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如果不带偏见，当然是个取长补短、互学互鉴的好事。但冷战结束后，挟搞垮苏东社会主义制度气焰而进行的所谓东西方文化交流，则俨然成了资本主义美普价值唯我独尊的“历史终结”布道场，成了西方价值观如十字军东征一般散发着宗教主义狂躁症的作秀场，成了资产阶级文人洋洋得意炫耀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俯瞰”舆论场。《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一书作者作为在东西方都似乎混得还不错的既得利益者，自然少不了假借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情怀和“独立思考”的“人性论”，向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民阶级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他们的文化“先进性”、制度“优越性”和阶级“自豪感”，“筚路蓝缕”地使劲儿“带路”。

结合之前的分析，我们已能完全明确：“艺术乡建运动”并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行动在新中国农村地区的复辟逆流。因此，在分析东西方的话语权较量中，我们尤其要注意“艺术乡建”这种舆论带路党所起的独特的破坏作用。

“友谊”，还是侵略

现在，有人把中美关系描绘为“夫妻关系”，声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华尔街金融独裁集团搞垮世界金融秩序的当口誓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声称“中国如果挑起战争，绝无好下场”、“中国要让世界喜欢”、“世界大势是和平发展”等等，全然无视对华大规模监听监控和黑客攻击、大肆炮制中国威胁论和南海“军事化”舆论、在中国南海大肆抵近挑衅，以及卜睿哲、葛来仪等职业智囊的煽风点火和伪装公允。但如果我们把来许村参加“国际艺术公社”、“国际艺术节”、“东西方对话”的外国人都称为侵略者，显然会误伤一些路人甲；如果我们抽象地、不加区别地笼统分析乡建“艺术家”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很可能会误伤那些热情善良但思维单纯、好为人师但逻辑不通的普通艺术家。实际上，政治“艺术家”伪装颇多且“意志执着”。所以，让我们不妨先看看他们的老祖宗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是怎么描绘中美“友谊”，以及毛泽东是怎么给他们画像的：

——艾奇逊：“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对此，毛泽东辛辣嘲讽道：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友谊”，还是侵略》）

引述以上这些，也是让当下中国一些糊涂虫醒醒脑子，因为一些任务明确的职业“网民”早就发布过这样的微博微信段子——“西方列强中，只有美国从未在中国设立过租界，只有美国从未侵略过中国，还高尚地退还了本应当仁不让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建立了顶尖的清华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无数人才，为中国抗战无私援助了一切”。

毛泽东是跟美国人斯诺结下过深厚友谊的，也曾在1946年的延安杨家坪接受过美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访，同美国人史沫莱特深入交流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抗战，接待过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率领的美国人。在更早的1941年6月23日，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但他同样非常明确地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为“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在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他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在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毛泽东更是一语道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可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绝非有些人轻佻声言的“夫妻”矛盾，而是旧制度与新制度、反动制度与进步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上的美帝国为首的西方，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公或闺蜜，而是必须置社会主义于死地而后快的凶残敌人——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赤裸裸地威胁道：“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2013年11月，刘鹤主笔、完全无视中国人民利益和中国主权的《383方案》，被普遍认为是对美国人、世行行长《佐利克报告》的翻版细化，最终未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全采纳；2014年7月1日，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说：“美方的期盼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会文件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担忧，双方都认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不满的地方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速度太慢了”——怎么，美国居然热烈地捍卫真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来了？非也！美国要维护的，决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而是促进新中国彻底瓦解、断子绝孙的所谓“改革开放”！再看看已经复辟资本主义却依旧不为西方所容的俄罗斯的遭遇，就很清楚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所谓改革开放，貌似并非中国劳动人民主动要求之，而像是共济会控制下的各个操盘工具伙同中国境内势力，有计划有组织有路线图，共同为之。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舆论影响力、争夺道义话语权的过程呢，也决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燕尾服酒会或“一人一票”的选举庙会，而是遍布“偷袭战、遭遇战和阵地战”的没有硝烟的战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些敌人可以暂停攻势，可以假装撤退，可以装模作样打着红十字旗运送“伤员”、交换“俘虏”、呼吁“和谈”、炮制“和平”，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手段，都是战术，都是为了消灭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的而采取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策略。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乡建“艺术家”，无论他们怎样感动、怎样感怀、怎样感伤，都无法掩饰帝国主义董事会老板们定下的这个“企业战略”。

