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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0日下午，前中国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面向校内外师生作了一次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讲座。其记录稿在网上广为流传。

阅读这七千字的记录稿，吴建民先生展现了自己广博的知识，从哥伦布、郑和、朱棣、马戛尔尼、康熙、彼得大帝甚至秦始皇都成了其论据;连毛泽东、邓小平都被吴先生顺手拈来、信笔涂鸦。而其论述逻辑。在这三十多年里，被主流精英们重复了无数遍，了无新意。若吴先生仅止于此，我也提不起精神来与之讨论了。还好，吴先生不是仅仅重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还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思路：时代主题。

这几十年来，创造新鲜术语是公知们的强项。那何谓“时代主题”：吴先生定义道：

“什么叫时代主题?第一，反映了某个时期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第二，指出了这个时代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在吴先生看来，今天的世界上“时代主题”变了：“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据此，他批评自己的对手(罗援、胡锡进们)“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

至于“时代主题”为何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他没有展开论证，但用一段话简述了自己的论点：

“时代主题变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是很重要的，后来大家痛定思痛，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关注联合国的作用——让人类免于战争的浩劫。核武器形成的互相遏制，让人类不至于发动战争。西方世界发生了改良，殖民体系放弃了，对外政策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为什么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呢?法国的二次分配占到GDP的46%，有各种福利，人活得下去绝对不会革命，革命的时代过去了，‘颜色革命’没有成功的，索罗斯自己也这么说。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等，让人类只有团结起来。”

要而言之：

其一，“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与核武器使战争不再可取。

其二，西方世界的改良使革命不再需要。

对照其对“时代主题”的定义，后一项是说“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变了，前一项是说“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变了。

因此，革命不需要了，战争不可能了，“人类只有团结起来”追求“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下的“时代主题”。

然而，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吴先生并没有正面讨论，从他的言论中看，似乎只有“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之类。就算这样，“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的根源何在?吴先生避而不谈。

笔者多年关注生态环境破坏方面的动态，许多环保人士都注意到，资本逐利动机是生态破坏的最强大因素。一些案例表明，资本甚至打着环保的旗号逐利，其结果实际上在破坏生态环境，只要利润极大化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这是不可能解决的。

至于“恐怖主义”，时髦的公知们多将其归结为极端势力所为。有意回避“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正是西方的前殖民地，“殖民体系放弃了”，而在西方推行的全球化中，这些地区的人民却看不到任何希望，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破败的地区。亨廷顿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达沃斯文化”的操控制下：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在“达沃斯人”的操控下，这个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却愈演愈烈，美欧对付恐怖主义，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成果何在?症结何在?不直面这个问题，却侈谈“时代主题”，是轻率还是狂妄?

吴先生还以法国为例，证明革命已经过时：

“为什么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呢?法国的二次分配占到GDP的46%，有各种福利，人活得下去绝对不会革命”。

这议论的背后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命题：初次分配追求效率;二次分配追求公平。先让我们遵循这个思路，来观察一下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

自1998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开始公布历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到2010年为止，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覆盖的年份从1992年至2008年，共17年(见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可惜的是，2009年资金流量表空缺，2010与2011年又合并，使资金流量表的时间序列分析无法延续。而1992年至2008年这17年的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将国内分解为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四个部门。每个部门的产出为其增加值，此外还提供了个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初次分配总收入经二次分配调整后，即得可支配总收入。注意，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两部门的收入，为所谓“财产性收入”，根据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在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群中分配，这些人只占国民的极小部分。大多数国民靠“工资性收入为生”，这些收入都汇集到住户部门。

这十七年间，各部门增加值、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的年均变化率见下图：

数据显示，各部门在财富生产上的增速并无明显差异，但在初次分配后，住户部门显出了明显的劣势，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政府依次显出其强势，对此主流学者可以用“效率”敷衍之。经过二次分配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差异非但未缩小，反而显著扩张。

数据证实，经济学家们宣传的二次分配，在中国实际上是在加大社会的两极分化，而非减小之。在这样的机制下，二次分配占GDP的份额越高，社会危机的积累就越快。按照吴先生的逻辑，革命的危险就越大。

吴先生或许会辩解道：我说的是法国，法国的二次分配不是这样。我手里没有法国的数据。吴先生言之凿凿，想必掌握相关数据，能否也进行类似的对比观察，以证实自己的论点?

