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通过市场体系首先对人的生存进行控制。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或者阶层通过向社会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影响社会中人们的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对国家观念进行改造。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出于维系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控制政治权力体系或者政府，通过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生存及其观念加以控制，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达成资本的民主与共和，从而建立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作为资本控制国家的结果，政府或者政治权力体系成为资本赖以循环与运动的社会体系的一个环节。政治和经济的二元论面临无法解释政治权力起源或者来源的困境。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观念中，人们提到资本与国家关系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资本是处于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控制之下的，因而也就有“政府管理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政府是管理者，为市场制定规则，而作为资本的现象形态的企业，则是被管理者，也是规则的接受者。如果仅仅限于具体现象的层面，这种看法似乎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或者体系的国家，并不是社会的终极控制者，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是天赋的!国家私有化的形态并不仅限于君权或者王权，在市场条件下，国家作为私人占有以及观念下的某一群人的集体生存体系，随着在国家范围内的所有生存资料及被私人占有以及私有观念的确立，国家的政治权力同样只能被私有化。资本的私人占有作为一种的私人占有的形式，产生于市场并在市场中存在，并且在社会分工充分发展条件下控制人类生存。人格化资本不仅控制市场过程，而且通过市场这种社会机制，进而控制人的政治活动，因此控制国家政治体系本身。

　　资本对人的生存的控制

　　一般而言，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生存资料。社会分工越来越充分发展，不仅推动着单个人的劳动或者某一群人的生产越来越片面化，个人不仅无法独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劳动产品，而且在生产某个或者某一批产品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合作与协作，劳动者为他人生产，同时自身的消费只能来自于另一群人的联合劳动。通过资本的形成与运动，市场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的社会组织体系，将不同地域和空间上的人们联系和联合起来，同时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循环与积累过程不断地将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与条件私有化。因为作为人的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与条件，被掌握在资本所有者手中，那么作为劳动者的人只有与生产资料与条件相结合，才能进行劳动，并以此获得自身的生存。资本对劳动的投机是从工资开始的，资本所有者通过购买人的劳动，支付工资并将自然归属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作为资本的一部分纳入资本生产过程，资本和劳动双双加入生产过程，也就是就业，从而实现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同样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彼此选择对方，并达成关于劳动的交易关系，从而使就业过程同样成为广泛的社会过程。从表面上看，企业与劳动者双方都有相互选择的自由，而在整个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层面，社会中最为广大的劳动者必须就业，必须与资本相结合，才能活下去或者生存;如果劳动者找不到雇用他的企业，他也就面临失业，其个体生存就会面临威胁。

　　在卡尔?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再生产过程不仅再生产资本本身，而且再生产以工资过活的劳动者或者无产者，这个论断是对的。我们知道，资本的投机与循环过程是一个低价买进和高价卖出的过程，资本扩张其利润并自我积累，一般而言从竭力降低买进价格或者竭力提高卖出价格两个方向进行。在金融资本运动领域，通过市场的资本绞肉机过程，市场主导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绞杀。在产业资本运动领域，资本通过利用其将不同地域和空间上人的生产联系起来的优势，利用其集中生产和细化内部分工的优势，不断降低其生产的成本与费用，为不断地降低自身卖方报价提供支持并抢占市场渠道，将其他高成本的生产及其生产者排挤出社会生产过程。垄断资本的形成常常伴随着资本的集中或者资本在规模上扩张，这种资本的集中或者膨胀过程在垄断与非垄断之间并无清晰的数量界限，真正构成垄断的原因在于，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交易关系的维度向资本集中，众多的买方与某个资本反复交易，形成卖方垄断;而众多的卖方与某个资本交易，这就是买方垄断。在市场渠道中，交易关系向某个或者几个企业归集，资本进而控制某个商品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生产，在企业的形态上形成市场的主导资本;而在众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劳动产品的生产中，众多的垄断资本或者市场主导资本联合控制由不同商品的市场渠道交织组成的市场体系。在两个资本运动层面的绞杀与排挤过程不仅必然导致垄断的形成与生产的集中，同时也导致行业的其它生产组织或者企业的倒闭以及这些财产所有者的破产，剥夺这些中小生产者或者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资料或者生存条件，将他们推入仅以出卖自身劳动或者以工资生存的劳动者或者无产者行列。这种排挤和击垮其他私有财产者的过程充分发展，导致某个社会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依附于资本，资本通过市场体系进而越来越在社会的范围内达成对人的生存的总体控制。

