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贸易”是大航海时代的最赚钱的航路，带有残酷的原始积累性，为西方诸强以后的殖民及文化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靠着掠夺和贩卖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并被输出国外，成为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帮手”。图为欧洲殖民者组织的“捕奴队”。

　　▲鸦片贸易依靠自由民主人权开言、坚船利炮开火，为西方人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为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图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人权，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苦难。图为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与低贱的印度“首陀罗”。

　　美国学者福山曾经认为，人类400年来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就是指向自由民主，他说：“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连同它的伴侣——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已成为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在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竭力辩护中发展起来，一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历史就是充满殖民主义硝烟的历史。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本质上是资本的权利，并与殖民主义相伴相随，它不断为资本输出经济利益与进行贸易掠夺提供舆论支持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从出现之日起就带着资本天生的印记

　　英国17世纪的思想家洛克被很多人看作是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理论的开创者，似乎一开始西方人就站到自由民主文明的制高点上。但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麦克弗森却指出了一个事实：洛克的理论本质上是有产者的理论。他指出，人们习惯于从洛克的政治思想中读出很多自由主义民主的假设，如基于同意的政府、多数统治，等等，但这些都是误读，因为这些假设都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不属于洛克所生活的17世纪的英国。麦克弗森分析指出，洛克强调了多数统治的原则，但他这里所说的大多数不包括人数占一半以上的无产者，是指有一定财产同时拥有完全公民身份和完整的政治权利的有产者，多数统治的本质是有产者的多数统治。处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有产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只能被迫接受永久被统治的“正义状态”。麦克弗森认为：“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自然权利的限制从这种权利中清除出去。”麦克弗森强调，洛克把劳动阶级看做一个政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财产的保存(因为他们没有财产)，而且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过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因此不是政治体的完全成员，亦即不享受完整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没有选举权。显然，洛克的民主理论是为资本服务的，同样，他的自由理论也是如此。洛克说：“……人类确实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由’。这是因为一切具有同样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这种天赋的自由就是要保护资产者的财产自由、贸易自由、剥削自由。所以，马克思在谈到自由时说道: “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 这是谁的自由呢?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对待另一个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生存与发展的思想土壤，自由民主人权的背后是资本的奴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接着分析说，真正乐园的背后就是失乐园，自由背后是奴役，平等背后是阶级特权，人权背后是资本的财产权，“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输出是资本利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重要条件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与殖民主义相伴相随，它不断为资本输出经济利益与进行贸易掠夺提供舆论支持，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的本性所要求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财产权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们无关的、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当然，输出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输出资本的财产权，输出其用最不平等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权利。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自由贸易就是英国人的垄断贸易，就是英国资产者的特权。

　　靠着殖民掠夺和奴役贸易，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从18、19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为名，依靠军事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发源于殖民掠夺和奴役贸易，是以世界人民的血泪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是以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人奴隶为基础的。16世纪，西班牙人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十分残暴的。玛雅人写道：“白人老爷们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他们带来了恐惧，使花儿凋谢。为了让自己的花朵开放，他们摧残了别人的花朵。”“他们的君王虚伪，暴君僭位，爱财如命。他们是白日的强盗，黑夜的罪犯，世界的凶手!”殖民主义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行径。这种野蛮行径来自于资本对利润的渴求。贩奴商人出航一次，一般可以获得100%-300%的利润，有的利润甚至高达1000%。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奴隶贸易使资本敢于践踏人世间一切法律、一切人权。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的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至少损失了五千万以上的人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一书中就悲愤地指出：“贩卖奴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从非洲内陆最初劫掠的奴隶几乎是最后在南、北美洲登陆的奴隶的4倍。算来一共糟蹋了4800万人，差不多全是生产力旺盛的青壮年。”这使非洲的发展陷入了几百年的停滞状态。靠着掠夺和贩卖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民主政治也开始完善起来，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资本并不满足于此。从18、19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为名，依靠军事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印度的倾销棉纱带给印度累累白骨。1818至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万-4万人，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为了使白骨累累的印度平原显出一些温情脉脉，殖民主义者口里念念不忘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的“圣杯”来喝下已经掺入殖民地人民鲜血的“甜美酒浆”，另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来保护殖民者在殖民地攫取的各种特权和法外治权。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印度王公)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在印度大谈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他们是在制造现代种姓制度：英国人是享有着无数特权的“婆罗门”、“刹帝利”，印度人则成为了低贱的“首陀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1924年出版、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的《印度之行》中开篇就告诉我们：昌德拉普尔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是印度北部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之后两百年的殖民主义使这里凋敝：“街道鄙陋，寺庙冷清;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与之相反，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其实，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人权，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苦难。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带给中国人民悲惨命运。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56000箱(总值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1856年财政收入的1/6)。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鸦片贸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两点，依靠的就是坚船利炮和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开言，坚船利炮开火。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讲到了英国说的人权完全就是英国资产者的财产权，他们把中国人根本不当做人来看待，马克思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几乎都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掩盖、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为特征的。它们通过表面上平等、实质上极为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如设立港口、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设立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驻扎军队，建立教堂、传播宗教，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等。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丧权辱国、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悲惨历史，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今年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说，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国内一套，国际一套;此时一套，彼时一套;白人一套，非白人一套;主流社会一套，弱势群体一套。严格说来，自由民主人权并不是西方国家全体认同的价值观，而是具有很多利益动机的口号