不那么打眼的“敌后”战线

冷战结束但热战不断的今天，世界并未像吴建民之流臆想的那样岁月静好、温情脉脉。“友谊”换装了新“糖衣”和“包装纸”，但侵略依旧是侵略。帝国主义仍在从中东北非到东欧、西南欧、高加索的漫长第二世界制造各种颠覆政变和武装冲突，旨在从西太平洋之外的欧亚大陆一线打造最终合围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而舆论牵引，则始终贯穿了西方制造热战的前、中、后各个阶段。有关苏共大屠杀、中共饿死三千万、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和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的各种谎言，都是个中“精品”，所以，才会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理论广受前苏联带路党和西方热捧，才会有李锐“无愧于共产党”的寡廉鲜耻之词招摇过市，才会有激情四溢的中东“群众”热烈欢迎“普世价值”但很快被挂了路灯——这些当代“喜剧”的轮番上演。

在看上去人畜无害、有点技术性和专业性的乡村建设领域里，这种舆论牵引似乎并不像以炮制“历史真相”来捣毁现时政权的网络自媒体一样，表现得那么突出、目的性那么强、手法那么职业化和公司化、标题那么耸动夺目。《艺术乡建》一书作者就隐晦写道：

——“艺术家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扮演社会实践与实验的角色，艺术家在社会转型与变革当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家有深邃的思想和意识，有敏锐的直觉和判断，以及身体力行的行动力。艺术家对现实的介入非常重要，……我们介入许村，以期形成‘许村模式’和‘许村现象’，在这种模式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之后，会有许多关注的目光和效仿的作法，这就会激发人们对新型农村模式和方式进行一些新的思考，所以，许村国际艺术公社的积极尝试和意义不言而喻。”

——“艺术不再是孤芳自赏地与日常生活互相区隔，而是逐渐融入现实与空间，介入现实问题的讨论与公共行为的互动，成为推动社会和解、多元、开放的力量。”

——“随着社会急速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环境与空间的变化也给了艺术家许多选择，一些边缘化和非主流的环境和空间就成为艺术家新的选择。这些非主流空间恰恰契合了艺术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实验性、自主性、社会性、独立性、学术性与随机性。把艺术放到一个更大更广阔的环境与空间中去思考、去实验，使艺术回到现实和自然之中，让艺术家走向更积极的社会实践。”

打进去，拉出来——这是情报战线敌我双方都会使用的战略战术。在不那么打眼的“敌后”——乡建舆论战线上，这一策略同样被乡建“艺术家”广泛运用。

就像本系列第四篇《文艺乡建：文化立场、阶级立场及其社会表达》中剖析的那样，《艺术乡建》一书作者对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不惜篇幅的“推崇”，并不代表他认同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所在党的党章，及其明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相反，他试图通过某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不动声色、循循善诱地把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们“拉过来”。这种心照不宣或者说欲盖弥彰的策略，与自信满满、认为一旦靠“优势民意”“当选”后大陆就会“靠过来”的蔡英文及民进党，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与之相呼应，参加“许村论坛”的上述“志同道合者”或隐讳或直接地踊跃表态了：

