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同欣赏油画，审美需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而审丑则需尽量近距离。国内学人近距离观察中国，能看到很多丑。在海外长期生活或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学人，往往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有信心。

旅法学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充满对中国的乐观主义。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美国归来，与国内社科人文同行中盛行的悲观主义也格格不入，有不吐不快的冲动。虽身处国内，却一直喜欢当时生活在法国的宋先生写的专栏文章，对他的论战立场产生共鸣。这些文章的集锦，就是《中国能赢》。

不仅距离产生美感，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者还有比较的优势，知道各自有难处，只是难的内容不同，也就不盲从众议。在美国住独栋房子很爽，但修房、打理前后院的开支是很沉重的负担，遑论每年2%以上的房产税。中国城里人住脚不落地的公寓楼，房价昂贵，楼里楼外的公共卫生及秩序还让人闹心，但不用交房产税，而且“装修”后就不用“打理”了。美国人享受了很多中国人没能享受到的东西。但中国人一般有现金存款，美国人一般没有，大多是“月光族”，因为养老、医疗、汽车等保险费用很高。

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已经高到一定程度，进入了第三产业时代，低端的第二产业都挪到中国这种低收入国家去了。因此，那里的基础

设施完备，空气质量好，给弱势者提供的福利更令人羡慕。而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福利体系还在襁褓之中。石化、钢铁、水泥、玻璃，都是高污染、低收入企业。处于第二产业时代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能为解决污染而强行关停石化、钢铁、水泥、玻璃之类的企业，这些企业是随工人工资增长和产业升级而被市场自然淘汰的，否则会制造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一旦基础设施建好了，城市容纳了绝大多数人，收入高了，就可以将这些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我国富裕了，就会通过改善生产技术和进口来满足低端产品的国内需求。“先污染后治理”这个市场规律是难以违背的。中国虽然混乱、落后、污染、贫富迅速分化，却生机勃勃，类似高铁那样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日俱进，展示着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令西方国家感到恐惧，并不断“忽悠”我们改变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政策。

二

长期在发达国家生活还比较容易熟悉其他欠发达国家。比较了其他欠发达国家才知道，接受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品生产是种“大能耐”。那要求大量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劳动者和相当程度的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设施，还要求开放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在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除个别城市外，做到上述这些要求非常难。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产业和税收，中心城市以外的辽阔地区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开放很重要，能弥补发展程度的落差。然而，

因为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开放会引发急剧的社会变动，使维护社会秩序变得艰难。笔者十几年前在北朝鲜随意给了乞丐两块钱人民币的“施舍”，后来才知道该国城市里的人均月工资仅合人民币7元——外国旅游者在扰乱人家的社会基本秩序。

中国人均7千美元的GDP与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是落后的现实。这种现实导致无数落后的现象。然而还有一个现实：世界1/4到1/5的人口，以高速发展，在从1950年算起的六十年里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并准备从2010年算起的未来六十年里赶上发达国家。在未来三十年，每十年翻一番，中国的人均GDP就能达到5.6万美元。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指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能变——到2080年不能变。变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就会一直落后，就无法消除种种落后现象。

三

因为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生活情形严重缺乏了解。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的中国社科人文学者经常对西方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并用这想象来批判国内的落后。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然而，受冷战后西方政学两界宣扬“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把中华体制视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现象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是否模仿西方政体问题。但中国以往六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又是因为什么？宋先生援引了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的

话，一语中的：“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宋先生对伴随中国走向成功的中华体制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有用而且及时。

好东西是高价的，甚至是禁卖品，比如西方对中国实行的高科技禁运。西方千方百计推销，甚至不惜用飞机导弹毁灭百万生灵去强迫别国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若做诛心之论，“乱中取胜”和“分而治之”或许就是目的。有政治稳定未必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

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实中，主动或被迫模仿西制的欠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却普遍未能解决落后问题。选票箱子解决不了吃饭和发展问题。现实中，选票箱子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如制造的问题多；司法独立甚至还有如泰国那样促成司法政变的。拆了克里姆林宫，俄国未能建成希望中的白宫。东施效颦是弄巧成拙。无论什么政体，都要植根于本国的社会与文化，适合本国的具体情况。

体制不是几个聪明人主观设计的，而是在成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若《美国宪法》“穿越”到汉朝，被刘邦接受了，恐怕汉朝一天也活不下去，不会有近420年的长寿。王莽朝照书本概念治国，死得很难看。秦创郡县，隋创科举，民国创共和，可谓出色，却分别只得寿14、37、38年。《美国宪法》推行八十多年后发生了血腥的大内战，

又当何论？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好，但美国在走向衰落又当何论？

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顶用。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保障长治久安。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国家兴旺靠的是解决其面临的主要矛盾，靠出色的大政方针、统一的思想路线、明确的政治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

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体制挨骂问题。在骂声中，精英们会丧失希望，走向颓废，像苏联那样“自杀”，让中国倒在民族复兴的门槛边上。拆了故宫中国也建不成白宫，只会出白宫赝品。

四

从远近交替的观察可知，美由丑组成，正如法国高级香水由很臭的原料配比而成。我们在国内生活，每天都遇到不愉快的事，并为之愤怒。但宋先生有距离的观察在所有的丑恶之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中华体制的合理性，看到了我国未来的远大希望。世界上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成就越大，代价也越高。美国的成功之路和中国的成功之路都不是例外。正是成功复兴的希望鼓舞我们保持乐观，不断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奋勇前行。

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在结尾中说：“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批判中华体制的一片喧嚣声中，我们要有定力，如宋先生那样保持“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梦”不屈不挠地奋斗。

注：《中国能赢》三即将出版，此文为北大潘维教授撰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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