　　西方价值观是带有狼性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助长了西方国家对劳动者的贪婪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性劫掠

　　如果站在有产者的利益上，就会得出结论说：西方国家的繁荣发展是由于这些国家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对劳动者的贪婪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性劫掠，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助长了这种剥削和劫掠，资本试图用自由民主人权一类温情脉脉的话语来掩盖其昭彰的罪恶。被称为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指出：专制性质的殖民地政府会比民主共和政府更能保护奴隶的利益，民主共和更有利于资本的统治。斯密指出：“法律，就其能给予奴隶一些微弱的保护使之不受主人虐待而言，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专制政府的殖民地，比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殖民地执行得更好一些。”“在共和制下，没有一个地方长官有足够的权威去保护奴隶，更不要谈惩罚主人。”也就是说，自由民主人权制度恰恰是最适合资本进行殖民剥削的制度。如果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就会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想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只是想在自由民主人权制度的基础上与我们平等地做生意。有的学者说，1840年，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这本身就是强盗逻辑。西方来到中国绝对不是要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教给中国，让中国强大起来，而是让中国永远成为他们自由掠夺、任意欺凌的殖民地。

　　有些人忘记了历史思维，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当作是天然的东西。实际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发展得十分缓慢

　　有些人忘记了历史思维，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当作是天然的东西，不去研究这些制度在400年前的历史状况、300年前的历史状况和200年来、100年的历史发展，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一产生就长成了“巨人赫拉克勒斯”或者“力士参孙”。看待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列宁的思想有重要指导意义。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讲：“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实际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发展得十分缓慢。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选举制度规定农民拥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的田产才有选举权;过了近200年，1867年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法律规定，各郡凡年收入5英镑者均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租用不带家具的住房在12个月内付租金达到10英镑者也有选举权;又过了50多年，英国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才让30岁以上的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法国在1791年确立的选举制度，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所谓积极公民就是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积极公民只占所有公民的25%，只有他们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了半个世纪，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年3月2日，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决定实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选;再过了近100年1944年，法国妇女才获得普选权。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期间，是把奴隶制度包含在所谓民主人权之中的。美国学者鲍恩在《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中说：经过争论，制宪会议代表“最后，大家协议，宪法继续允许奴隶进口，直至1808年为止，以后就予以禁止。”实际上，美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现代奴隶制度的变种。1964年，美国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才取消了选民人头税及其它税种的限制。

　　一些人把西方学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当成了现实，以为现实也是如此。实际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与其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几百年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一些人把西方学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当成了现实，以为现实也是如此。实际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与其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西方学者高喊的自由民主人权大多还是观念上的，是无法企及的乌托邦，理论上美妙的东西在现实政治制度中经常会被资产者给予废除。

　　几百年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吸吮着殖民主义掠夺来的巨额财富的“乳汁”成长起来，为殖民主义坚船利炮提供着思想火药，成为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帮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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