当然，吴先生还可以辩解道：我是外交家，不是经济学家，这不干我的事儿。那就请您别拿“二次分配”来说事儿。

这法国佬也真不给吴先生面子。3月30日下午，吴先生刚宣布法国人不会革命，3月31日法国爆发了“彻夜不眠”抗议行动，9日有近12万人在法200个城市示威，部分演变成警民冲突。抗议还延至比利时与西班牙境内。法国当局不得不于4月11日出动警察清除由年轻示威者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筑起的木头围栏与路障。而示威者声明将持续抗议。工会则号召工人本月28日罢工，并在五一劳动节上街。

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从逻辑上看，应是源于世界运行内在机制导致的核心矛盾。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其运行的内在机制是：以利润极大化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亦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的机制下，货币持续地、不可逆地积累为逐利资金。而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的，则是全社会的消费资金。利润极大化制约着消费资金的增长。于是逐利资金的增速持续大于社会消费资金的增速，使单位逐利资金对应的消费资金越来越少，直至少到无法提供起码利润的地步。这威胁着经济体的运行，迫使宏观调控当局以超发货币来维持资本利润。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逐利资金与社会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到超发货币也无法应对局面时，一次危机的总爆发就不可避免了。(详细的数据分析见《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一编 货币循环观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379.html)。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它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至今已近9年，其终点仍遥不可见。这证实了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次危机总爆发之中。(引爆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是：美联储在长期超发货币后，为稳定币值而收缩发行量，致使靠融资维持的住房贷款链断裂。)

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全球经济危机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它出现在金融领域，所谓多少财富“蒸发”，只是账面现象，不涉及工厂、设备、产品的损毁。因而问题的症结在货币循环，是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危机。

其次，各主要经济体都陷入了同样的货币循环危机。就每一个经济体而言，在其内部没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逻辑上唯一的可能性是向外扩张，它表现为资本输出、本国货币覆盖范围扩大。若各国处于经济循环的不同阶段，某些国家可为另一些国家的资本集团提供了扩张空间时，危机不会全面爆发。如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为西方的资本与货币提供了巨大的扩张空间(其代价是加剧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矛盾)。

到2003年，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超越产能过剩阶段，而进入了资本过剩的阶段。(详细分析见《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三编 两极分化观察 第一章 资金流量视角观察(下)之图3.79：全社会消费率、储蓄率、投资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5472.html)。于是各国的危机同步共振，这就是中国国际处境日益艰难的根源，也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根源。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当前阶段，一个主要经济体倒下，其资源将被其它经济体廉价利用，其人民将成为别人的低成本劳力，以其货币记账的债务和财富索取权将在事实上被废弃，于是其它经济体将在其尸骸上获得喘息空间，展开一段“景气”，直至积累起下一次危机。苏联瓦解后的历史，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这就是当今战争危险的根源，也是各国新上台政客对外越来强硬的根源。作为外交家的吴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吴先生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然而如果经济危机持续拖延，国家矛盾、阶级矛盾将同步激化，各种极端思潮将左右社会。别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一旦出现类似局面，在狂躁的社会思潮面前，谁能保证各国政客的理性?

其实，战争未必只是非理性的产物，细数二次大战后美国发动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格林那达、入侵巴拿马、摩加迪沙之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轰炸利比亚、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那一次背后没有全盘的战略考量，那一次是非理性的?再看看安倍政府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推安保法案，宣称“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所以说了要做(指通过安保法案)，那就一定要做。”(腾讯新闻http://news.qq.com/a/20150629/006452.htm)哪一步不是理性策划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入吴先生的法眼，他眼中的世界是光明而和谐的，所以他口中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知这是缘于无知、幼稚还是别的什么?猜一猜，如果哪一天“战争与革命”降临中国，吴先生会在哪里?

 

附录：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讲演记录

吴建民：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

(2016-04-0808:00:48)

编者按：3月30日下午，前中国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面向校内外师生作了一次关于“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精彩讲座，主持人为外交学院现任院长秦亚青教授。本次活动由外交学院团委主办，团委组织部承办，外交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协办。此文系田竟杰根据秦谦的初稿整理而成，不代表本会立场。

