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10月23日的《环球时报》社评文章才知道，著名学者茅于轼又语出惊人，提出了有关社会历史一个新的重大的命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爱国有错，变成贼，卖国反而是正确的。

　　网上搜索了一番，所得资料不全，茅于轼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

　　最近网上出现了爱国贼的说法。为什么爱国反而错了变成贼了？因为爱国如果和百姓的利益有冲突时，不顾百姓的利益去爱国就变成爱国贼了。比如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独裁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野心，有损于百姓的利益。爱国就变成贼，卖国反而是正确的。在独裁国家爱国不一定对。

　　上述这一段话是否为茅于轼的微博，是否完整准确，笔者无从得知，但限于条件也只能据此发一点议论。

　　笔者以为，上述微博文字有两个重要的立论，一是“在独裁国家爱国不一定对”论，二是爱国与老百姓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论。这是两个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前提，所以茅于轼才得出了爱国有错卖国有理的结论。

　　这堪称是两个非常重大的立论。如果第一个立论成立，那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都成了贼的历史。因为爱国主义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一直是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主旋律，而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都是专制国度，也就是茅于轼笔下的独裁国家，这样一来，古往今来所有的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等，恐怕大都成为爱国贼了;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也是著名独裁政权，那么民国时期的所有爱国主义者不也都有了爱国贼的嫌疑?而抗日战争岂不成了罪大恶极的贼行?

　　如果第二个立论成立，那么现如今的中国就是贼的天下。因为爱国主义在中国家喻户晓、根深蒂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代代相传的顽固基因，以至于许多中国的名字就用“爱国”二字，如张爱国、李爱国、王爱国等等。爱国的人遍地都是、多如牛毛，可以说，在13亿多人口中，除了个别特别“勇敢”的外，没有谁敢于说自己不爱国。那么，今天在中国爱国与老百姓的利益是不是冲突的呢，按照茅于轼微博的语义，这显然是可能的，中国已经有了不顾老百姓的利益去爱国的行为。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又都有了贼的嫌疑，真正与这等贼不沾边可称为茅于轼笔下的“老百姓”，大概没剩几个了。这样的中国岂不满世界都是贼，完全成了贼的天下?

　　显然，这样所谓的立论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首先，爱国主义是内涵丰富的精神价值价值体系，体现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情感依恋，这与国家体制是否独裁毫无关系，民主也好，独裁也罢，不管是什么情况，民族的核心利益必须坚决捍卫，这是天下大义，不能因为有独裁政权或者有少数人独裁就弃民族大义于不顾，就像不能因为清朝腐朽没落我们就有理由欢呼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消灭北洋舰队一样。吴玉章先生回忆，当甲午战败消息传来的时候，远在四川时年14岁的他痛心得大哭一场，这不是贼的表现，而是最可贵最可敬的爱国主义情怀。简单地说，爱国与独裁无关，请不要将二者挂钩，这十分荒谬。

　　其次，爱国与老百姓的利益从来都高度一致，所谓“爱国如果和百姓的利益有冲突”这个“如果”根本不成立。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老百姓是民族的主体，爱国与爱民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简单地说，爱国主义就是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爱，二者是同位一体的关系，把“老百姓”与“爱国”割裂并对立起来，是十分阴险的胡说。正因为这样，于右任先生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的诗句才催人泪下，否则，于先生的“国”都搬到了台湾，他还如此望大陆干什么呢?

　　最后，茅于轼在微博中所列举的例子是不能成立的。这篇微博拿日本的侵略说事，说什么“比如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独裁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野心，有损于百姓的利益。爱国就变成贼，卖国反而是正确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大都很疯狂，这是事实。但这是爱国主义吗?这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其老百姓，使很多人中了军国主义的毒，以至于表现出全民族的疯狂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什么主义，只能说这是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怎么能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相提并论呢?如此这般的扭曲盗用爱国主义的名义，难道不太过无耻吗?

　　围绕茅于轼的说法，还有人列举了商纣王的例子，说什么“商朝怎么灭亡的?老百姓为何反商纣?”意思是要以此证明不爱国就是对的。这里必须说明，商民与周民同属华夏，商周之争是国内两个不同政权之争，商的老百姓背商倒戈于周，无关爱国卖国问题，这同当年老百姓跟着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是一个道理。这样的例子也是不成立的。

　　这样说来，茅于轼的这一重大命题就毫无价值、不值得重视关注了吗?

　　非也，非也。笔者以为，“爱国贼”一说之所以在中国甚为流行，并且还能出现“爱国有错，卖国有理”这等立论奇葩，有力地说明如下两点：

　　其一，打倒爱国主义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使命

　　爱国主义是当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护身符，不把这个灵魂从中华民族的肌体上抽出，普世价值作为思想与灵魂在中国就找不到宿主，就要一直如孤魂一般在旷野里游荡。许多人以为，普世价值的目标就是政治制度，实际远不止如此。普世价值就好比殖民时代的传教士，表面上看是带来福音，实际上是要征服灵魂，是要实现对受众思想灵魂的皈依。

　　其二，普世势力必然走向中国历史的对立面

　　当代中国存在规模可观势力强大的普世势力，对于这一力量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历来众说纷纭，但根本的属性在于，这一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对立面，上述有关爱国有理还是卖国有理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一年前，笔者写过一篇题为《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的文章，对此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其三，谁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爱国贼，这是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要把爱国者演绎成为爱国贼?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必要的理论争鸣，而是一种“革命”或者“大潮”的需要。《环球时报》题为《“爱国贼”骂的不是贼，而是爱国》的评论有所偏颇，爱国贼骂的就是贼，但也许这样开骂的人，对中国遍地无边的老百姓是不是爱国贼并不感兴趣，很可能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眼里所真正关注的不是这些小蟊贼，而是大贼、贼头子，既然他们的理论逻辑认定中国有大量的爱国贼，那么这些爱国贼就一定有一个总头子，这个人是那些铺天盖地爱国小蟊贼们的领袖与舵手，这个总贼头子一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热爱，对中国道路最自信，对中国梦最执着的人。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笔者相信，在茅于轼先生的心里，这个人是明白无误的。其实，他在上述微博中已经说了，不信请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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