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无术的杜光—评《谈谈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

　　任凭

　　最近，张木生等人提出当前“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等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和讨论。胡耀邦老部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杜光也不甘寂寞，写了《谈谈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一文。杜光主张民主主义，批判毛泽东、四项基本原则。通读此文可以发现，自由派老右派的理论骨干、《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杜光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理论白痴。

　　一、杜光缺乏对历史的基本了解

　　杜光说：【民主选举导致专制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第一，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正是民主不足或民主缺陷的表现。就以希特勒上台为例，当时德国距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不久，许多民众的心理，诚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 “不甘心……做一个仰仗于战胜国恩惠的民族”，“对获得一个新的、更大的德国所具有的伟大和光辉更是梦魂萦绕。”希特勒的出现，正好适应了部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他在1923年暴动失败后，改变策略，煽动民族社会主义，获得舆论和民众的认同，1933年初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他上台后，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解散国会，并利用国会纵火案，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在此基础上举行国会选举，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也只获得43.9%的选票。他只有同民族人民党合作，才能保持国会的多数，并推行一系列法西斯措施。可见，这次选举是在部分政治力量受到摧残后，也就是民主遭受严重打击后举行的，选举的民主性是残缺的;加上许多人是怀着复兴德国的强烈愿望，非理性地选举了强人希特勒。这个结果正好说明是民主遭到摧残扭曲，才导致希特勒上台。当时的形势如此，不是民主本身有什么过错。】

　　而杜光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完全是胡说八道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正是民主不足或民主缺陷的表现……他上台后，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解散国会，并利用国会纵火案，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一方面又说【煽动民族社会主义，获得舆论和民众的认同，1933年初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如果希特勒真的获得了舆论和民众的认同，他即便是不搞【国会纵火案，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他也完全可能通过所谓民主选举上台，只要希特勒背后有足够的大资本在支持他，他就可以控制相当部分的媒体、舆论及民众的思想，就可以通过选举上台，并进一步控制政府和军队。

　　杜光说，希特勒是通过1933年【利用国会纵火案，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后，才选举上台的，其实这完全是狡辩的胡说。其实希特勒当总理，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杜光完全忽视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说成是【他在1923年暴动失败后，改变策略，煽动民族社会主义，获得舆论和民众的认同，1933年初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

　　杜光的这样解读历史，显然是白痴脑残才做的事。如果杜光真的了解这段历史却有意掩盖真相，那么毫无疑问，杜光写这个文章目的是给他的读者洗脑。

　　其实，根据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提供的史实，希特勒当总理，完全是民主选举上台的：

　　【1930年9 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 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 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在193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个人得票11339446，占30.1%，仅次于兴登堡(得票18651497，占49.6 %);

　　在1932年7 月31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 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在608 个席位的国会中，仍远远不足构成多数。

　　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 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杜光另一个可耻之处是故意掩盖历史的真相，他说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其实当时，希特勒主要镇压和解散的是德国共产党，杜光有意掩盖这一点。实际上当时唯一能跟希特勒抗衡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当时是国会的第二大党，当时许多工人选票被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骗取。毫无疑问，如果希特勒因某种原因失势下台，那么德国共产党会肯定地、必然地通过选举上台——这在自由派看来，恐怕仍然是【民主自由选举导致专制】。为了防止【民主自由选举导致专制】，只能像苏联东欧剧变后很多国家那样，宣布共产主义思潮非法、共产党非法，可这恰恰本身就是最大的专制和独裁。这是自由主义无法摆脱的悖论。

　　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阴谋，只是加快了他的独裁步伐。希特勒的纳粹党之前已经是议会第一大党，但是他还需要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如果不搞阴谋，希特勒凭借德国大资本及大资本控制的媒体的支持，希特勒完全有可能逐步完成这一目的。

　　希特勒被斯大林的苏联摧毁了，希特勒成为千古罪人，【国会纵火案】才被认定是阴谋，如果历史事实是希特勒最终获胜或者没有被彻底摧毁，谁能确定【国会纵火案】就是希特勒的阴谋?这样，希特勒在国会纵火案前后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民主的、自由的，因为希特勒指控德国共产党是恐怖主义，按照法律当然要镇压恐怖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真谛——其本质是将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政党视为异端恐怖主义进行合法或非法、明的或者暗的镇压。