　　在人们的既有观念中，资本运动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后果，是因为资本利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然而人们或许没有想到，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的出现，也是资本主导的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资本要实现对人的生存的控制，必然会实现对社会生产的控制，也就是打破以前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的人类生产与生存方式。通过资本的社会循环与运动，市场将不同地域与时间维度上的人们的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一方面导致单个人的劳动片面化，使他处在社会生产链条中的某个位置，另一方面导致不同地域和时间维度上的人们通过市场来进行联合生产，个人的消费由一个联合生产的体系来提供，这个联合的生产体系也就是资本的社会化生产体系。

　　在资本实现对人的生存控制之前的其他私有形式中，私有者对人的生存控制不仅包括私有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以私有者威胁剥夺劳动者生存、甚至直接肉体消灭为手段，直接占有劳动者的人身(奴隶)或者要求劳动者对自己的人身依附(农奴)。而资本对人的生存控制则是间接的，通过人对资本的依赖关系体系，通过市场过程进行社会性控制。在这里，为人的生存而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同样被异化，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及其观念，作为人的生存手段的资本生产过程反过来控制人类本身，作为主体和社会生产所服务的目标的人，异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资本价值观笼罩下的国家观念

　　所谓国家，是指私有观念下一定地域空间内的人群基于集体生存繁衍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国家首先是一种社会观念的集合，国家观念的形成，来自于一定范围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建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既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又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发展的结果。社会联系使得人们的行为彼此影响，推动了人们的思想交流，经过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反复互动，对社会理念和国家观念进行塑造，逐渐形成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这些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也随着人群的群体行为不断发展，同时演化成不断丰富的社会规则体系，又反过来影响人群内人与人的关系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国家政权是作为这些规则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出现的，是国家观念的现实存在，体现这个人群的意志。国家观念本身产生于千百年来人群之间的反复的群体行为过程和一定范围人群的价值观的历史积累。

　　随着资本主导市场和经济活动，资本一方面通过价格投机不断地自我积累，另一方面则通过市场体系和广泛发生的商品交易活动传播资本特有的价值观;比如“通过市场赚别人的钱”天然合理，通过投机活动使得自己的资本循环增殖是正当行为。随着国家范围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资本通过掌控国家获得对社会的彻底控制也就不可避免。资本通过传输便利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理念，从而塑造市场价值和影响参与到市场中的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建立市场机制;同时通过这个机制，又反过来对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影响。作为资本的价值观的现象形态的各种道德约束以及法律制度由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假手于获得政治权力的代理人，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得以形成，这些行为规则体系或者行为规范无不渗透着资本的灵魂和意志。资本对所有人的生存控制因为越来越广泛和完善的符合资本循环与增殖需要的社会行为规则体系形成，也就具有了合法性或者占据大义。

　　现代的资本政治是从近现代的国家上发展出来的，资本价值观的开始广泛传播则肇始于商业的广泛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在这个阶段首先展开的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将宗教教会的统治从世俗政治中驱离，宗教观对社会的控制间接化，并为资本价值观传播让出社会空间;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这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者的雇佣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资本的民主共和政治准备条件。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政治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及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政府各部)等，这是现代资本民主共和政治的开始。因为商业关系的发展和有产者向资本所有者的转变，资本势力集团或者阶层开始掌控市镇的政治权力。第四个阶段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日益法制化。这个过程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而到1628的PetitionofRihts和1791的BillofRights初步得以实现。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的先声。到了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制订了成文宪法，制订了人权与公民权法案。这个阶段也就是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由君主和贵族向资本所有者阶层全面转移的过程，资本的民主共和的实现在于代议制度的确立，即使保留君主，至少也将君主权力置于资本势力集团的监督之下，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被转移到以商人和大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势力集团手中。