——王长百：……“通过长期在许村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通过对许村的实际研究来探寻信仰的意义，找寻中国人的信仰价值所在，以便从中重新寻找人生意义的根脉，并发掘出中国的‘香火文明’。”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李人庆：“中国虽然已经强大，但我们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同，中国也不是一个领导性的大国。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中国文化重建的根在乡村，乡村若要得以重建，必须有它的核心理念以及价值体系。只有如此，乡村才能复兴，才能具有它的魅力。”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陈平：“我作为一个长期在国际机构工作的华人，……因为我来自一个农耕大国，来自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我的文化是一种真正的乡村文化。虽然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像纽约和巴黎，但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能变成美国和法国，如果那样，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王南溟：“……整个社会建筑领域，开始了‘农村美学化’，……背后的实质就是，这样可能更容易进入西方的东方主义系统里。这些建筑师……而是用这样的一种建筑方式，构造一个城市中的农村美学。反过来，当华西村成为另一个样板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以这样一种样板来建设所谓的新农村。这种新农村就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二次伤害了农村。第一次伤害是大量征地，为了城市的农村化。而华西村这样一种模式使得农村把城市美学带到农村来，这是第二次对农村造成伤害。”

对于把封建夫权、生殖“荣誉”当成“家族荣誉”和“香火文明”的胡编乱造，我已在本系列第四篇文章中帮他们开挂了。而对李人庆所谓“世界的认同与领导性大国”，则有必要多说两句。

3月30日，领导人翻译出身却一贯自命不凡的外交贵族、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声称要“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说办外交“首先别人要喜欢你”，如果“你讲的东西别人反感，这哪有软实力？”前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紧接着在4月的《同舟共进》杂志发文指责所谓中国“愤青现象”，居然在宋代找到了“愤青”的老祖宗，声称“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也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说“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不难看出，他们迫切需要“世界”的认同——说白了，就是西方，就是美国的认同。但现实是很残酷的，在社会主义宪法体制内当官的他们，是天然为资本主义所不相容的，无论他们如何掏心掏肺向美国政客保证绝不挑战美国、绝不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秩序，保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反思文革、深化“改革”尤其是“攻坚”国企“改革”，都无法为他们赢得当美国老婆的正房地位。在美国人眼里，哪怕还存在早已自欺欺人、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国就远不如依旧存在治外法权的南朝鲜和日本这样的美国当代殖民地小三可靠，这也是“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论者浪言一出，就立刻成为天下笑柄的根本原因。连认同的基础都没有，试问，帝国主义“世界”凭啥喜欢你“社会主义”中国？

可见，路人皆知的“韬光养晦”其实就是机会主义者的小聪明小把戏，换来的是政治上的封堵更甚、军事上的挑衅更甚、经济上的掏空更甚、贸易上的封锁与制裁更甚、金融上的欺诈和掠夺更甚、文化上的侵略和殖民更甚；所谓10万亿美金的GDP，背后是中国劳工和农民的血泪、中国大地和天空的污染、中国政治经济顶层设计的进一步被控制。对此，洋大人们话锋一转，脸一黑，换个角度又继续鄙视特色中国无力领导世界，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等等。这套路，还是那么的熟悉：

当我们天蓝水清、长安街满是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时，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看！我们美国就是车轮上的文明国家，中产阶级都是两口子一人一车！以致于北京的“Nine million bicycles”都能成为老外示爱天长地久的比喻。于是，先富们卖力地买车、买进口车、买进口豪车，以为自己也配姓赵了！如今，当我们PM2.5肆虐、长安街满是龟速行驶的小棺材时，又被贴上了“落后”标签——看！我们伦敦市长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我们北欧国家更流行低碳步行上班！于是，小资们卖力地办卡、入会，参加全马、半马、迷你马等等能向“先进”看齐的各种马拉松风骚秀，以为就有资格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工农大众作“思想启蒙”了！

很显然，这种“真理专卖店、人间耶和华”式的“历史终结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曾豪迈回击过的中国“落后论”——“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如今，这已经可以被叫作中国“落后论”的升级版、中国“落后论”+ 了。

