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信息化是建立在其信息技术及文化语言优势基础上的。阿尔温·托夫勒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一、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的演进过程 

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信息化是建立在其信息技术及文化语言优势基础上的。阿尔温·托夫勒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465

部分西方学者和“政治精英”指望中国的“互联网一代”运用网络“扳倒中国”，希望网络成为和平演变中国的重要途径。网络时代，信息、观念的传播具有开放多变、国家管理监控相对薄弱等特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这成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战略信息化的基础。迄今为止，美国在硬件、软件方面有突出的优势，掌握了该领域的大多数核心技术，比如，绝大多数网络顶级服务器都设在美国，美国拥有微软、苹果等一大批全球信息产业技术开发和应用领域的“领头羊”。美国在网络空间有决定性的权力，在平时，美国借助其优势地位对他国实施和平演变，一旦网络战争爆发，美国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网络瞬间瘫痪。

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是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在推动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同时就初步提出了以互联网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1993年9月，美国克林顿政府率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行动计划”。1994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较早在世界上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2]。美国副总统戈尔鼓吹GII有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保护自由民主”[3]，“他(指克林顿，引注)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本质，做到有备无患，努力实现我们的战略意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4]450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由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以互联网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落空，美国政府从法律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分化和西化他国的行动。“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时，这些人士欢欣鼓舞，认为中国离他们所希望的‘民主’不远了，他们几十年来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目标就要实现了。如今，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因为他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价值观送到中国去’的声音依然在耳，这些人却遭遇了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5]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宣布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特别事务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球在线自由法案》，妄图凭借美国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地位施压别国，进一步实施和平演变活动。美国实施了以互联网为工具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为此后的中东巨变埋下了伏笔。第三阶段是美国的网络和平演变政策逐渐成形期。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网络载体和形式日益丰富多样，以“博客”、“推特”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广泛应用，和平演变途径和方式日益丰富，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网络和平演变政策逐渐成形。奥巴马执政后尤其重视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了《互联网自由与全球言论自由的未来》的演讲，提出了“互联网自由”的要求。在美国以互联网改变中东北非的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后，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又发表了《国际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全面而详尽地阐述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政策，指出网络是“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6]。她明确指出，美国将持续提供大量资金资助突破网络检查的技术。将推动互联网自由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成为美国实践其“巧实力”外交理念的重要方面。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重申信息自由是美国的核心承诺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强调指出，“支持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的努力”，“我们正在资助尖端科技项目，以使他们即使在政府试图压制他们的声音或阻隔他们上网的情况下，具有有效、安全互通信息和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手段与技术能力”[7]。从实践来看，2002年，美国外交官詹姆斯·霍姆斯组建了“E外交研究小组”，次年该小组并入美国国务院更名为“E外交办公室”。奥巴马政府视新媒体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新媒体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资产”[8]。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特别事务组”。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把网络空间列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同年10月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

上述美国互联网战略的理念和实践演进状况表明，美国的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已初步成形。“依托美国在信息技术和全球舆论中的优势地位，奥巴马政府正在试图控制全球信息空间的信息流动，进而塑造体现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舆论，影响他国受众，尤其是精英和青年的政治价值取向、国家认同与行为模式。这可以看成美国冷战时期‘和平演变’战略在信息时代的延续与发展。”[9] 

二、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的实现形式 

美国通过多种信息化途径和方式对华进行和平演变，其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的实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为先导强化网络控制力。美国依托其掌握的网络核心技术和顶级服务器强化网络控制力，增强网络威慑力。在信息化时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由于美国掌握了大多数信息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绝大多数网络顶级服务器，拥有一大批全球信息服务顶级提供商，具有强大的网络控制力。斯诺登所揭露的美国监控世界各国人民的“棱镜”项目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并不满足于监控，它还随时可以发动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制裁乃至网络战。美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网络战略并成立网络司令部，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网络战组织体系。美国曾发动过多起信息制裁和局部网络战行为。信息制裁和网络战可以使一国的生产和生活全部陷入瘫痪之中，即使是局部的信息制裁或网络战也会对民众的心理和意志产生巨大影响。

