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国家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令人瞩目。一是美国的“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队伍4月2日从象征美国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步行10天抵达华盛顿，在国会山前集会示威，抗议金钱操纵美国选举以及政府的不作为，要求改善民主，结束金钱政治，保证公正选举。这一运动4月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二是法国的“黑夜站立”社会运动。该运动源于一场针对法国政府新颁布的《劳动法》改革方案的抗议示威。自今年3月31日晚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开始，至今已持续一个多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主题逐渐扩展至社会治理、选举制度、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多个领域。目前整个运动已经从巴黎蔓延到了法国的70多座城市，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深入分析研究这两大政治事件及其深层次原因，有利于认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

一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上街要求民主，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因为在一些把西方民主制度奉为圭臬的人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优的民主模式，代表着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乃至“历史的终结”。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其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必须承担推广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责任。同时，把不同于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民主”已成为少数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实现霸权统治的政治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西方民主化改造的国家，不仅没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稳定，很多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会危机，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西方民主已经沦为一种民主形式掩盖下的金权政治。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美国的民主已成为金钱和权利的游戏，普通人则只是这场游戏的旁观者而已。美国《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联合调查显示，至少有84%的选民认为，如今的美国选举中流入了“太多金钱”；85%的人认为，除非改革或是彻底重建美国的选举制度，否则无法改变“金钱政治”这一现实。在“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的参与者看来，当前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被金钱绑架，华尔街的利益集团不断侵蚀决策集体，使用金钱支配他们“在政府中的仆人”。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使所谓民主政治岌岌可危。据《环球时报》2015年9月25日报道，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电视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他表示，现在即便得到参选机会，他也没有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今年参选的特朗普更是在电视辩论中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亿万富豪正在收买选举和候选人。”

　　其次，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成为“财团政治”“寡头政治”。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有能力提供巨额选举资金的只有财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与金融财团、金融寡头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涨和70年代“水门丑闻”对美国政治制度重击之后，美国曾对政治捐款上限作出设定，这对金钱政治起到过一定矫正作用。但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为违宪，导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旺，金钱从而可以曲线施展其政治权力。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取消了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意味着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证。“民主之春”运动和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美国当前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抗议者们意识到：统治美国的实际上有双重政府，一是作为“面具”的政府：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另一个是掌握真正实权又不受任期限制的政府：大财团、大资本家。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认为亿万富翁和大财阀、大企业才是美国大选的真正玩家。

　　再次，资本自由和大众平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平等是西方国家最喜欢标榜的观念之一。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平等就是启蒙的要素价值之一，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成为广大中下层大众利益代表的一面旗帜。但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上升到统治地位，就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合中，逐渐以单向度、同质化的方式不断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价值，尤其把自由强调到难以复加的高度，而平等的价值则逐渐处于自由、民主的附属地位。当社会大众的平等要求与垄断资本的自由原则相冲突时，大众的平等要求就必须绝对服从资本自由的制约和规范，甚至会被纳入为社会主义“敌对意识形态”而加以攻击。于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自由成为核心价值，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大众长期以来也都“被自由”了。自由压倒平等成为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这次“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美国民众通过公开反对不平等的金钱政治形式，要求在资本自由与大众平等之间作出新的权衡与抉择，这必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所推崇的平等只是针对封建社会阶级特权的形式平等，即机会、程序等方面的平等。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事实平等既无可能，也无意义，除了导致抹杀个体差异和营造社会的懈怠之风，别无裨益。

　　第四，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西方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西式民主说到底是为资本集团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服务的。在令人目眩的民主政治博弈背后，终究是选票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敌不过“一元一票”。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经济自由，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是由于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降低，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有激烈的行动，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

　　尤其让人深思的是，面对“民主之春”，美国主流媒体选择集体失语，凸显了其“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类似的街头运动，西方媒体早就铺天盖地“滚动式”报道了，并且多半会不断以支持态势和渲染性报道挑动民众情绪，其结果是游行示威在和政府对峙中变成流血冲突，然后西方国家又会对该国政府进行干预制裁，从而进一步鼓动民众情绪和街头政治。在这种舆论环境和外界压力下，政府根本没有机会在良性状态中恢复正常的法律和秩序，以至最终导致全面失控——这几乎成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街头运动在西方媒体和政府干预下的固定模式。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媒体则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内政去指责干涉西方，即便有一些指责之声也难以造成影响。这是因为目前的国际传媒和信息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这样的舆论环境使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及时恢复其法律和秩序。