　　这就像人们无法确定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中是否有意忽略相关情报，使美军完全没有防备从而伤亡惨重，借此激发了美国民众参与二战并争夺世界霸权的热情;同样，今天人们也无法确定，美国垄断资本是否有意放纵甚至参与制造了911事件，以借机侵略战略和资源要地，巩固美国霸权。

　　杜光为何刻意掩盖历史真相，比如他不敢承认希特勒是通过资产阶级自由选举制度当上的总理并开始获得巨大权力。因为希特勒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西方资产阶级设计的自由选举制度最有利于资本控制权力，并对劳动者进行专制。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谁获得大资本的支持，谁就等执政。希特勒就是因为获得英美垄断资本及德国大资本的支持，才控制了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媒体，并通过选举上台。希特勒这个恶棍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选举制度上台，跟小布什这个恶棍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选举制度上台一样，都是垄断资本控制权力的典型案例。

　　今天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能够在德国上台，这跟主张所谓民主主义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扶持密切相关。英美资产阶级扶持希特勒上台的目的有三个，一是希望这些独裁者会有效地偿还对英美的战争赔款和银行贷款;二是镇压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三是希望让希特勒主导的德国去对抗苏联。这些结论在今天都是常识问题。

　　恩道尔《石油战争》一书用十分严谨扎实的史料介绍了这个过程：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

　　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实际上，英美所谓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只是利用希特勒完成了镇压和遏制共产主义在德国崛起这一战略任务。希特勒和德国大资产阶级完成整合并镇压了德国共产主义势力后，他完全摆脱了英美的控制，他不仅仅把斗争矛头对准苏联，更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英美。这样，英美势力不得不联合苏联去反对希特勒德国。

　　二、杜光对政治概念缺乏基本的辨析能力

　　杜光彻底反对毛泽东、四项基本原则。

　　1、杜光彻底反毛

　　【毛泽东执政独裁的全部历史表明，人民民主专政也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好，都是毛泽东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剪除异己力量的理论工具。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确实如此。他既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又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在他的残暴统治下，几千万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开启了道德沦丧、人性泯没的民族灾难之门。这都是同把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国体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分不开的。】

　　2、杜光主张彻底的私有化

　　【所谓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则引向了实践的歧途。几十年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指导思想意味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管理权，垄断分配权，结果是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不可遏止地迅速发展起来，打破了国营经济的一统天下，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改变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垄断依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突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

　　3、杜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在取得政权后的和平环境里，就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让全体公民来选举出领导国家和政府的政党和人员。而固定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国家，就势必走向一党专政，并且由于权力缺乏监督而走向腐败。因为任何政党都需要监督，特别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不可避免地会趋于腐败。而不同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是民主体制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所谓“全民党”或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不存在的。近现代的文明国家实现多党政治，结党自由，就是为了使有着不同利益的公民，都能有条件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且实现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保证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行。所以，把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排斥结党自由，这个非理性的、排他的、与法治相抵触的观点，本身就违背了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成为对民主主义的否定和讽刺。】

　　4、杜光的主张是全盘西化

　　【中国走向民主主义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宣传民主主义，提倡宪政民主，有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争取民主主义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实在没有必要再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至于那些主张新民主主义却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力量，恐怕早晚会显露他们反民主反改革的真相，不说也罢。】

　　杜光的文章很大部分是在介绍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介绍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批判。比如文章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分别是：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考察之一——理论来源和它的雏形、(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考察之二——《新民主主义论》、(五)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考察之三——《论联合政府》、(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考察之四——《论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纵观杜光所引用的毛泽东著作的内容，发现要害和关键的部分都被杜光砍去了。因为实际上，毛泽东70多年前所写的即便是论述新民主主义的著作，也已经顺便把杜光的谬论彻底揭露了。这里笔者引用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里两段话，足以揭露杜光全盘西化论的画皮。

　　比如，对于政治制度，杜光鼓吹【近现代的文明国家实现多党政治，结党自由，就是为了使有着不同利益的公民，都能有条件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且实现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保证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行。】

　　其实所谓公民社会、多党政治，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

　　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都是有阶级性的。原则上，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便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可见，杜光对政治的认识，还不如当年的国民党。连国民党一大中都认定【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而杜光却说【把宪政视为专政，对民主和自由也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解读，甚至认为英、法、美等国的民主政治，都是“吃人政治”，说明毛泽东实际上仍然处于民主主义的蒙昧之中。】其实是杜光自己退回到了国民党一大之前的认识状态，盲目地崇拜西方英美政治体制，自己处于愚昧白痴的状态。