　　在资本价值观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学说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据一些经济史家考证，1766年至1776年间《国富论》的写作，得到了著名的犹太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经济政策的想法和要点，只是需要一个人或者枪手加以“理论”包装与捉刀，这个犹太财团找到了亚当?斯密。经过亚当?斯密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的经济政策，被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富论》。以《国富论》为起点，随着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著作”以教科书的方式从欧美推向世界，竭力向人们灌输这些理论与伦理，资本价值观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进行改造和塑造，不断将人纳入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的社会运动体系，资本价值观从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横行于世，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诸如“华盛顿共识”、美国资本推行的以美国垄断资本霸权为主的全球化和我国近三十年来开辟的一个“进口西方经济学”的时代，都是这个过程的最新发展。它们建立于资本与市场的基础之上，既极力证明资本对人的生存的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又鲜明地反映和体现了资本在市场中的种种要求和特点。

　　资本价值观在社会学说领域的反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契约论。契约学说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为典型，卢梭认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各个家庭成员，一经成年脱离家庭依附关系后，为了维护各自生来具有的自由和平等，确保自身生存的利益，理智地于社会生活中发生一种约束，当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共同协作，“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结合的人身和财富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将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而原来的约束就转化成了“社会契约”。结合行为产生的道德与集体之共同体，“过去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契约论是应资本对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而生的，重心在于为资本织造市场交易关系体系和社会关系体系服务，为资本的社会循环提供观念环境和社会行为基础。它把国家的产生与其说成人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充斥市场的资本行为之间必须遵守的外在条件。这些学说对国家观念的变化同时产生影响。比如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如Jellinek、Laband、CarrédeMalberg创立的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了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该理论认为：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所谓领土，在现在世界中是三维的：领土、领海、领空。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并不只是供人居住的一片土地，它同样构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联系人民、使他们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这种国家理论提出人民的概念，不过是为了和君权至上的观念对抗;而强调国家中的人们生存空间的自然属性，则有意无意含糊了国家的社会属性，实际上回避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它们还提出了国家条约边界的概念和国家主权论。实际上，条约边界线不过是国家势力线，也是两个被不同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控制的国家的资本势力分界线，是它们争斗与妥协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一个人群生存空间和生存体系，其自身的私有化导致了国家利益的个别化。条约边界的概念在19—20世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有关国家学说的另外一个代表是韦伯《经济与社会》，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国家概念的内涵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其次是权力中心的集中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金字塔形的法律体系(在法制国家内：宪法—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或规范体系。再次是政治权力的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合法的政治权力(政府)，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个法人。这些不仅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与执政者的分离：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还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严格限制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其运用应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国家意志因而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同。在国内事务中，它合法地管理着人民，公正地处理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作为中央权力处理与其他国内法人的关系。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权，单方面制订法律规范，是一个权力机构。当然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也必须在它制订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韦伯的学说同样认定权力与法为当然，仍未解决国家权力的起源和法的本源问题，也未解决掌控国家权力归属的主体是谁的问题。这种理论不过是对资本控制的民主共和政体的“规范”表述，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功能论或者国家权力“天赋”论。

