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为张世鹏所著《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开头部分有删节。

选登此文，意在使读者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思想的历史脉络有大体了解，鉴古至今，为理解当今纷繁的政治思潮和现象提供一些历史参照。文中的描述和观点均为作者所有，不代表选编者全部认同。

在西欧各国，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的名称并不统一，除了自称社会民主党以外，还有不少政党分别起名为工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工党。一般说来，现在人们经常使用一种广义的社会民主党概念，把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工党都包容在内。

谈到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指它的基本原则纲领所表述的思想内容。马克思曾经说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i]“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ii]可见一个原则性纲领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作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了《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第二国际各党树立了榜样，指示出方向，但是，这仅仅是19世纪后期的情况。进入20世纪，随着第二国际各党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谋求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在多党竞争的政治体系内获得执政地位，就成为这些政党的首要奋斗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基本原则纲领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这个目标，也就是说，要通过党纲的制定和宣传，力求获取最大多数的选票。我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是一种政治上的市场经济，经济市场卖的是股票，政治市场卖的是选票。获取最大多数的选票是这些政党上台执政的前提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政党的原则性纲领开始“变质”，变成一种“理论包装”，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蛊惑宣传。由于要谋求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选票支持，因此，在它们制定的纲领中，对于每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要写上相应的段落，向它们传情示好，发誓一定要满足它们的要求和利益，求得它们的喜爱和支持。所以，这些纲领往往是好话说尽，而且有很多自相矛盾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许诺。由于几乎所有政党都自称全民党（或人民党），它们的原则纲领都是以讨好所有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谋取最大多数选票为目标，因此，这些原则纲领的内容基本趋同，几乎都以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为基本价值理念，但是，会分别依据基督教义或伦理社会主义作出各自的解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联邦德国访问的时候，一位德国学者就提醒我注意德国各政党纲领内容趋同的现象。当时我住在波恩，通过写信或直接到政党总部驻地索取，很快就获得德国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即时纲领，印证了这种趋同趋势。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各政党纲领作为“旗帜”、“界碑”的标识作用日益减弱。要观察一个党，就像判断一个人一样，不仅要看他是怎么说的，而且还要看他怎么做的。各党的实践政策特别是在执政期间的实际政策，对于判断这个党的思想方向就具有很大意义。在很多时候，一个执政党的纲领如果继续坚持原则，不肯向实用主义低头，就会与政府的实际政策相互矛盾。例如，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推行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坚持基本原则纲领的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与联邦政府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矛盾冲突。施罗德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其实用主义政策使得他获得多数选票，从而主持联邦政府，最后甚至把拉封丹排挤掉，戴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桂冠，坚持纲领性原则的拉封丹最终只好挂冠脱党而去。这场斗争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它生动地展示了实用主义政策如何压倒了基本原则纲领。

起源于19世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果从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1863年）开始，至今已有将近15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至少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转型，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本质特征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处于和平繁荣发展的自由竞争时期，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帮助指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们认真学习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不断成熟壮大。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与此同时，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在这个充满激烈冲突的历史阶段，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现了第一次历史转型，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改变为群众性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再次进入和平繁荣发展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参与欧洲战后重建的过程中，转变为改良主义的全民党，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工会和专业工人依旧是它的重要支柱。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开辟了一个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崭新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转变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改良主义全民党。在目前欧洲的政治光谱上，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属于中左政党，它与中右政党、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一起，共同组成欧洲各国的主流大党。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即民主社会主义也相应地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变化。众所周知，欧洲是资本主义的故乡，也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能够影响全局的重大理论有三个。第一个是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著作就是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讲的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第二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就是法国的启蒙主义，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既是基本价值观念，也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第三个影响全局的理论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被恩格斯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它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启蒙主义，创立了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iii]。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仅仅实现了法律面前资产者的平等和公正，而现代社会主义则要把这个平等和公正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身上，扩展到包括人们物质生活在内的所有生活领域，即实现人们在政治参与和分享物质福利方面的平等。要想实现这一点，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需要强调的是，实施这个办法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iv]

