引资，“卖”的名堂可谓繁多——卖苦力，卖资源，卖国企，卖土地甚至卖祖宗，卖子孙……凡发展最后就是“一卖了之”，而且这些地方政府一届比一届卖得起劲。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越解放，卖得越彻底，由此往往也就越先进，主要官员越是有升迁的机会。著名的“××模式”硬是把一个举国举世珍稀的“人间天堂”改造成为“世界加工厂”。其实，在政府的众多职能中，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而不是直接进入市场，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职能严重模糊，除了市场化、除了“引”“卖”外，近乎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政府诸多重要职能如保护民众健康、发展基础教育、提高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建设、维护公正公平、推进公用事业发展等，要么被市场化，要么“顺其自然”而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职能是一个文明社会及其政府的本分，而这些职能的市场化只能是导致社会的退化甚至是堕落。

　　国内有那么一个城市，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名义上是利用外资、外脑，实际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地为外资、外脑所用，一直“兢兢业业”地为跨国公司鞍前马后。“咨询会议”劳民伤财，场面极其奢华，细节极其讲究，“一天的会用一年来准备”。近年来，拆迁城市再造，原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市里的主人，迁居城市边缘，给有钱人、洋人腾出黄金地段。房价地价不断飚升，弱势一群无以立足，但是为确保不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引进外资构成负面影响，该市(区)政府给进驻本地区的跨国公司在自建、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时实行补贴。该城市二十多年发展之怪状，活脱脱一个政府职能严重错位、丢掉了正业、迷失了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跨国企业于中国高歌猛进、如入无人之境的时候，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原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有一句名言：“在遍及世界各地的营运部门当中，如果有哪一家企业无法坐上当地市场的头三把交椅，那么惟一等待它的命运便是出售。”在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面前，很多中国本土企业最终只有出售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就是他们所谓的“父母官”与跨国公司联手造成的。在中国，通过赢得系列“超国民待遇”，跨国公司可以轻易将母国经济与社会成本转嫁给中国，实现母国乃至国际成本中国化。政府对大企业的依赖本来就很危险，而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则是十分危险。政府与企业的联姻铸就的是虚假的繁荣，而与跨国公司的联姻则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暂错觉与幻觉。在中国某些地方，正是这种联姻，前者导致权贵资本的猖獗，后者导致买办势力的肆虐。大众利益被不断侵蚀，国家利益被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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