　　杜光主张资产阶级多党制，他认为【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所谓“全民党”或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糊涂的说法，这证明杜光为了鼓吹多党制、为了反毛反共，竟然连基本的逻辑也不顾。在阶级消亡面前，全民党当然是不存在的。在彻底消除剥削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存在和影响前，全民党是不存在的。人民大众享有民主自由，剥削阶级便被专政，剥削阶级享有民主自由，人民大众便被专政。

　　但杜光却说，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也是不存在的。试问，如果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难道不能有一个政党代表其利益吗?当年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不就获得了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等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全心全意的拥护?杜光的这种说法是为了替多党制辩护而强词夺理胡说八道。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服务代表绝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的确就不需要多党制了，即便是搞选举也是共产党一党上台，多党制的存在便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杜光为了替多党制鼓吹，就说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不存在的】这种不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话。

　　按照杜光这种逻辑推论，如果一个政党无法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利益，那么恐怕两个也不行，甚至一万个也不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自由主义认为，阶级、集体、集体主义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个体个人和个人主义。杜光们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挑动共产党分裂，挑动无产阶级分裂，最终将无产阶级分裂为无数个政党甚至一个个自私自利无法团结起来的个体，那样杜光们的主子，资本寡头们就可以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

　　其实，多党制不一定有民主监督，比如今天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名为两党，但其主要政策观点又大同小异，实为一党。名为两党竞争两党监督，实为两党勾结、两党分赃。美国官员及精英阶层所受的监督，远远比不上毛时代干部所受的监督，甚至也比不上香港回归前公务员所受的监督。

　　再比如，对于经济制度，杜光认为国有经济、国营经济是垄断经济，需要彻底打破，需要完全的民营化即私有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

　　可见，杜光的主张一切私有化的观点连国民党都不如。

　　杜光认为，国有经济归国家所有，由共产党领导，便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其实，如果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有经济、国营经济当然是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实毛时代实行鞍钢宪法，毛时代的国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杜光一方面主张国营经济一定是垄断经济，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可以是民主的，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由于智商低得缘故，他完全意识不到这两个结论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如果国家真的是民主的，那么国有就是人民共同所有，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

　　三、杜光鼓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实质

　　杜光主张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破除国有经济，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

　　【几十年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指导思想意味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管理权，垄断分配权，结果是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不可遏止地迅速发展起来，打破了国营经济的一统天下，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改变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垄断依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突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

　　【中国走向民主主义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宣传民主主义，提倡宪政民主，有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争取民主主义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实在没有必要再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号。】

　　杜光以上的这些主张，和那些年轻的白痴自由派一样，违背了基本的理论常识。

　　第一、生产资料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雇佣劳动是否带来剥削

　　杜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践，他主张全盘民营经济化即全盘私有化。

　　其实杜光所鼓吹的某些民营经济，仅仅是自由派官员掠夺国有资产的工具，许多自由派官员的亲属就是大资本家即民营资本家。杜光和《炎黄春秋》们基本上是为这个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富阶层服务的。对于中国的暴富阶层即某些大资本家们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有没有原罪，这个问题笔者这里不再讨论。因为不管左派右派，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主张彻底清算所谓民营企业家(许多自由派资改派高官的家属都是所谓民营企业家)对国资的侵吞。只有杜光这种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才毫无保留地赞美私营经济。

　　那么抛去原始积累和对国资的侵吞，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雇佣工人真的没有剥削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真的只是平等的市场交易吗?按照杜光们的逻辑，工人和老板之间肯定也是自由交易、等价交换：工人付出劳动，老板付给工人工资——以两者自由签订的契约合同为证。

　　我们从根本上分析这种谬论：

　　按照最基本的原则，财富(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第二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劳动。人类社会的价值来自于人类劳动的创造。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自大自然的财富，应该平等地分给每个人;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应该根据人的劳动付出分配财富。——这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

　　从根本上看，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自然资源等财富应该归属于所有人。每个人劳动的成果，都应该全部归这个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剥夺。

