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的是以“普世价值”为借口推销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原标题：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

　　殷庆言 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

　　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的两年多来，大家已经对什么是自由、自由在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作用、如何保障自由、个人如何对待自由等谈了很多。从去年10月互联网上进行了一场大争论，所以我从高校教师是否超越言论自由底线与普世价值之争说起。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刊载的《“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认为一些高校教师抹黑中国，超越了高校教师言论自由的底线。概括大学课堂上三类问题，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

　　大学课堂上的中国随意被抹黑，一些老师在讲台上牢骚失控，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与《辽宁日报》看法一致的，还有今年1月24日求是网刊发宁波市委宣传部徐岚《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认为高校教师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且点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学者陈丹青在《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提出要提高教师和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反对的声音如人大法学教授何家弘，2014年第4期《法学家茶座》“大学老师应该讲什么”，难道大学教师只能在课堂上用美丽的语言去“粉饰太平”或“高唱赞歌”吗?难道大学教师只能在课堂上讲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套话”和“官话”吗?大学的根基就在于追求真理，就在于思想独立，就在于言说自由。大学教师应该讲真话，至少是自己相信的话。这是争论第一个回合。

　　1月19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9日教育部召开学习贯彻两办文件精神座谈会，袁贵仁：《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2月3日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朱继东《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全面整顿、清理、纯洁高校的干部、教师、党员队伍，打赢这场高校意识形态反击战。”

　　一、是否存在普世价值

　　到底存在不存在普世价值，观点大体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肯定论，即肯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其理由和依据有二：一是人性论。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有一种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超越于一切宗教、职业、地域的共同的人性。正因为人有这种共同的人性，决定了存在着普世价值。如，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追求美的本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人性论是肯定论者的一个重要依据。第二个依据就是现实需要论。今天，全球化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领域在不断延伸和扩大。随着相互共同生活领域的扩大，人类的相互依存依赖感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今天经常说的就是生活在“地球村”，我们都是这个村里的人。随着相互依存感的提升，就必然存在一种对整体生存的责任意识，也会产生利益的一致性。如，共同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们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现实需要，自然会形成一种普适性价值观念。这是肯定论者的两个主要依据。

　　相反的是否定论，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认为在当今世界整体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普世的、超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到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和道德等都具有阶级性，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毛在《矛盾论》中说，“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著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矛盾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是指，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共性。

　　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多样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又有着一致性，有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共同点，能够形成一些具有共同性的伦理价值和规则，再通过这些伦理价值和规则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所体现的维护群体共同生存条件、促进群体发展的价值原则，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杀人、偷盗、强奸、撒谎等等，各个国家都是被禁止的。有共性，人类才能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完全否定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就否认了未来走向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的可能性。

　　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价值观没有普世性

　　第一，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所谓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自由代表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不分出身、种族、文化背景，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追求幸福、生命尊严的基础。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为了摆脱压迫，人类就开始追求自由。从法国大革命时《马赛曲》中的“不自由，毋宁死”，到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成为人们主要的价值追求之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了自由和独立，算不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一旦失去了自由，生命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剥夺罪犯自由投入监狱，就成为世界各国对罪犯的共同惩罚措施。

　　为了追求自由，人们断改善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变革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自身的发展进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都是追求自由的结果。电商、网购为什么快速发展，互联网飞速发展就是追求自由的产物。渴望自由的强度越大，人类便是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爆发能量和创造力越高。虽然自由这些价值首先出现在西方，但却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道德规范。温家宝2012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西方国家一直把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极权主义”社会，没有自由、人权，需要以正视听。《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描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未来社会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自由发展”居于核心地位。中共在革命时期，就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毛泽东说，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诸多自由。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封建专制的痕迹。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封建特权思想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由于一些人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辱颠倒，这些都成为制约和影响人们享有完全充分的自由。人的全面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务之一是“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民心民力、汇聚民智民策的精神纽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不可少的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作为价值，不仅我们，实际各个国家都会认同。但这“24个字”怎么定义、解释，就形成价值观，就不同了。比如对民主，西方推崇的是“三权分立”、“多党制”、“、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而我们民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协商民主”等，之所以在“价值观”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就是要为这“24个字”作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解释，注入“社会主义”的元素，就有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区别。

　　从字义表面看，西方的普世价值都是价值，而不是价值观。实际上它们的策略是，首先让你接受这些价值，一般来说大多数人是会接受而不会拒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合理吸收了其中一些内容，然后它再给出它们的定义、解释和看法，这就是价值观了。它先让你接受价值，然后向你灌输它们的价值观，再加上它们掌握着话语权，一些人就会掉入它们设置的圈套。其次，西方推行普世价值是有选择性的，但并不是“普世”性的。在国家之间，它们实际行动上奉行的价值观是国家利益至上，它们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却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己国家的发展。1978年以后，我们用市场换西方的技术，我国的某些市场被西方占据不少，如汽车，而西方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倒没给我们多少。我们力求根据中国的国情来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西方一些国家却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廉价地给我们输出它们所谓的民主，甚至培养代理人给我们输出，千方百计要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所以它的价值观实际是国家利益至上，没有什么普适性。