作为帝国主义侧翼的蒋遗民和台独呢，比如从台湾省台湾大学这个台独大本营来的张圣琳，则照例端上了一碗散发着冥国范儿的心灵鸡汤：

——“我们来到许村，要开始和加入这个行动的时候，我定义的许村论坛是一群跨领域的疯狂试验伙伴，大家为了理想不约而同地来到许村。……我们来自四面八方……不论何时何处，我们都要耐心地把许村的梦做出来。对我来说，会做梦的人很多，可是，有多少人能把梦做出来啊。我们是一群除了会做梦，也会把梦做出来的人。要把梦做出来还要有耐心……以我一个从台湾来的学者的角度看，许村是一个当前艺术家试验与实验的基地。……因为当前的中国需要透过艺术这种形式来诉求，来冲击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在谈新农村建设，可是，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建设，也不是一种技术，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信念。”

看来，不仅大陆在做梦，口口声声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也在做梦。他们不仅要“透过艺术来诉求信仰”，而且要“冲击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他们不仅自信能梦想成真，而且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深知“要有耐心”，而且深知日拱一卒、积少成多方能成就反共大业。在中国乡村建设这个非主流的试验田上，蒋遗民们只等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了。让《艺术乡建》一书作者深感“遗憾”的，是他们隐晦曲折的高谈阔论过于“走心”，以致于跟执政党的县委县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没对上频道：

——“……关于会议的内容和各位专家学者的讲话提及不多。这也不是说和顺县委不重视这个会议，但能看出当地媒体对会议形式主义的报道，他们还是习惯官方会议的报道方式。相反，他们应该把这次会议专家学者有价值的发言报道出来，因为当地乡镇一级的干部无法听到这些重要学者的发言，我们在开会前通知有关部门，让乡镇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们列席会议，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来。”

照我说，乡建“艺术家”们其实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像公知、法律党那样直接质疑中国的执政党没有在民政部注册、不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执政的，不就可以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让梁漱溟、张爱玲们的黄金冥国“魂兮归来”，让乡建“艺术家”们的灵魂找到“最佳的安放之地、皈依之地”了嘛！

欺世盗名的文艺乡建“人性论”

其实，只要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善举，只要目的正确、方法得当，无论是支边支教、支农双抢，无论对支援方还是受援方而言，都是好事情。就像4月28日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郝云宏所表示的一样：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到中国来我们是欢迎的。但如果非要像坚定反共反华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声称“我还是不明白，那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NGO是什么样的NGO？可以举个例子吗？按照法律规定，帮助资源环境的NGO是可以的，或者帮助穷人的是可以的，但是做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工作的组织可以在中国当NGO吗？”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巡视员郭林茂的回答，就可以叫做直接打脸了——尽管BBC们很执着、脸皮很厚不怕打：

——“什么叫损害中国的利益？我看了法国法律有这么一个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其宗旨不得破坏法国领土完整，不得反对共和国政体，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风俗，否则不予批准成立。所以说什么叫危害国家利益，那就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政权的维护及广大人大群众的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具体我们的法律里面，怎么是损害，我们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什么叫危害国家的利益。”

相应的，无论文化节、研讨会、论坛、宣言，还是叠加上去的助学计划，或直接教许村的孩子画画、弹琴、摄影，乡建“艺术家”们小恩小惠的“人性”背后，显然都有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华西村的思想意识形态渗透主线。《艺术乡建》一书作者矫情展示他对涉及中国乡村选举和宗教信仰的李一凡的《乡村档案》纪录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看法，并且“晚上在放映室，我还是交代志愿者，这部片子仅限于艺术家观摩，不让外人进来，实际上我是有点过于谨慎，也是出于对当地政府的考虑，当地政府的官员对我们非常信任，我们也不想给他们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搞得好像“艺术家”很通人性，真正的共产党人天生就恐惧基层选举、没有人性一样。但实际上呢，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有了为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成立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行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文盲居多实际的一人投一颗豆子的劳动人民民主。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特别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加强纪律而不是为减弱纪律，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一是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在关心群众方面，还是在被封锁“围剿”的江西瑞金苏区，毛泽东就生动形象地给出席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讲道：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而更早的恩格斯，则在1847年1月15日从巴黎给马克思的信中，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底-1847年初）