　　我们再来看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私有制社会里，生产资料都会最终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劳动者则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按照传统的观点，资本主义分自由竞争阶段与垄断阶段，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的数量多些，垄断阶段，资本家数量少些。但是这种划分仅仅是在资本家内部观察的结果。实际上从全社会看，资本家人数再多，相对于工人也是一小撮。无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小撮人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这一小撮人可以通过这种垄断权力对没有这种权力的无产者进行剥削。资本主义早期的所谓自由竞争，仅仅是资本家间的自由竞争，而不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自由竞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仅仅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并通过这种垄断性的权力剥削工人。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掌握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剥削大多数的劳动者，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是绝对的强势者。

　　比如，封建社会，地主或庄园主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农奴们没有土地，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地主们可以不参加劳动。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奴提供劳动。地主通过收取地租方式，无偿占有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设想最简单的情况：甲拥有一块土地，乙一无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劳动，而雇佣乙，从而剥削乙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这块土地，那么甲很难再剥削乙。

　　而在杜光们看来，假如一个地主有一大片土地，而有10个农民没有土地。地主雇佣农民耕种土地，地主提供土地，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不投入任何劳动就通过收取地租获得了土地上的大部分收入。而且地主还可以把土地产权给他的儿子孙子，他的家族可以世世代代如此永远持续下去，有了土地产权，啥都不用干，就啥都有了。按照杜光们的逻辑，这叫做自由交易、自愿交易。假如杜光们认为资本家们对工人没有剥削，假如杜光们主张保护资本家们的自由和人权，按照这种逻辑，他也必须保护地主们地自由和人权，他应该回到封建社会。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企业被一小撮资本家所有，广大工人丧失企业所有权，这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一个工人如果失业就无法出卖劳动力则无法生存，而资本家则可以任意处置如侮辱、解雇这个工人，因为门外还有更多工人在排队等待雇佣。资本家提供工厂等生产资料，工人提供劳动力。因此资本家根本不用参加劳动。资本家凭借这种企业所有权，就可以雇佣工人，无偿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劳动成果，从而获得极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资，仅仅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只有工人们共同占有了企业，那么资本家则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他不劳动，便没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剥削。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经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对工人的剥削越厉害：

　　【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激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少。】(马恩选集，第一卷，P372)

　　马克思指出，工人越勤奋，他工作的愈多，他所得的工资整体上看来就愈少，资本的增值就越快——因为他越勤奋工作，他与其他工友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总而言之，【资本的利益与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马恩选集，第一卷，P371)

　　杜光们会说，蛋糕做大了，资本做大了最终对工人也有好处。马克思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他：

　　【即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会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2页)

　　杜光可能还会说，资本家和地主不同，资本家也参与了企业管理。

　　我们知道，资本家阶级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可能还较多地参加一部分劳动。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剥削，所以资本家所获得的收入一定会高于他劳动创造的价值。随着资本的扩大，理论上看，企业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来解决，如雇佣职业经理人，雇佣技术员，雇佣体力劳动者。而资本家们则逐渐可以完全脱离劳动，他什么都不用干，仅仅凭借企业的所有权来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成果。所以，既然资本家不投入任何劳动都能获得大部分劳动成果，那么当他投入劳动时，也必然存在剥削。

　　可以说，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揭破了所谓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因为任何资本家的劳动都能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完成，但职业经理人做同样工作所获得收入仅仅是资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由于资本家对工人有巨大的剥削，为了维持这种剥削，资本家一般会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多于他劳动价值的工资。这就是说企业高管尽管不是资本家、没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是他凭借他接近资本家的地位，参与瓜分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变相剥削了工人。以封建社会做比喻，资本家相当于地主，企业高管相当于家奴，工人相当于田奴，家奴比田奴日子好过多了。

　　如果消灭了企业所有权上的不平等，一个企业如果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则谁也不能剥削谁。而这时，厂长、经理及工人的工资都是他们劳动价值的体现。在毛时代公有制国企下就曾经消灭了资本剥削，当工人们对企业拥有和厂长一样多的所有权控制权时，厂长工资最高也就是工人的十倍。

　　总而言之，在私有企业里，一小撮资本家垄断了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所以民营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这种剥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对企业产权的垄断。而在真正的国有企业，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业所有权，所以没有谁可以剥削工人。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相对被少部分人垄断，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同时，劳动者之间却在相互竞争，相互比贱，使工人的工资仅仅维持在工人劳动力勉强完成简单再生产(即生存并抚育后代)的水平上。