　　三、“普世价值”之争背后的大国博弈

　　不可否认，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变化。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只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一些西方国家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自认为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都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把西方文化等同于普世价值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它是错误的。西方的普世观念极容易为西方国家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提供借口。第二，它是不道德的。西方鼓吹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违反了自己的民主和自决原则，很容易导致文化霸权主义。冷战期间，美国本身违反民主的原则，支持亚、非、拉大批亲美反共的军事独裁政府，被美国学者认为是“民主的耻辱”。1973年当时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只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已，但即便是这样，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美国策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以身殉职。韩国全斗焕在美国人扶植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伊朗巴列维，在美国扶植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海地杜瓦利埃，在美国人扶植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菲律宾马科斯，在美国人扶植下建立的独裁政府。柬埔寨朗诺，在美国人扶植下通过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政府。萨达姆在美国人扶植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埃及穆沙拉夫，受美国扶持对内独裁统治。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国王受美国扶持，实行君主制。美国官员在谈论某国独裁者时说：“他也许是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一句话道出了美国双重标准的实质。第三，它是危险的。这种普世观念不仅不利于达到一种同质的文化，反而更容易激发、增大文明之间的冲突。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复兴伊斯兰教初期精神面貌和文化思想，又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于1979年领导了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伊斯兰革命”。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地相继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伊斯兰政党、派别和组织，一些被取缔的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也相继恢复活动，伊斯兰复兴运动遍布中东。法国前外长博尼法斯说：“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西方国家费尽心机推销“普世价值”，主要就是为了掩盖其大国博弈的政治目的。

　　(一)瓦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设，而且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关系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无论是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还是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尼克松在这本书最后说：当有一天，遥远的古老的中国，他们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

　　(二)推销西方政治制度

　　“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既成为西方国家用来输出美式价值观的一种工具，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造”的“正当性”理由。2006年美国推出的“普林斯顿计划”最具代表性。该计划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部分，要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通过掌握“普世”的民主价值，就可以将自己的制度模式强加到其他民族的头上。美国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同时，已制定一项对整个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改造的“民主化战略”。目标是从伊拉克入手，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对阿拉伯世界逐步进行改造，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小布什2002年9月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美国将利用国际反恐的机会“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球”，建立、扶持亲美政权。中国更是美式民主推销的一个重点对象。美国《时代周刊》说:“美国希望中国将发展成民主国家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一个不以为然的独裁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资助一些精英分子以学术的名义传播西方的价值观，论证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选择西方模式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作出多少努力，取得多大成就，都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人权状况都十分“糟糕”，唯恐中国不乱。

　　(三)谋取全球霸权

　　冷战后美国基本的战略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围绕追逐全球霸权而展开。冷战时期，全球霸权的争夺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提升，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密集地使用其核心价值观。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之所以将推行“普世价值”作为其“国家战略”，是因为：一是推广“普世价值”可以确保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占据国际道义优势。二是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掌握国际政治的话语权。美国将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人权”混在一起，直接划上等号，使得“自由”、“民主”“人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话语优势。三是推广“普世价值”可以为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如果承认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美国就没有干预其他国家的“合法性”理由。它只有将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上升为一种所谓“普世”标准，如果谁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它就可以祭起“普世”大旗，横加干涉。如小布什政府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而以此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克林顿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其旗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宣称是为了保护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尔维亚族的种族屠杀。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掌握世界政治话语权，为美国全球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

　　当前对于普世价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的讨论，而更多地是政治层面的讨论。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而且这里争论的所谓自由、民主问题，不是指作为国家或社会的民主观念问题，也不是指国家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而更多地是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应不应该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支撑和价值追求，核心是政体之争。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的问题都是由于一党执政造成的，只有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正处乱局的中东和乌克兰就是很好的例子。脱离国情套用西方价值观，无论它表面上多么美丽，其实不过是通过地狱的一张门票，带来的只有灾难。

　　为什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说：中国纵有四万万人，一盘散沙而已。没有统一的思想、意志和力量。所以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谁都不能能够救中国于水火，1840年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陆军就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1860年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万英军、7200法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有1900年慈禧太后对11国宣战，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没有出兵，参战是英、美、德、日、法、俄、意、奥匈帝国，史称八国联军。结果一次比一次败得惨。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后，1919年北洋政府不得不吞下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恶果。1927年蒋介石取代北洋政府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中又丢掉了华北。日本关东军以1.9万人的兵力就敢面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军发动“七七”事变。100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

　　中国人民为什么在各种政治力量中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在各种思潮和理论中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执政是需要资格的，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就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

　　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我们反对的不是作为价值层面的普世性，反对的是以“普世价值”为借口推销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我们赞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说法，但是我们反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美国梦”。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梦，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同时积极接纳和吸收现代先进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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