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煤矿工人，他们似乎早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沉默多数”。近年来一系列矿难事故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都离不开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市场主义，即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货币、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①，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②;另一种则是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性与认知能力的自由行动者③，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实现较好的产业绩效④，所以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⑤，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此后的命运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他们也只能被动地承受。

　　一个省级大矿的煤炭工人生活缩影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矿区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20世纪80、90年代建起来的5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社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共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米至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煤炭工人状况进行了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4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员工26.6万人，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9个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在这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的人情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地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学研究时，往往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经济学说无贫富之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上自身的阶级色彩，其实经济学说本身也是带着阶级色彩的。这一点，恩格斯早已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方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发财致富”的科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学说。

　　对于这样的经济研究状况，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穷人经济学”。他曾明确指出，“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研究，但在经济学中却仍然缺乏带有理论色彩的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经济学家没能形成一种理论以指导贫困状况的经济组织和分析工作。”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扩张、经济指数增加这些领域，他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人，特别是底层的穷人。他的“穷人经济学”不是一种经济学说，而是一种价值取向。

　　近年来，关于社会公平的呼吁之声越来越强烈。社会公平也唤起了“穷人政治学”的兴起。所谓“穷人政治学”，就是要通过必要的财富再分配，实现必要的纠偏，向民生倾斜、向穷人倾斜，以帮助穷人脱离贫困，乃至走向富裕。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重视分配，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底层工人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事实上，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和贫穷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因为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

　　所以，要探究“穷人政治问题”，必须从生产领域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只能通过提倡“穷人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回应核心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造就出一批新的穷人阶层，如何解决好新时期新的“穷人问题”，不单需要“穷人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落实一种回归劳动主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双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穷人”解放出来，回到一种真正由底层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活。

　　一个底层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素描

　　凌晨四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时，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伴随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声，常师傅一边热着锅，一边和我们聊天，小厨房里充满了忙碌的气氛。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似乎相互宣告着一天的开始。

　　常师傅四十出头，中等身材。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资为主要来源——他唯一的女儿今年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地可种，只能待在家。他说，为了这个家，他只能拼命工作。

　　常师傅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只能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工人一样住在棚户区里。这是一片与贫困的农村图景没有太大分别的地方——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让大家进一步铭记安全，也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组长带领下大家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自救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了。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结束井下8个小时工作、满脸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工人火速上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为了煤炭工人的标志。很多下井的工人没有带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带了馒头、面包之类充饥。一些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还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矿工的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一切都变得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近几年企业开始给下井的工人配备午餐，并且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暴加热器，可以在弥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但午餐只有采煤、掘进这样的井下一线工人才有，常师傅属于二线工人，不能享受这个待遇。而且工人们早已习惯了空腹，也不愿影响工作进度，午餐和加热器并没有真正被充分利用起来。

　　这样的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点～15点，15点～23点，23点～7点，每十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10个小时，甚至会达到12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时间都是在28天到30天之间。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的工资。和许多小煤窑相比，国企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但常师傅说，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不高，在这样的基数之下，即使两倍工资，数额也非常少。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但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必须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虽然也是1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线工人那样每天汗流浃背，并随时防备着事故，所以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能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矿上，工资高的莫过于领导们了。他们一周工作五天，较少下井，工资5000至7000元不等。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对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毕恭毕敬，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是比较明显，工人时有抱怨领导们脱离群众。现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结构，越是管理阶层，工资的名目越多;而基层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就紧紧和生产指标挂在一起。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的是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终于到了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之后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回家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时，他们没有精力消遣与娱乐，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了梦乡，等待他们的是新的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

　　煤矿工人主体性是如何消逝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那是一个处处都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年代，李师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那时岁数小，不服气，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这座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对此他依然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班组，班组里人员的变动也很少。起初，李师傅是一名铲采工，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人力工种被机器所代替，铲采队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时班组正好需要电气技术人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电气工。他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所以虽然工资比一线工人少一些，他也还满意。

　　李师傅快五十岁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工友们也都显得衰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工人语)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空腹工作……这一切“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即使遇上好时候，李师傅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现在工资虽然还没有下降，物价却疯狂上涨，生活质量在下降。