　　一般情况下，上层建筑本身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官僚们要想获得长久的持续的稳定利益，必然要依附于从事生产的、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比如，封建皇帝其实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和最大的地主。美国总统往往是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或出身于大资本家家族。

　　中国当前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两类：第一，是一般性的腐败，是指官员对国库、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第二，是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大资本服务获得高额佣金或者直接变身成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第一种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腐败形式。但是自从90年代中国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后，后者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者。在毛泽东时代，民众对官员有广泛的监督制约权力，但是杜光等右翼势力为了推进改革，以及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这些监督都被取消了。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头面人物张维迎所断定的，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因此，当前中国腐败官员，从根本上看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信仰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西方式美国式普世价值之类的政治哲学，一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国资流失到那些大资本家手中，其中很多人是自由主义改革派官员的亲属。而这个群体，正是杜光们的阶级基础。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毛泽东认为，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

　　杜光却完全认同欧美的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赞美其为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社会，代表了人类得普世价值和终极理想。其目的是掩盖西方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真相。因为杜光已经和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彻底勾结起来了，而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完全依附于欧美垄断资产阶级，因此杜光必然极力否认欧美社会之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杜光们的最终目的，是试图把中国社会变成国内外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其实通过希特勒上台的案例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家们支持谁，谁就能上台执政，这是一般规律。因为大资本家们垄断了生产资料，也就垄断了国家的金钱和财富，也就控制了媒体和舆论。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很容易控制政治权力和军队。

　　工人农民等底层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玩议会选举游戏，往往很被动。最基本的问题是，人数众多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成本比资产阶级要高很多。比如要培养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办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媒体，首要的问题是缺乏资金。绝大部分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天天辛勤劳动，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无法全力投身政治运动。假如要把美国五千万的底层工人组织起来至少需要几万的全身投入工人阶级解放的职业革命家，这批人光吃饭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所以，由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的经济压迫和剥削，根本无法享受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和自由。

　　哪里像今天美国的大资本家们，已经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市场化了。大量的媒体、议员、学者、游说公司为大资本家们服务，拿资本家们的薪水。搞一次选举，甚至到美国主流媒体上露个面宣传下政治主张，都需要高额的花费，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完全被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能最大程度上防止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获取政治权力。当资产阶级的舆论宣传完全丧失公信力、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们通过艰苦努力将工人阶级逐步组织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往往通过专政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比如，希特勒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这样的阴谋镇压德国共产党，这个现象是欧美资本主义即杜光所鼓吹的民主主义社会的常态。每当共产主义左派运动发展壮大威胁到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采取专政手段进行镇压。即便无产阶级完全按照资产阶级设计的资产阶级议会规则运作，只要他们的影响和力量对资本统治产生威胁，都毫无例外遭受镇压。

　　这里质问杜光一句，希特勒镇压德国共产党，这究竟是不是民主?如果不是，那么美国四五十年代开始的麦卡锡运动对美国共产主义进步势力的镇压和希特勒镇压德国共产党如出一辙。毫无疑问，美国资产阶级本质上也是像希特勒那样，依靠专政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运作。

　　在美国，自由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但美国统治集团却害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美国的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并不是共产主义信仰者，而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按照美国宪法的精神批判美国统治精英内政外交政策的伪善，结果乔姆斯基也遭受FBI监控和迫害，其文章完全被美国主流媒体封杀。

　　美国和西方表面上是多元社会、信仰自由。当你个人信仰共产主义，但你的力量影响微弱，对垄断资本的统治毫无危害时，你拥有一定的自由。当你有一定影响时，就会遭受FBI等资本专政工具的迫害。当你试图将劳动阶级组织起来，对资本统治产生重大危害时，直接的专政、暗杀甚至大屠杀就开始了。

　　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卓别林、海明威这些科学界、文学界、艺术界的世界知名人士因为思想同情工人而遭受到美国资产阶级御用专政工具FBI的迫害：

　　爱因斯坦被FBI列为头号“危险反动分子”