　　垄断资本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控制

　　作为某个地域上某一群人的集体生存体系，国家一方面形成于追求个人生存优先的私人占有的普遍发展，另一方面又内嵌人的生存的集体属性或者公共属性。国家的这种双重属性对资本这种新型的私人占有形态而言，一方面在于资本为了巩固其自身的存在，必然要求通过国家政治权力来明确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因为作为私人占有形式之一的资本所有者同样要求个人生存优先，资本掌控国家政治权力体系有着其必然性和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即使有史以来的国家权力的掌控者无时无刻不在宣称为了天下万民或者人民，并且打着大义的旗号，也无法掩盖国家意志和行为首先得屈从社会中实际控制和支配国家权力的私人占有者群体的私欲，这些私欲渗透和彰显于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运行之中，然后才是普通社会大众生存。从资本维护其自身存在出发，作为集体生存体系的国家必然被资本所控制，从社会的层面完备资本对人的生存控制的彻底性，一个国家治下所有人集体生存的要求让位于资本所有者们的个体生存或者社会中资本所有者们的优先生存。

　　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依然是人，政治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存在于社会的分工体系之中，成为一个特殊的职业或者行业，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只不过选定这个职业作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手段。政治活动，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它并不直接生产生存资料，但是由于维系某一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的集体生存，作为政治活动载体的政权或者政府组织，只能从国家治下所有人的劳动产品中获得政治活动的物质基础或者劳动条件，也就是参与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以获得生存来源。在以市场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生存体系中，政府的物质基础或者政治活动的劳动条件是通过国家征收实现的，在市场体系中政府岁入的来源主要以货币形式，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摄取，政府首先是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的普通买方一样，在市场交易关系体系中被资本所支配。其次，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其个体生存来自于政府所发放的工资和薪水，他们的生存资料同样来自于市场，向资本生产者购买，同样依赖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这里应当明确的是：国家征收的必要性不是因为资本所有者或者企业的奉献或者贡献，而是因为一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的集体生存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也是政治这种社会分工的公共利益性质使然;集体生存的公共性质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依然格格不入，而且国家征收是强制的，与私人占有时时冲突。

　　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国家政治权力体系或者政府的控制，是通过控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作为自身的代理人实现的。在社会中所有人的生存对资本的循环与运动形成依赖的前提下，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人不仅在生存上被资本控制，而且掌握政治权力也是要付出金钱代价的，在普选活动中的竞选活动，使得政治候选人为获得选票而让自己为处于不同空间地点的人们所知，必须向以传播信息牟利的媒体企业支付广告费用;同时自行雇佣人员组织竞选活动，要支付这些人的工资;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的人员聚会地点往返奔波拉选票，也要支付交通费用;……等等竞选活动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政治候选人要么自己拥有雄厚的金钱资本而自掏腰包资助自己的政治活动，要么只能获得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推荐与资助。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支持和赞助某个政治候选人不会无的放矢，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必须为自己的获利或者利益服务，受到资助的政治候选人也就能成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或者代理人。代理人上位获取政治权力也就将资本对人的控制与统治披上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外衣。

　　利益共同体、权力寻租和腐败

　　资本对国家和政府的掌控还不止于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扶植其代理人获取政治权力。因为资本价值观的传播，代理人从获得自己更好地生存出发，还会借为自己代理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牟取利益之际，为自身获得利益，从而政治代理人与被代理的资本势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达成一致并捆绑形成行为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一方面是政治代理人向某一个或者几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投怀送抱，另一方面是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获得政治权力的人进行利益输送和收买，促使代理人操纵政府行为来达成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利益。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使得资本对国家与政府的控制和操纵更加可靠有效。

　　政治代理人因为掌握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利在为垄断资本实力集团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而言的“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意味着政治代理人或者官员此时不过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政治权力看成私有之物，出租给某个垄断资本势力使用和运用。政治代理人在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还利用权力额外为自己获得金钱与财富，也就是通常而言的政治“腐败”，在将本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政府之下的人们用于集体生存的公共利益在向某个或者某几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转移的同时，也向政治代理人私人悄然转移。在资本控制国家和政府运行前提下，因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利益优先于国家和政府治下的人们的公共利益，因为被资本私有价值观控制的政治代理人的私欲萌发与膨胀，发财致富观念支配着政治代理人的行为，政治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生存同样优先于国家和政府治下的人们的公共利益与生存，政治腐败也就成为必然和一般现象。尽管任何国家和政府打着为了人民大众利益不受损害的名义对腐败进行反对，但是因为国家和政府被资本控制，对政治代理人的监督也就成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过程中伪善或者徒有其表的闹剧，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只会关心他们自己的私利，对腐败的反对和打击反而成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政治权力分配和利益博弈的工具。腐败基于个人生存优先的私人占有观念的根深蒂固，普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被政治代理人私人占有，实际上是一种私有化过程。腐败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对国家进行控制和操纵的时代，它还存在于一切以私人占有为特点的社会形态中，比如君主的穷奢极侈与荒淫无度。