秦亚青：请大家就座。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吴建民院长。今天所有参加的学生都是自愿报名来的，有外交学院的学生，也有外校的学生。大家都知道，吴院长，在外交界，在国际国内，他的知名度和他的影响力。我呢，看到海报，外面还是写着吴建民大使，但是我习惯称吴院长。因为这说明，第一个，吴院长是我的老上级。一起在外交学院工作很多年。第二个，吴院长这个称呼，很亲切，总是挂着和外交学院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就更有幸请到吴院长。我想说三点，跟吴院长工作几年的体会。吴院长有很多东西你是学不了的，比如个人魅力，你很难学，一说出话来就有一种磁力吸引着你。(众笑)我今天想说的是大家可以学的，也是感受很深的。第一个就是大格局，即老子说的“以天下观天下”，要有天下大视野。第二个是坦荡，这个不容易，为什么能这样做，就是因为心中的想法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这个世界好。我们说君子坦荡荡，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论是在讲课之中、电视辩论中、学术研讨中，这种精神都是非常钦佩的，每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这一点。第三点呢，我经常和吴院长去参加各种活动，我觉得他非常善听、勤思，很多国际会议，他都是在认真听，理解、分析和梳理对方，他总是在思考，这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因此总有新观点，有新意，有见地，有拨动大家心弦的地方。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吴院长。

(编者总结，吴建民先生的特点：1.大格局，大视野。2.君子坦荡荡。3.善于倾听、勤于思考)

吴建民：谢谢秦院长刚才的一番介绍，我和他一起合作快五年时间，他一开始是副院长，后来是党委书记，是二把手，我和他合作的非常好。你们的院长已经两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这么好的院长，可遇不可求啊。(众笑)

一、准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全球几乎同时大反思，这是人类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崇拜权威是必要的，同时要独立思考，检验这个思想对不对，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觉得外交学院的学风很好，生源很好，(就业后)各个单位反应很好，氛围好老师好，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健康成长——中国太需要懂世界的人才了，有句话叫争取不到朋友还得罪不少人，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常常面临这种困境。

吴建民结合个人经历谈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性，勉励同学们同学们，要珍惜每一次在大庭广众下交流的机会。中国人很多不擅长交流，讲话打动不了人，就不能很好地让人接受观点。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减少了，合作的可能性就上升了。

我们中国人也必须懂得，几百年怎么落后的。我哥哥是一个少将，他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说这是中国军人的耻辱，中国军人不能够保护老百姓?当年的中国军队何尝不想保护老百姓?为什么中国受人入侵?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中国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几千年，近代中国人怎么落后于世界的?关键就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世界大变化主要是六百年。世界大变化从世界大航海开始，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是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7年，郑和下西洋，1405~1433。我去新加坡看一带一路展览，在展览的正面就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的船头，特别的高大。六七十艘，两三万人，郑和坐的船，今天叫flag ship，旗舰，浩浩荡荡——哥伦布，三艘船，87人，这种对比，大家感受一下。1405年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全球最先进，上千人坐的木船，技术很先进，非常了不起。中国明成祖时候还是开放的，明成祖之后就不准下海，海禁，所以中国最好的船烂在海里了，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也抛弃了。郑和下西洋算不算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大发展的机会呢?可惜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说，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可能将要改写，中华民族后来100多年的屈辱不可能发生。

后来还有没有机会呢?有，开放的机会，康乾盛世，了不起的皇帝。满族的皇帝和汉族的皇帝不一样，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非常注重开疆拓土，汉族农耕文明的皇帝，眼光比较窄。满清这些皇帝给中国的国土面积呢增加了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后来丢了三百万，一百五十万被俄罗斯占去了，一百五十万外蒙古独立了，也还有五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了不起，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皇帝，很关注世界，当时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康熙大帝请外国传教士给他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他看到欧洲工业起来了，很厉害，所以康熙大帝在统一中国，镇压准噶尔的叛乱时候引进了2000洋枪，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比冷兵器的杀伤力强多了。

去年我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聊天，他说满清的时候故宫里住了一百多个外国人，蛮开放的，现在中南海住十个外国人也不可能。我觉得毛主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定。你比较同时代外国的皇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康熙大帝1654年生，彼得大帝1672年生，都是很小当皇帝，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康熙大帝看到欧洲有好东西，请他们来讲课，兵器好，引进。彼得大帝在位时，身边有个大臣，有一天跟彼得大帝说欧洲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不如去看看;彼得大帝接受了，带着一百多人在欧洲去了一年半，在荷兰一家造船厂，做了半年木工，回到俄罗斯。采用了我们今天的办法“走出去，请进来”，俄罗斯在他手下走上了富强之路。他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普京总统也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做到了，普京总统能不能做到，不好说。