　　【中新网2009年11月2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2日报道，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后人眼中始终是个慈祥又充满童心的老人;然而，他在世时却曾经被列为头号“危险反动分子”，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年抹黑与猎杀。美国资深记者佛莱德-杰罗米(Fred Jerome)出版《爱因斯坦档案》一书，通过一九八○年代后解密的调查局档案、大量政府文件，以及对许多前调查局官员的访谈，事无巨细地陈述案件始末。

　　一九三三年初，爱因斯坦与夫人从德国抵达美国，至一九五五年逝世为止，在美国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内，始终被担任调查局局长的胡佛列在首要黑名单之上，并透过线民、窃听、放话中伤等各种非法手段，对爱因斯坦执行严密监控和丑化。

　　在调查局厚达千页的爱因斯坦档案中，详细记载了爱因斯坦的政治关系，指称他与数以百计的亲共团体广泛牵连。

　　“二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并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在爱因斯坦位于普林斯顿的住宅里，住着自1928年起即为他工作的秘书，爱因斯坦的姐姐马娅，还有他的继女马戈。她们也都受到了监视。】

　　海明威在FBI迫害下自杀

　　【2011年07月13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7月2日是美国大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爸爸”·海明威(1899-1961)去世50周年，美国媒体多有纪念。关于他半个世纪前惨烈至极的自杀事件，亦有密友提出新解。

　　50年来，无数记者、作家，乃至心理学家穷尽一切线索，探求海明威选择自杀的原因。如今，他生命中最后14年的密友与合作者霍奇纳(AE Hotchner)指出，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或将作家逼上了绝路。

　　海明威生前在古巴生活、工作长达30年，视古巴为第二故乡。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1980年代，海明威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公开，证明他的确是政府重点的监控对象。】

　　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介绍卓别林被美国驱逐出境：

　　【卓别林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却不知胡佛编织的FBI阴影正渐渐笼罩了他，他的命运已经不由他自己控制了。

　　被联邦调查局头子胡佛盯上

　　卓别林勤奋拍片，佳作频出，然而，正是这些电影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控不断升级。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工人工资一再下降，工潮四起。而卓别林通过塑造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讽刺了资本家和统治者，这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有一次，卓别林和朋友在餐厅吃饭，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犀利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头子胡佛。

　　很快，胡佛派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胡佛报告，说那里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

　　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结果呢?一无所获。可是，胡佛并没有放弃对卓别林的调查，他仍在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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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别林在1936年又出了一部重要作品，这就是《摩登时代》。

　　在这部电影中，他认为人已经被变成了动物，盲目为机器工作的奴隶。这部电影甚至包含了马克思的理念，描述了工人和穷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不幸状态。

　　这部片子表现出卓别林的激进左派思想。影片中最经典的一场戏：流浪汉在街上捡到一面红旗子，却在无意中成为了一场共产党示威活动的领导人。这场戏仿佛预见了未来，不到十年，卓别林也被当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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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2月，卓别林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至此，卓别林和他生活了30多年之久的美国已经水火不容。

　　二战后的美国，随即进入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开始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电影界也搞得鸡犬不宁。

　　而在此时，卓别林言行大胆出位，联邦调查局当即把他归为疑似亲共赤色分子，对他的监视进一步升级。

　　终于，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再建议之下，美国司法部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驱逐出境的决定。】

　　显而易见，如果连立场温和的爱因斯坦、卓别林、海明威等人都遭受如此迫害，可以想象，那些激烈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比如《翻身》《深翻》等书的作者威廉-韩丁)是什么下场。美国正是屠杀了几亿印第安人后，才给仅剩的几个印第安人以表面的民主自由权利;美国正是在通过麦卡锡专制运动镇压了共产主义运动后，才允许那些主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存在，即便如此，直到今天，这些政党也遭受FBI严密的监控和迫害。多党政治、民主自由，仅仅是一句空话。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天，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当美国的民众对资本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人物将通过选举上台时，毫无疑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一定像希特勒一样采用专政、阴谋、暗杀、政变等独裁手段将其镇压。只不过美国由于向第三世界国家吸血，因此有足够的财力搞社会保障来收买底层，防止底层造反，所以也就不用进行赤裸裸的大屠杀，仅靠FBI等机构日常专政就可以限制共产主义思潮的发展壮大。