　　资本控制的政治过程中的“民主”与“共和”

　　在一个国家中，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就集体生存的意义而言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个别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人的生存的控制常常只是面向这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它所雇用的那些劳动者。资本所有者通过金融过程，将自己掌控的生存条件或者劳动条件资本化，在市场体系中自组织和控制社会生产过程，通过资本循环过程达成垄断，在社会中形成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这些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一方面会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润获得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人与劳动条件的结合，通过雇佣劳动控制着部分劳动者的生存。就资本对所有人的生存控制而言，在一个国家中众多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围绕掌控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分配面临合作与妥协，而每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自身特殊性或者利益差别也意味着围绕掌控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分配的争夺和冲突又具有经常性;这是一种在以市场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生存体系中资本主导的政治过程。每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利益在政治权力分配中必须得到主张与坚持，也就是在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实行政治“民主”，而出于社会中全体资本所有者对一个国家中所有人的生存控制或者社会统治的需要，每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利益在政治权力分配中必须达成妥协和一致，也就是在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实行统治“共和”。在市场体系中，资本的经济“民主”从来就是资本之间的民主，奉行的是一股一票，劳动者是作为资本的一部分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这种经济上的“民主”也就必然在资本主导和操纵的政治过程中得到衍伸，政治投票权从来就不是一人一票的归于自然人的主体的投票权，而是根据每个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潜在市场体系中的金钱实力和市场地位，通过代理制来选择垄断资本势力集团自己的不同数目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的代议制度来实现垄断资本势力集团之间政治“民主”与统治“共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就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垄断财阀是美国的主宰，垄断财阀共济会又是华尔街的主力。华尔街的金融财阀中有半数是垄断财阀共济会，垄断财阀共济会已经通过市场化将资本循环与运动扩展到经济、政治、司法、军工、科技、教育、媒体等所有的社会领域，操纵控制着美国政府，进而以市场全球化为手段，通过美帝国间接地操纵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本的民主共和国里“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

　　国家政治权力体系被占有生存资料与生存条件的部分人私有，同以前的时代国家政治权力体系被一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私有并无本质的不同;在微观层面上，作为资本的现象形态和社会载体的企业和同样作为社会个体的君主和贵族领主都在形式上被国家政治权力体系所约束;在社会层面上，国家政治权力同样也被控制垄断资本的一部分人或者君主与贵族集团所私有，他们都是国家的控制者。

　　政府在市场中的功能定位

　　政治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种类，作为一个人赖以谋求集体生存的产业，政府这种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是通过自然个体的人来控制和运行的，政府运行所需要的人与资源均来自于市场，在政府维系自身存在的意义上，政府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到市场之中的，或者说它首先是市场的参与者。政府作为社会组织与管理体系，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载体，是一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的社会行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从而划出人们为与不为、法与非法的行为界限，而作为人的行为的制度与规则，不过是资本价值观的现象形态，左右和驱使人的行为。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因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国家及其政权进行控制，政府又成为资本向一个国家中所有人贯彻其价值观的手段与途径，将资本认可的社会价值与伦理标准通过国家制度与法律体系加以规定，从而对所有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因此，在政府归谁控制的意义上，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组织行为，渗透和贯彻了资本的意志，进而约束和规范社会中所有人的行为或者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调整，维护和巩固资本赖以循环和运动的市场体系，或者说它也是资本价值观的工具。