彼得大帝抓住了“开放”，这是个很伟大的皇帝。

彼得大帝怎么死的，也很有意思——在深秋去圣彼得堡考察，跳下水救人，后来病死了。这在中国怎么可能发生呢?皇帝要跳，八个太监就拉住了。这就是俄罗斯受到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对生命的珍视，所以他才会这样奋不顾身，思想的力量可以很大。

这个时候，如果康熙大帝让国家走向开放，之后的屈辱史也不会发生。

吴建民给同学们讲了英国使臣出使清朝的故事，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到中国，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和中国通商。但是中国坚持让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而中国吵架了，最后礼宾馆员说洋鬼子腿打不了弯，就让他单腿跪吧。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是这个事情我们不怎么讲。但是基辛格在《论中国》讲了。法国有一个作家，佩雷·菲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中国醒来，世界将会颤抖》这本书在法国卖了200多万本，就是研究中国怎么衰落的。

中国怎么落后的?停滞不前。最后马戛尔尼也是见到了乾隆皇帝，赏了两碗菜，信也交上去了，但是乾隆皇帝看到，互通有无，我大清无所不有，不需要和你互通有无。欧洲的国家多如牛毛，都来和中国建交，多头疼。如果那个时候开放了，情况又不一样了。央视有一个节目，叫做百家讲坛，2013的时候，请我去讲，评点《战国策》，我也不是学历史的，我去评点战国策，肯定讲不过那些专家学者，但是他们一句话把我打动了：《战国策》讲的什么，您从事的是什么，所以您能不能从今天的角度给我们评点一下《战国策》。战国这549年间，外交很重要，当是出现了一批外交家，到什么地方，国君都见他们。但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外交不重要了。之后两千多年，皇帝们，除了明成祖朱棣，都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中国人不乏人才，但为什么这些机会都丢掉了呢?强大的惯性，这是我观察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体会，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惯性思维的危险就在于，人们在做的时候不问为什么，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问为什么。习惯成自然，非常可怕。我在1991年1月到1994年当发言人，发言人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国家主席没有发言人，总理没有发言人，所以出访的时候要随访。江泽民主席很有特点，他很喜欢问别人，和别人聊天。(众笑，交头接耳)他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了解情况。他有一次就问，吴建民，你说，毛主席很伟大，邓小平也很伟大，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提出改革开放?为什么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我的回答是，两人的经历不一样，毛主席就出国去了两次，都是苏联。有人说如果毛主席在1964年中法建交后去法国一趟，说不定不会搞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法国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阶段，16岁到21岁，记忆力旺盛，精力充沛，他对法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很有感受。他从四川到法国，对比太鲜明了。一个人的胆识、能力，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见过没见过有很大区别。中国人走出去，好事情!为什么见过世界、没见过世界就不一样呢?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文明对话。邓小平去法国，这不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改革开放，这不是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

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很多说法听起来慷慨激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这些说法落脚点在哪?取消改革开放?那不就完了吗?回到了封闭的状态。说，他们都是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你一下子能跳到高端吗?不可能。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那不行，中国要倒霉。要警惕封闭的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的行为。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吴建民举出了三个例子。1946年，中国国内议论纷纷，毛主席在4月写了一份一页半的文件：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第一，世界大战会推迟(对的);第二，美苏之间迟早会妥协(对的);第三，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关系，能消灭的先消灭，不能消灭的之后再消灭(对的)。这些认识对了，因此中国就大踏步前进。

1958年，政府公报写道，“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外交部录用，在国外干了二十年，回头一看，58年是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吗?完全错了，完全看颠倒。国内方针也错了，大跃进、超英赶美……很多资料现在都解密了，57年11月，毛主席在苏联开会，说要15年赶上英国。到了58年6月，毛主席头脑就更热了，说，赶上英国，有三年差不多了吧，赶上美国，十年可以了。现在也没有赶上。七千万人上山炼钢，发疯了，我也参加过炼钢，亚青参加过吗?(对话)哦，参加过。当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在操场架了两个土高炉我还当了炉长。炼了之后很开心，晚上吃夜宵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但是好景不长——59、60、61，饥荒了，死多少人啊。根据国家统计，在这之前每年增加一千万，这几年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一千多万。世界看错了，国内方针错了，中国人就倒大霉了。

二十年之后，1978年10月，邓小平到日本访问，这是外交上非常重要的一着棋——中日关系一定要搞好。邓小平去尼桑(日产)看，去比较这里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的劳动生产率——一下发现，日产是长春的几十倍。所以邓小平感慨，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回来了三中全会。

这三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要准确认识世界。这个太重要了。认识错的时候，我们就倒了大霉，认识对的时候，我们就大踏步前进。