这三大理论分别代表和捍卫了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被不同政治党派积极宣传和实践，形成和发展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思潮。一般说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启蒙主义属于自由主义范畴。自19世纪以来，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处于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在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聚合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变化形态，完成自己的历史创新和转型。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观念，形成了所谓社会自由主义。这种事例在英国最为典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费边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凯恩斯、贝弗里奇，后来的拉尔夫·达伦多夫。而社会主义者接受自由主义，形成自由社会主义，我们称作社会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化，这就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近150年历史中所经历的发展进程。历史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经历了三次自由主义化，就意识形态来说，19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三次历史转型，变成了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结果产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第二次自由主义化的成果是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第三次自由主义化的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现在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现存制度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党在基本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方面的差异已经十分模糊，在很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与中右政党联合执政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选择。

顺便提及的是，美国与欧洲在政治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历史，建立的是一种纯净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如社会学家桑巴特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始终力量不强，无论是1901年建立的美国社会党，还是1973年建立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虽然都接受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理念，但是，至多不过几千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不大，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始终要以欧洲国家，主要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重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化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去世以后，年轻一代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共产党继承了这种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斗争，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和中派则反唇相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欧洲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在保卫民主、反对极权专制的旗号下始终具有一种“反共”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20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的说法，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是针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20世纪针对的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的是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冷战以后，针对的是苏联东欧的官僚权贵社会主义。[v]社会民主党人宣称：“我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国家制度和生活制度，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体现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自身责任的尊重。”“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因为这种统治蔑视人的尊严，消灭他们的自由，破坏法律。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履行民主。”[vi]拥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始终拥有一种自豪自傲的社会心理，英国人称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的民族”，得天独厚，民主制度成为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蔑视东欧共产党的政治资本。

在这里，涉及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在19/20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上存在着一种自西向东逐步扩大的政治文化差异。在欧洲西部边缘英伦三岛上的大英帝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起两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在欧洲东部边缘的俄国，虽然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就已经开始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民始终占居民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落后的农业国家。仅从城市化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人口就已经占全部居民人口的一半，在1910年上升到全部人口的75%。而在俄国，19世纪期间农村人口不过是从90%下降到80%。[vii]

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政治文化的差异。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去世以后，现代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深受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列宁自认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建了从事地下活动的、秘密的、具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实行高度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这些特点是由于镇压革命的沙皇专制制度这个外部框架条件制约下形成的。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建立了个人独裁、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也和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国际封锁围困和法西斯武装侵略的国际大环境下的国内困难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无关系。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模式，是在东西方冷战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打着东方传统政治文化的烙印。在中国，在一度被称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打着传统的儒墨法道等诸子百家意识形态的烙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同东方的政治文化，包括传统政治文化的结合，这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考茨基中派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派曾经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创新看作是离经叛道，大举讨伐。

马克思晚年在与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通信中谈到自己的历史哲学，曾经断言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并非一定要遵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viii]

对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去世以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创新，成为历史难题。考茨基中派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尽管考茨基本人也承认，1905年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风暴时期，但是他歪曲理解恩格斯晚年思想。尽管恩格斯一再强调，他所提出的方针仅仅适合于当时的德国，也许到了明天，它就不适用了，但是，考茨基依旧坚持把合法的议会民主斗争进行到底的传统方针，拒绝考虑议会外的政治罢工、拒绝为可能爆发的革命和武装斗争做任何准备工作。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变成了相信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自动灭亡的盲目乐观的理念，在1918年德国革命和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凭借这个理念居然可以袖手旁观，毫不作为，错失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还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机会，使得反动军国主义封建势力通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借尸还魂。即使在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社会民主党领导还相信历史辩证法会使希特勒很快地垮台，而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拒绝采取任何积极的反抗措施，最终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全面封禁。这种害怕革命变革、不敢使用暴力强制、据守合法斗争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一种右的教条主义，它不仅使社会民主党自取其辱，而且也玷污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声誉。考茨基中派主义最终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合流，这绝非偶然。

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来说，把现代社会主义同西欧现实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包括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启蒙主义、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人道主义等结合起来，则是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世以来所走过的共同道路。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三次自由主义化的道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西欧左派批评社会民主党经过三次自由主义化以后，彻底抛弃了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抛弃了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替代选择。这种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ii] [联邦德国]布卢门贝格编：《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 1868-1895》，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iii]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iv]《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v] [德]托马斯·迈尔等主编：《社会主义辞典》，德国工会联合会出版社1987年德文版，第121、122页

[vi]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歌德斯堡纲领》，载《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vii][美]C.E.布莱克、E. 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册），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翻译组译，黄嘉德校，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vi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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