　　然而，美国的富足、美国维持本国稳定是以剥削侵略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搞大屠杀为前提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作为足以说明一切。美国的一贯做法是扶持各国的独裁政权。真正的独裁政权必然脱离本国人民的利益，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依靠美国这个世界霸主。所有反抗美帝霸权的国家，都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国家。而美帝为了扶持独裁政权，不惜搞暗杀和政变，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统和国家政权，甚至不惜对群众进行大屠杀。

　　智利大屠杀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7-20/3524.html

　　【20世纪70年代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智利总统。这位政治家维护本国经济主权和反对美国霸权的进步主张，严重威胁了华盛顿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宫引起了空前的恐慌。

　　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阵亡。智利军方以一场血腥的武装叛乱摧毁了本国的民主制度。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 “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 “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印尼大屠杀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9-19/4831.html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悉尼晨报》发表了一组有三个部分构成的连续报道，报道包括了对前印尼政治犯的采访和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解密档案的文件摘引。这些资料表明：西方强权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一的对平民的大屠杀，并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

　　根据大多数估计，约有五十至一百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文件显示，从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以赞许的态度披露：印尼军队和“穆斯林”组织相互合作，以枪杀、刀砍和棒殴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杀1500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游街示众。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韩国大屠杀

　　http://www.mshw.org/review/history/2011-09-19/4834.html

　　【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至1950年年底间，在南朝鲜发生过大屠杀：至少有百分之1.5至2之间的“左翼人士”被屠杀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令人发指、令人愤怒的数字。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屠杀的人数还远远不止现在所知道最大人数40万人。

　　1946年10月2日南朝鲜大丘爆发武装起义，即南朝鲜史上有名的“十月抗争”，各地蜂起响应，一时之间起义人民竟控制住南朝鲜超过一半国土，两个多月后才被美军镇压下去。二是1948年4月3日发生的济州岛农民起义，美军直接实施镇压，屠杀约八万人。

　　从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政权发足起至朝鲜战争开始前，有资料显示南朝鲜政府对游击队和爱国人士进行大规模讨伐，屠杀人数超过10万人。

　　2010年04月06日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据美国媒体5月18日披露，1950年夏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韩国政府曾经对左翼政治犯及其同情者进行全国范围的冷血大屠杀，遭杀戮人数可能高达10万。负责调查大屠杀的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说，根据走访调查结果估计，遭集体处决的至少有10万人，而韩国总人口才2000万。委员会的历史学家金东俊称，这个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最终统计结果可能两倍于此，甚至更多。他称，这是朝鲜战争史上“最悲惨、最残忍的一个篇章”。】

　　历史上，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李承晚、苏哈托、皮诺切特等独裁政权来屠杀民主进步人士。直到把该国左翼进步人士杀光并进行几十年白色独裁统治后，才会搞点假惺惺的民主自由选举，把左派都杀光了，每次选举自然是亲美的右派上台。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对台湾左派共产主义势力大肆屠杀，蒋介石也反台独，与台湾左派相比，台独分子受到的压制相对轻多了，一定意义上老蒋小蒋政权在美国压力下一直在庇护台独势力，但是严格镇压左派。

　　一旦出现委内瑞拉查韦斯那样的反美强人通过选举上台，美国则继续策划暗杀、政变等方式进行颠覆，当然，美国在查韦斯那里吃了不少败仗，但最终谁胜谁负尚未水落石出。而在中东，美国所支持和依靠的国家主要是最黑暗最专制的独裁帝制国家，如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等国家。而美国所反对的国家，如伊朗、利比亚等国，恰恰是与这些极度独裁国家相比相对民主自由的国家。

　　毫无疑问，美国是有史以来及当今世界独裁专制的顽固堡垒。而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仅仅是美国资产阶级对美国劳动者及世界劳动者进行专政的工具。

　　四、“新民主主义”的尴尬与炎黄们的阴谋

　　张木生等人提出新民民主义，其本意是想统一左中右的共识。但杜光之类右派火眼金睛，不会跟左派搞共识。

　　杜光说：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非，据我所知，最早是朱厚泽提出来的。在约七八年前的一次聚会时，我听见他慷慨激昂地说：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什么新旧之分。这给我很大的启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虽然对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已经有所怀疑，但还没有能够作出如此斩钉截铁的判断。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我就完全接受朱厚泽的见解，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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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纷纷回顾与反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寻求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各种各样的议论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主张，就是要回归新民主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但由于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堵塞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回归新民主主义和“补课”论都成了禁区，被认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些人还因此受到惩戒，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呼声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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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十来年的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补课方面，实际上是走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但民主主义的其他内涵，却都被这个“新”所淹没、所取代。因为新民主主义包含着一些不同于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主义的新内容，而这些“新”的内容，却隐藏着、潜伏着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专制主义因素。如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为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都脱胎于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发展。

