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治理”概念的演变
12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随后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发言,谈中国模式与中国梦。
我从“模式”这两个字说起。这两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个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不同地方发展方式不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模式。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苏南模式”。但这不是说它一定是个榜样。它就是本体意义上的模式。
第二个是分析意义上的模式。就是我们经常讲,经济学的兼并模式。模式就是,我把说的主要的事情的主要变量的相互关系说清楚了,就是分析意义上的模式。
第三个意义上的模式就是榜样,学习的楷模。所以复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我想它恐怕更多的是在后边儿的意义上——也许三个意义都有——恐怕更多的是在中间那个意义上。至少从我作为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研究模式更多的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方法来解释。
说到中国梦和中国模式,我们看到,中国梦和中国模式有一个历史的纬度。不同的时代,中国梦是非常不一样的,也意味着那个时候要发展的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1932年,就在这个城市(上海——观察者网注),有一个刊物,在知识分子里面做过一个不太大的民调,就是问当时的人有什么梦——今后10年、20年中国应该怎么样。那么后来列了一个表,投十项,要看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当时中国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大家的梦就是要结束军阀混战,结束盗匪横行。当时32年的时候,有人报道说中国有3000多万匪。当时中国总共才4亿多人。很多省的20%、30%成年男人是匪。他们要结束这种状况。今天人很难以想象,当时的梦想就是想没有匪。
还有一些非常简单,指向的都是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要结束租界啊,日本人当时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想要结束)这样的局面。所以当时中国梦就是希望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至少能控制这个局面。
中国从1840年以后,尤其是袁世凯死了以后,军阀混战。当时的人(有这种梦想)很能理解。这种梦想可能要到1949年以后才真正实现。我们把它叫作“解放梦”的实现,就是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同时也摆脱了内乱。从政治学角度讲,一个有效的国家就是,它能垄断暴力的行使,而且是合法地垄断,(但这个垄断)1949年以前显然不存在于中国大陆上。当时的梦想,当时要做的一件事情,当时存在的问题,用英文讲,就是一个governability(施政能力——观察者网注)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govern(施政——观察者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个梦想,尤其是经历了朝鲜战争,一直到1955年、1956年,毛主席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梦想大致实现。
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当时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我想是自力更生。毛主席解放初有个讲话,我们能造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造。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火柴叫洋火。可能再过几年,年轻人连什么是火柴都不知道了。
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火柴那么简单的东西中国人不能做,是瑞典的公司统治全世界的火柴市场。当时上海有一刘鸿生家族做火柴,但是占很小的市场。所以钉子叫洋钉,什么东西都是洋的,中国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不要说汽车、高铁,根本就没法做。要自力更生这个梦在五十年代虽然没有民调数据,但是当时我们不光要解放,而且要立起来,在经济上立起来,非常不容易。
毛主席到苏联去谈判,很重要的还是需要自立,虽然需要苏联帮助,但我还需要自立自强。这个东西恐怕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左右才实现。我不拿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做界线,我觉得要到八十年代左右才实现。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基本的现代经济体系慢慢已经形成了,这个梦实现了。但它那个实现的模式是什么呢?叫government,一方面是政府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用政府来管制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就不是governability的问题,是government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讲市场改革,对外开放。这时候的梦就不仅仅是自立自强,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了,而且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现在弄一个词,传统词,叫“小康”,希望过上一个小康的生活,老百姓也是这个梦——消除贫困,实现小康。
这个时候,政府治理的模式,就是治理的关键词,又发生了变化,叫governance。governance和government的区别在哪里呢?government的意思是,用政府、用国家来管,它是唯一的,连产权也都是国有制,即使是集体所有制,也是国有制的很多方式,希望它今后变成国有制。
现在发生变化了,就是governance。governance是讲,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的社会力量也同时参与治理。这个变化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实现。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自己做了一下key word search,才发现,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治理这个词跟今天我们理解的治理完全不一样。当时治理的对象不是人。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黄河,治理沙漠,治理三废,都是那种自然体。“治理”变成今天意义上的governance,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在中文语境里面才真正出现。
刚刚开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梦”变了,治理国家发展的方式整个发生变化了。从governability,到government,到governance。
但我要讲的是前两个阶段好像比较容易,因为governability的问题,不管你用专政的方法还是什么方法,你要建立一个有效政府,就成了。government,也比较简单,因为政府把资源都垄断到自己手里,把事情办成,就行了。但是governance涉及到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一起共治。
听起来很简单,现在三中全会文件也讲了,很简单,该市场处理就市场处理,该国家处理就国家处理。问题是什么该市场处理,什么该国家处理,这个非常不清楚。我前不久写过一本小书,就是解释卡尔•波兰尼一本大书Great Transformation(《大转型》),这本小书叫《波兰尼的大转型和中国的大转型》。卡尔•波兰尼讲,三样东西不能完全市场化,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货币。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这三方面都涉及到了,那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这三样东西可以市场化,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市场化,我们仅仅说变成governance,光说不行,还得要进一步探索。所以今后的任务非常重,这也是这个中心需要研究的问题。我祝贺你们愿意承担这么繁重的研究任务。
好,谢谢。
(文字稿未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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