　　在“民主之春”示威抗议活动中，华盛顿警方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抓捕人数创下了华盛顿当地的历史纪录，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肯定会被西方媒体严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发生在美国，媒体就非常“宽容”。标榜“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实际执行的是双重标准。正如“民主之春”抗议活动参加者亚历克斯所说，美国主流媒体此次集体“失语”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因为报道反‘金钱政治’抗议活动不符合这些主流电视台的利益”，“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例，它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第八大政治献金提供者。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然不会愿意去碰触这些反对政治献金的抗议活动。”而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传输公司康卡斯特是国会重要的利益集团，是两党的重要捐赠者，同时也是微软全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的母公司。

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因两党之争国会不给拨款，联邦政府曾一度被迫关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难民危机又雪上加霜；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种种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经济难脱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高负债和低增长的泥潭。据统计，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债台高筑，有的州濒临破产，只能靠举债度日。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这是扭曲的经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这种现象，折射出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一方面，虚拟经济过度扭曲发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空洞化倾向明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的浪潮下，把大批制造企业移师海外，结果是企业虽然实现了资源全球配置和利益最大化，但国家却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以英国为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民主之春”“黑夜站立”以及之前的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同其长期以来扭曲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金融服务业的异化有很大关系。

　　政治弊端凸显。从“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民众将矛头直指美国的政治体制，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清理与资本相联的政治体系”，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巨额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西方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已被选举政治劫持，金钱的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受限于金融资本和利益集团，政客们见风使舵，而不顾经济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因为“连任比责任更重要”。以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为例，债务危机前，有些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

　　社会动荡不安。“民主之春”“黑夜站立”抗议活动的迅速蔓延，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福利减少、失业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触发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使西方国家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社会发生动荡。2010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希腊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西班牙民众抗议高失业率以及全欧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大游行等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中，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为了转嫁危机，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保护人权等各种借口，发动多次战争，造成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给世界形势带来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三

　　西方国家当前正在经历的“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会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向社会乃至政治领域蔓延的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和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取消资本管制、公共部门私有化和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等措施。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获利模式就是钱生钱，即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种机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断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人集中，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富人们还通过金钱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2014年有467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2015年有超过56万人无家可归。英国、法国同样存在阶层固化、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

　　其次，新自由主义加重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消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的市场保护、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结果造成金融资本主义极度泛滥，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们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竭尽全力游说国会，试图扼杀所有金融监管法案，导致意在监管华尔街、保护消费者、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推出多年后，至今仍是一纸空文。金融资本完全挟持了政府和整个经济，并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再次，新自由主义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培育出大批富可敌国“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影响乃至操纵美国政权，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无度扩张，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已由1950年的62%降到今天的34%，尤其是制造业所占比重由27%降到11.7%，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则由11%升到20.7%。美国当前所有的经济、社会、债务和政治问题，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推动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并比赛着进行“金融创新”，以“钱生钱”的外衣掩盖其巧取豪夺的实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不发生危机？

　　最后，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长期以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一直在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则把个人主义变成了绝对价值。新自由主义学者曾告诉人们，自由市场经济是通向最高效率、快速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坦途，能使所有愿意勤奋工作并利用机遇的人享有繁荣富裕。但实际情况是，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仅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或有尊严的道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漏斗，把最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过滤给了少数财富精英，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四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虽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但并未超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预见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从来不择手段，因此必须监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监管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贪欲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是资本主义了。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罪恶时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早期的资本主义是用粗暴、野蛮的手段来获得最大利润，而现在则用高科技等很隐蔽的手段，如金融衍生品。资本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但与此并存的却是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即通常所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一种不顾市场规模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描述：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通过减薪、解雇或生产的自动化——就会想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他们忘了，裁员后剩下的那些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了。资本家在减薪上取得的成果，却变成了他们在销售商品时遇到的问题。资本主义从来不想去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周期性出现的情况是，每当资本家为提高利润率而将工人的薪水下调得太过分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危机主要表现为大量过剩商品卖不掉，而现在统计技术、经济预测技术发达了，企业可以估算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需求，并以此安排生产，因此生产过剩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企业的开工率不足。这直接导致失业率增加。今年2月，虽然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10%以下（9.7%），但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最近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称，美国现在失业率实际数字高达20％。欧盟统计局2016年4月2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欧盟平均失业率为9.4%。2015年，欧盟青年(15至24岁)失业率平均20.4%，西班牙部分地区高达70%以上。可见，新式的“生产过剩”已成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难以克服的顽症。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发生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积累的必然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经济高度虚拟化并最终走向泡沫化的过程中，少数金融垄断寡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列宁关于金融寡头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资本家通过控制和联盟工业资本家，实现对劳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果说列宁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如今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帝国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这种攫取超额利润的方式，在使这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道德沉沦的同时，已成为阻碍企业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必然会导致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一切社会危机的本质根源。即使西方国家通过自身调整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那也只是暂时的，其缓解国内矛盾的方法相继失灵，解决国际矛盾的机制日益受到质疑。以至于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感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祝念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