　　……

　　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近几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都是同这些“新”内容一脉相承的。

　　……

　　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之后，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羽化成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仍然倡言回到新民主主义，就无异于重走六十年前的老路，不仅是了无新意，而且前途充满艰险，显然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张木生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当然是好心。因为在杜光及《炎黄春秋》幕后势力的误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走向了新自由主义道路，走向了原始资本主义、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社会当然还不如新民主主义社会，甚至也不如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中国真能抛弃当前的新自由主义，落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

　　但是张木生们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在写入《宪法》《党章》中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为基础】等原则框架下发生的。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邓小平理论还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对比毛泽东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当前【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偏左，更接近马列毛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所谓【领导力量】，是个相对模糊的说法，即使量很少也可说成是领导力量，相比下，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对公有制强调程度更重。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思潮，便被邓小平认为比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思路更右、更资本主义化，因此一棍子将其打死。

　　当然，毫无疑问，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偏左。

　　也就是说，在举着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中国搞了新自由主义。逻辑上看，如果举更右的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只会给右派开辟更大的颠覆空间，只会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向右走。

　　这就是部分右翼人士主张【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因，他们是想用【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为基础】等原则和框架。

　　其实他们内心并不信仰【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像当年戈尔巴乔夫听从中情局的安排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其目的是瓦解苏联搞资本主义，他所举哪个旗帜仅仅是个工具。这正如当年美国中情局策划民主社会主义分化共产主义、支持本拉登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抗苏联、支持萨达姆对抗伊朗一样。

　　而杜光等人则一眼看穿张木生们对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的领导等基本框架的坚持，要与之水火不容：

　　【目前希望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人中，实际上有两类不同方向的思考：一类人着眼于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部分，主张宪政民主，强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另一类人虽然也主张新民主主义，但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前者主张新民主主义，是要前进，进到真正的民主主义，进到政治民主化;后者也大谈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是要倒退，退到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时代。对于近一两年出现的新民主主义热，只有进行有区别的考察，才能明白其是非。

　　……

　　至于那些主张新民主主义却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力量，恐怕早晚会显露他们反民主反改革的真相，不说也罢。】

　　在当前右翼势力强大的格局下，如果【新民主主义】真代替了【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对右派有利。爱国民主人士要扭转格局，只能是强调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基本原则。提出【新民主主义】，是一步臭棋。

　　一些《炎黄春秋》的骨干如胡绩伟、姚监复们多年来也一直鼓吹新民主主义，其目的正是杜光所概括的【主张宪政民主，强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想拿这个口号去忽悠左派，拉左派一起去反对【特色社会主义】，借【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旗帜去复辟资本主义。或许，张木生就是上了这些人的当。

　　《炎黄春秋》们的阴谋已经被杜光说得很清楚，第一步，先拉左派一起举起【新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搞所谓左右共识、共同底线，形成反对【特色社会主义】反对邓小平理论的大合唱。第二步，再拿他们自己那反毛反共的【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融张木生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

　　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炎黄春秋》们的每一步行动，似乎都是有意无意地按照中情局的严密设计进行的。最早时候，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就鼓吹张五常及弗里德曼，将改革开放引向新自由主义道路。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盲目引进外资、廉价出口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终于在90年代后期开始得以大规模实施。2003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及张五常们、张维迎们、吴敬琏们及其老祖宗弗里德曼们在中国已经臭不可闻了，于是《炎黄春秋》们便很可能在中情局的安排下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并鼓动左派和他们一起举这个旗帜，某些头脑简单地左派还真上当。但是炎黄春秋们的阴谋最终失败了，绝大部分左派并不响应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于是《炎黄春秋》们又接着鼓动所谓【新民主主义】。

　　显而易见，试图走左右调和的中庸主义，或者头脑不清醒，很容易被右翼利用。

　　总而言之，左派只能举马列毛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与其举起【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旗帜，还不如呼吁真正落实【特色社会主义】、真正落实邓小平理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