　　一个国家中族群或者人群的国家观念的内涵，在集体生存意义的内核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国家观念的外壳或者现象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资本的价值观所替代和置换，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资本及其所有者阶层的烙印。被资本控制的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和资本价值观的工具，也就成为资本赖以循环与运动的市场体系的一个环节。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论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是将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分开来看待的，先入为主的认定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这种思维的自然发展也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的表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就是“政府管理市场”理论。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政府或者说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作为人类活动一种组织方式或者体系，他们的主体仍然是人，换言之政府是通过人来掌握和运行的，那么掌握和运行政府的人为什么具有政治权力?也就是政府为什么和凭什么管理市场?更进一步，即便政府管理市场，那么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组织行为应该如何发生才有正当性?什么样的组织行为才是合理的?迄今为止，认为政府管理市场的人们常常是从现象与经验出发，忽略了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出自于什么人或者哪一类人的问题，在他们的逻辑中尚无政府的权力起源问题的解释。由此衍生出的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同样具有伪善性;在资本主导和运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下，经济的活力与繁荣实际上是资本活动的活跃与兴旺，资本通过金融过程在社会中各个产业的广泛应用，对某个国家治下的人们进行雇佣，资本和劳动者双双就业兴旺，在此过程中资本的社会性积累过程不断发展，在生产和提供人的生存资料的经济活动稳定和增长的同时，人的生存资料以及生存条件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在资本控制国家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的组织行为，只能有利于资本循环与运动，符合垄断资本实力集团的利益，由此出发，政府秉承垄断资本实力集团的意志，对国家治下所有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调节和调整，而不是别的什么。政府管理市场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上刻意忽略了市场中资本的主体性，更无从论及在现实中资本获取利润始终优先于社会大众的生活与生存的原则;在资本控制所有人的生存的前提下，在诸多民生和经济问题上被资本控制的政府成为资本原罪的挡箭牌和代罪羔羊。

　　政治和经济的二元论的第二种代表，就是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这种观点最初来自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卡尔?马克思认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理论的成形，来自于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明确提出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的观点，不过列宁关于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的结论或许只能称之为一个断言，其原因在于他并未将垄断资本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控制展开为一种社会性的复杂作用的过程与机制，也并未明确论及资本对人的生存的社会性控制、资本如何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资本对人与人的关系如何通过政府行为进行调整。因为单纯地将垄断解释为独占，资本社会性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市场中人与人关系的展开在他的论述中也就不甚了了，并且错误地认为垄断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经常的反复的发生的过程，进而忽视资本对市场交易关系的垄断或者归集，会成为资本通过市场体系对人类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基石。后来的人们更简单归结出来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结论，这个结论不过是泛泛而谈或者缺乏足够论证的空中楼阁。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论，是一种对人类经济活动这种社会性系统过程的主观二分法，都忽视了人格化资本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对政治运行体系的支配地位，忽视了经济活动以及作为经济活动一个部分的政治活动服务于人的生存的本质，也就无从论及政治权力来源于人的生存的本质。

　　市场过程和政治过程都是社会性的过程，它们都在塑造人类社会中特定的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方式，织造人类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使人们在生存上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格局。资本首先通过市场过程，从对一部分的生存进行控制开始，逐步发展到对一个国家中所有人的生存进行控制，并且在对人的生存控制的基础上，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结成利益共同体，进而控制和操纵作为人类谋取生存活动的一种专门类型或者产业的政府或者政权组织体系。资本通过政治过程，改造和界定符合资本价值观的一个国家中所有人的行为方式，为市场机制的充分构造奠定基础，为资本在人类社会中的“永续”运动提供绝对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国家的经济维度》，清湖渔夫;

　　《市场原理与西方经济学批判(下)》，清湖渔夫;

　　《产业组织中的垄断》，清湖渔夫;

　　《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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