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占中运动”风头正劲之时，王占阳教授在2014年12月6日的《环球时报》年会上，谈论了所谓“颜色革命”问题。王教授看法的谬误，不仅仅在于其轻佻的、颐指气使的口吻和架势，更在于对“颜色革命”的认识，同党和人民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背道而驰。对此，有必要谈谈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颜色革命”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颜色革命”是个引喻性词语，不是学术上可以精准定义的概念。西方把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以所谓“非暴力”方式挑战国家政权的街头运动，称为“颜色革命”。这种概括，往往以花或颜色为标志。在苏联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玫瑰花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天鹅绒革命”;在原民族独立国家，有“茉莉花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等等。这些国家，既然是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何以频频插手、干涉内政呢?究其原因，在于寻找并扶持遂其所愿的亲西方势力和代理人，从而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和地缘政治布局。“颜色革命”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违法颠覆活动，实质是改变或篡夺现行合法政权，目标则是推翻国家政权。革命从来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但上述“颜色革命”，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没有形成同原有政权有原则区别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我国，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妄图制造“颜色革命”，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直接指向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完全有悖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很显然，“颜色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存在“概念”如何理解、怎样下“定义”的问题。然而，王教授却说，“颜色革命”“不能简单否定”，而是“需要重新界定”，因为“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就全崩溃了”。同时，他还歪曲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提出“蓝色革命”、“红色革命”、“粉红色革命”等新术语，并提出要研究这些概念同“颜色革命”的异同，诱导人们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纳入“学术”问题轨道进行争论。这不是混淆是非、把水搅浑、转移目标吗?

　　第二，“颜色革命”问题，是法律问题，不存在所谓“诉愿”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颜色革命”无论采取暴力的、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都必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从“颜色革命”的策划、组织到实施，都是施行违法犯罪的过程，其聚众危害国家、妨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财产和权利等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王教授却说“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所以“革命是有合理性的”。这里，王教授明显混淆了阶级界限、颠倒了敌我关系，把“颜色革命”说成“人民革命”，谋求在虚假的道义制高点上笼络人心。近年来，新一届党中央总揽全局，抓铁有痕，人民是满意的、高兴的。而王教授却置党爱人民、人民爱党的基本事实于不顾，恶意挑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公然鼓吹“颜色革命”的“合理性”。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地要一块一块地犁”。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存在各种社会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毋庸讳言，被“颜色革命”裹挟的人群中有各种社会诉求。但任何国家的“诉愿”活动，都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可以通过各级组织、信访、媒体等表达，渠道也是日益畅通的。而“颜色革命”不过是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所谓“合法诉求”的迷惑性，对广大群众进行蒙蔽和欺骗。

　　第三，“颜色革命”问题，是实际的、现实的问题，不是主观臆想的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特别是“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得手”，使一些人忘乎所以，把目标对准中国。但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斗争中，我们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居安思危，以百倍的警惕防患于未然，当然包括防止“颜色革命”。由此可见，“颜色革命”是一个实际问题、现实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防止“颜色革命”，也不是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者“在天堂里喝啤酒”那样惬意和超然。

　　王教授说，“社会政治清明、政治平等、大家富裕，就不需要担心颜色革命了”;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这是臆想和猜测。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党一贯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担心”知识分子搞“颜色革命”的问题。离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别有用心的。防止“颜色革命”是完全正义的事业，如同对待任何坏事一样，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根本不存在“担心”的问题。但王教授一会儿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又说“中国离颜色革命并不远”，这不是要党和人民解除思想武装又是什么?

　　社会腐败黑暗—“颜色革命”合理—“颜色革命”不远，这就是王教授关于“颜色革命”看法的中心逻辑。王教授通篇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表述，模糊了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斗争，模糊了对“颜色革命”的警惕。这确实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既然“颜色革命”是这个花、那个花，不知王教授把自己臆想的中国“颜色革命”栽上个什么花?是不是罂粟花?

　　罂粟花虽是美丽的，结出的却是罪恶的果实。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