什么意思呢？作为出身于法兰克福富裕市民家庭的资产阶级作家，歌德曾投入反封建的“狂飙运动”，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但由于市民阶级的软弱，“狂飙运动”很快就销声匿迹。歌德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畏惧和攻击，是德国市民阶级妥协性的又一个表现。他被巨大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说：“大人物们沦亡了；可是谁来保护群众去抵御群众？群众是群众的暴君”。苦闷的歌德于是投靠了小公国魏玛当上了枢密大臣，他妄图通过为封建小诸侯服务，依靠所谓“开明君主”实行改良，实现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却最终也没找到出路。作为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格律恩对歌德的消极方面极力美化颂扬，对其积极方面避而不谈，把歌德及其创作说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是“人类真正的法典”，是“完美的人性”、“人类社会理想”。格律恩对歌德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态度却大加赞赏，诬蔑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是“专横”、“抢劫”，是“阴谋者、嫉妒者”的勾当。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市民阶层迅速分化瓦解，歌德在其回忆录中曾“倾泄出令人心碎的哀鸣”，格律恩则对歌德的态度予以宣扬，认为这是“对当代社会的卓越批判”，是作为所谓“人的内容”。

对此，恩格斯指出：格律恩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明，不过是费尔巴哈人性论的拙劣翻版，“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鼓吹“人类之爱”，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把人看作抽象的、超阶级的，他给“人”这个字眼加进了神秘的哲学内容，俨然“……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而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很显然，歌德在全部生活和创作上是矛盾重重的，他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有两面性，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讨厌它”，“反对它”；有时则相反，“亲近它”，“称赞它”，“甚至保护它”。所以，歌德的反抗性和妥协性不过是“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的表现。而把宗教哲学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并非格律恩的新发明，更不是乡建“艺术家”们自鸣得意的“深邃思考”，不过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抄袭来的罢了。费尔巴哈说：“人类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恩格斯指出：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格律恩把宗教哲学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乡建“艺术家”把空洞虚妄的“精神灵魂”和胡编乱造的中华民族“神性”说成是“乡村复苏的灵魂所在”、“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格律恩把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宗教变迁史，乡建“艺术家”把唯物主义文艺工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偷换为唯心主义的“人性文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其附庸文人在乡村的“魂兮归来”，目的当然是否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中国农村的统治地位。

因此，恩格斯尖锐指出：“格律恩先生对于歌德希望‘从内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但是这个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场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乡建“艺术家”们脱离阶级社会人的阶级性实际，敌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鼓吹所谓“人的自然本质”，编造所谓超阶级的“共同人性”理论，标榜“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是“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恰恰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笔杆子、帝国主义的跑龙套演员。所以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过去血雨腥风的革命史和当今“和谐世界”的无数事实都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尤其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既反对格律恩那样用所谓“人的”尺度吹捧歌德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也反对作简单的否定——比如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评论家白尔尼就把歌德称为“押韵的乡愿”，把黑格尔称为“不押韵的乡愿”。恩格斯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

所以，乡建“艺术家”及其友邦贵客们大可不必摆出一副经世济民、上帝下凡的样子，这并没有什么用处。

旧文人梁漱溟代表不了中国的农民阶级，新乡建“艺术家”代表不了中国的农民阶级，附庸在西方意识形态政治正确路线上的西洋、东洋“艺术家”们，同样也代表不了中国的农民阶级。如果一定要说现如今的“许村”儿童是何等享受不到应有的现代教育，那末乡建“艺术家”及其友邦贵客倒不妨好好质问他们一切向钱看的特色队友，在三十年里怎么做到让小孩上不起学、大人买不起房、病人看不起病、老人死不起人的。只有说清楚了个中原因，恐怕才能体现出特色队友的伟大“人性”，才能旁证洋大人具备独家定义中国“先进与落后”的资格，才能继往开来地延续伟大的中美“友谊”、东西方“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