二、世界大变化

我去了很多大学，问他们世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人说全球化，有人说信息革命，有人说这个那个，我说都不对，你们觉得是什么?(有人答：和平与发展)对，就是这个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014年我和罗援将军有一场辩论，凤凰卫视，他气很足啊，说一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我打断他了，说你是不是要打仗，他不敢正面回答。后来我夫人时苑华说，你那么急干什么。我说你犯了时代错误，什么叫时代主题?第一，反映了某个时期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第二，指出了这个时代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1916年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时代的主题，列宁说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完毕，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要获得殖民地，必须通过战争。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也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战争与发展是最大的变化。战争时代是零和博弈，和平年代是正和博弈。

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美国打不过，菲律宾可以打啊?完全搞错了时代。

201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过来我办公室采访我，第一句话说，中国是911最大的受益者，我说这不对。也有人说乌克兰危机为中国迎来了十年发展机遇期——这话不对啊，怎么你老想着别人倒霉呢?别人倒霉你走运，那别人走运是不是你要倒霉呢?人家外国人一看，你中国怎么总是幸灾乐祸呢?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走运和别人倒霉挂钩呢?这些所谓的“战略家”的道理站不住脚，没有抓住时代主题大的脉络。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很极端的，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我心里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还是在进步。

 

有些人很容易悲观，战争迫在眉睫。100年来被侵略，我们当然要强大国防，全世界军队都要准备打仗，这是一回事。但我们这个形势要如何看，这是另一个问题。2014年11月，APEC一开，习近平和安倍会面，和奥巴马会面之后，战争的狂热减退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变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是很重要的，后来大家痛定思痛，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关注联合国的作用——让人类免于战争的浩劫。核武器形成的互相遏制，让人类不至于发动战争。西方世界发生了改良，殖民体系放弃了，对外政策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为什么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呢?法国的二次分配占到GDP的46%，有各种福利，人活得下去绝对不会革命，革命的时代过去了，“颜色革命”没有成功的，索罗斯自己也这么说。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等，让人类只有团结起来。

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太多，所以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发展是主题。所以，中国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三、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战略是什么?

三不：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

过去两年，宣扬中国结盟的人很多，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伴不结盟”，中国结盟之后新冷战就要开始，世界要倒霉。

中国面临很多问题，靠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人在现阶段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我想，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最大的利益就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你们读孙子兵法有一个“势篇”，势头来了，就好办了。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对外合作的势头。

经常嫌外交软的就是军方，去年我去国防大学讲课，他们就正好问到外交软与硬的问题。我说，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正确方针，难道中国外交没有功劳吗?软硬都是手段，哪个难?软难。硬，你打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这三岁小孩子也会，没有难度。讲道理，谈判，软实力，这个很难——什么叫软实力?首先别人要喜欢你。你讲的东西别人反感，这哪有软实力?外交，从来大权在中央——哪一件事情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的呢?没有。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你对中央有意见不对中央说，拿外交部撒气算什么本事。国防大学校长说，大使，现在没有人说外交部是软的。

要想透，中国人要什么，想不透，抓不住牛鼻子，问题就没法解决。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你们年轻人到我这个年纪，也未必找得回来。虽然中国的力量起来了，但要完全发展起来，至少还要三五十年。切记，切记，不要“夜郎自大”。准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大变化、中国外交，今天我就讲这三点。(众鼓掌)

结语

秦亚青：今天大家享受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演，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了。现在大家可能体会到我最开始说的话，有一些事情是大家学不了的。(众笑)你要想让你的学生成为一流的人才，就要让他们看到一流人才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掌声)

我多次听吴院长讲演，这次也有很多很新的感悟。我没有办法去总结这么多这么精彩的内容，但是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吴院长说要我们大家去看世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能力。如果世界大的势头看不准，那就是逆之者亡，你具体一个政策再对、一场战斗打得再好，不知道为什么去打。

所以第二点说，最大利益在于发展。这次两会，大家集中的关注点是什么?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大气污染、教育、医疗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大事，是最高的地方。其他一些利益，可能很重要，但和这些问题怎么比，就有了分寸。

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贯穿讲演的，致良知。什么是人类的良知，和平，这是人类多少年来孜孜以求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现在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将来的外交官，如何致良知，对世界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负责。大家要有感悟，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果。

我们再次感谢吴院长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次精彩的报告。(掌声)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很多问题问的都很好，但以后还要进一步提高。(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