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但竞争的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化，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是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这就是说，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外交三方面。所谓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文化的辐射能力，即一个国家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它在软实力结构中居核心位置。基于此，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大了文化输出的广度和力度。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准确认识其内在本质。

 

大力扩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当前，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行为是加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并且把争夺和压制的重点对准中国。为了压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们先后抛出了“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必将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意识形态趋同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未来不是资本主义趋同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第三条道路趋同，而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而“中国威胁论”则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西方国家发展和世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认为全球性的危机和问题源于中国。对此种种论调，我们只要冷静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实质都是否认社会主义，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最终目标是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另一个典型行为是鼓动“颜色革命”。2000年之后，格鲁吉亚、波兰、吉尔吉斯相继爆发“颜色革命”。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进行的文化战。这种新的文化战与文化冷战不同，后者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的交锋，而“颜色革命”是以文化颠覆政权，是一种文化软战争。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先后独立。这些国家虽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仍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颠覆这些亲俄（或者反美）的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扶植美国的代言人获得政权，遏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必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开始登场。

　　应该说，在长期的文化冷战中，西方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效果。但是，在“颜色革命”语境下，西方国家把自由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能力转变为利用反对派攻击政府、颠覆政府，具体手法是利用国家民主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政府出资的一个实体机构，其目的就是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但以动机单纯的非政府组织面目出现，实质上干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做的事情。该机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伦·温斯顿曾坦率地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说到底，“颜色革命”这场新的文化战是文化冷战的升级版。

 

警惕西方的文化操纵

　　在国内，有一些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共赢获取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化优势来源于文化操纵。所谓文化操纵，是指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的文化观念，接受操纵者所需要的文化观念，从而在现实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按照操纵者的需要改变行为的目标和方式，最终实现操纵者的愿望和目的。在文化操纵中，被操纵者虽然被“洗脑”，但根本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

　　以美国为例，其文化操纵就是通过文化影响其他国家大众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决策精英，让这些国家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制度和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它又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辩护。这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针对发展中国家。一旦这个话语模式被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会被视为人权卫士、“自由民主”的象征，而与其制度不同的国家则会被扣上“极权”“专制”的帽子。这样，美国就轻而易举地跨越民族国家主权，把追求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公平正义的行为。第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采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其他国家的控制能力，使社会离心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居于高端。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赶超型的发展模式，才能获得机会、赢得发展。因此，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一旦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被“洗脑”，通过复制美国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自主能力严重被削弱，不知不觉中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第三，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就发动“颜色革命”，以“自由民主”为武器颠覆原有政府，实现地缘政治利益。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面对上述新形势，我们一定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迎接挑战，打好主动仗。事实上，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国内外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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