　　最近，李师傅的领导常常向大家谈起煤炭行业的低谷——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曾让煤矿产业迅速发展，但国家模式缺少基层民主监督，必然内生官僚主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资源越来越被垄断，使得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导致利益寻租，这必然导致煤矿的高成本，在市场中，我们连漂洋过海的进口煤矿都竞争不过。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只能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如今，龙煤下属的矿区部分的管理阶层工资只发到4月份，一些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只能发放80%，待遇每况愈下，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企业管理权却集中于少数领导阶层手上。

　　很明显，在这种市场和国家的双向互动之下，“先集中精力扩大国有资本，再在分配阶段给予底层工人更多补偿”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其实，关于工人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就已有论断。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作为资本家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凭借资本取得剩余价值;作为工人一方失去生产资料，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工人阶级贫穷化的理论基础。无论常师傅、李师傅，或是这个矿区的数以千计的工人，工资低廉生活贫困，他们对这样的低工资心存不满却又不得不工作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之中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选择，构成了雇佣劳动。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低价的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使得工人进一步贫困。同时，因为官僚和寡头对企业经营权的控制，企业利润的大多数被他们所占有，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就越发拉大，社会财富得以集中，工人就越发陷于贫困。

　　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只是工人贫穷的一个表象。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又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分析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提高对工人的影响时指出：“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⑨马克思所讨论的这种贫困不仅指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相比较而言的经济贫困，而且包含社会地位的每况愈下，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在这一矿区里，领导可以占用位置较好的餐桌，可以长期占领浴室的储物箱，工人却只能在他们面前谨言慎行，这一切社会差别无不显露出工人作为穷人的较低社会地位。

　　我们访谈结束，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一位60多岁、早已退休的大爷也过来和我们聊开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和几位被查出患上矽肺的工友相较，没有病患的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告诉我们，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个人疏忽导致的，也有些是突发事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顶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顶板是逐步开掘的，每向前开掘一段距离，就必须加固顶板，而且开工前必须“敲帮问顶”，确保安全。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这些安全措施，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任何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射出。

　　离开公园，我们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但当我们问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状况时，她却露出坚强的微笑。

　　小丁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10年，因为性格不合，33岁的她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小孙也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女儿随了前妻。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勤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自己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还各自拿出积蓄，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的幸福。

　　然而，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小吃铺开不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铁下心来，起早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却一点都不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俩被送到哈尔滨进行诊治，医生表示，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对这一起工伤事故，罚款的总金额也就是20000元以上，而且伤者小孙、小文也要接受500元的处罚。其实在矿上任何一个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发现，就会有与之相关的工人受到处罚，更不用说这起导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故了。

　　像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可能发生，据我们统计，2013年1月至8月，这一矿区总共发生安全隐患事故195起，其中导致工伤的54起，其中重伤事故3起，致死事故1起。也就是说，每1.2天就有一起安全隐患事故发生，每4天就有一名工人在矿井里因工受伤。煤矿工人不仅工资低，还随时生活在矿难的危险之中。

　　近十年来，大部分国企都难以避免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挣扎求存。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效益才是企业的命根。抓生产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哑铃两头，联结在二者中间的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无论再严苛也难逃如细丝一般容易折断的命运。这重重的哑铃，全部压在了基层班组身上。这样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安全与生产对立。这种吊诡，恰恰是源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逻辑与国家保护人民生命责任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一些私营小煤窑，不顾生命地追求生产效益，龙煤作为国企还能起到保护劳动者的作用。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利益至上，这种保护就显得有点虚伪和孱弱了。

　　重塑国企工人的“穷人政治经济学”

　　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的，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的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爱护”劳动者，无疑应落实更行之有效的方式。

　　今天，我们国家巨大的贫富差异已经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是走向国家主义，还是走向自由市场主义，抑或，这两种主流方案都无法让工人真正走出窘境?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制约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从而导致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自由市场主义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国家主义观点不同的是，自由市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和贫穷。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贫困，改变生活窘境?不能单纯依靠财富的再分配，必须回到阶级主体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彻底改变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希望从“穷人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重构工人这一消逝的阶级主体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民主，只有让工人重新掌握生产资料，参与劳动过程，分享生产成果，确立工人阶级真正的主体性，才能走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吴琼文倩、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邓韵雪对本文有一定贡献)

　　注释

　　1肖兴志、张嫚：《产业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忠良：《新编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盛洪：《外部性问题和制度创新》，《管理世界》，1995年第2期。

　　3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5郑永年、黄彦杰：《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中国企业家》，2009年第18期。

　　6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6页。

　　7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