其二，以网络自由为核心传播特定的思想文化，提高美国和平演变渗透力。网络自由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的核心。网络自由政策是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传播美国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进行政治渗透，达到和平演变目的的核心。在推动“信息自由”的名义下，美国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穿透他国边界，从而获得无与伦比的扩张单一国家主权的能力。国务卿希拉里宣布要把“毫无控制的网络进入”作为一项最高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网络自由反映了美国提升其软实力，强化干预他国内政能力的本质。它包括两部分：一方面，美国对外提倡跨国界的自由网络进入，为突破他国网络监管而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实现所谓的以网络自由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自由、网络言论自由、网络信仰自由、链接自由，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美国力推信息技术自由，其实质是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干预他国内政。美国提供大量资金打造翻墙软件、制造便携式的隐形无线网络设备、形成支持绕过突破网络检查的系列技术等，加强技术教育力度，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突破本国的网络检查，实现美国推动他国“民主化”目的。美国通过信息技术自由，进一步鼓吹网络言论自由、网络信仰自由和链接自由，与全球各地的网络活动分子直接对话。美国希望以此为基础，对他国政府形成全球性的网络压力，干预乃至颠覆他国政府。美国奉行的是赤裸裸双重标准的“网络自由”。美国网络自由对内是有限的，美国公然违反自己主张的网络自由原则，通过多种方式制裁有损美国利益的网络自由行为。美国的网络自由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截然不同：对外是无限自由，这是基于美国的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来说，它保证了美国有无限监控乃至干预别国内政的自由;对内则是有限自由，它的边界是美国利益，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可以“自由”，否则，就是危及网络“安全”，是要被打击的，斯诺登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美化国家形象，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美国软实力。美国以网络为依托，全方位、多层次地美化美国形象，传播美国的文化思想观念，提升美国的软实力，达到逐步和平演变的目的。网络是美国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华和平演变的重要途径。“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和渗透。当前，从政府到各主管部门再到网络服务提供商，他们自始至终都按照自身的标准筛选和推出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及传播方式，将符合本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信息传播给受众者。”[10]美国高举“网络自由”旗帜，以新媒体为载体向他国民众传播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着力实践“E外交”，新媒体迅速成为传播外交政策、展示美国形象、实施网络公共外交的平台，成为美国传播其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政治制度，提升美国形象，诋毁和干预我国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新工具。如果说以前美国是以广播、影视为载体，以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为载体宣传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么在网络时代，美国则是以“品德高尚的在线软实力”影响我国民众，强化对华出口产品的文化影响力，影响我国群众的消费、休闲、交往和观念活动等日常生活，传播西方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通过微博、facebook进行网络人际交往，培植粉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对华宣传上，美国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节目，保留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政治价值观的塑造和国民心理的根本改变对美国政府而言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经年累月的信息交互影响和政治传播攻势，也要求民主输出的信息化战略长期潜伏、持续发挥作用。美国政府一贯精于此道，将信息和价值观输出与文化交流、跨国援助、青年培养、商业合作项目紧密结合、交织捆绑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政治营销。通过扶植亲美势力、争取知识精英、培养亲美情结、塑造社会好感，逐渐打开美式民主价值观传播的局面，获得各个社会阶层的默认、认同乃至于支持，进而产生全局政治效果。”[11]当前，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新媒体的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宣传攻势。

其四，抢占网络舆论高地，择机组织网络政治活动，提升美国的影响力。美国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干预我国内政，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冷战时期，美国借助“自由欧洲电台”等电子媒介“和平演变”苏东国家;而今，美国支持网络反政府活动，组织网络抗议活动影响他国内政，甚至为支持他国反政府势力而干预新媒体公司活动。2009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表示新媒体已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资产”，因为“这些新技术让独裁政府难以控制信息”[8]。借助信息化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通过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还以协助解困、维权等为幌子，利用群众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个别现象的不满，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散布网络政治谣言，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甚至号召、组织非法政治集会，妄图制造混乱。此外，它们还直接干预我国的网络政策，一再抹黑我国的互联网政策，进行政治施压，企图为扰乱我国政局打开方便之门。 

三、应对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的举措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我们应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首先，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增强向心力。西方越来越重视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渗透相裹挟的策略警醒我们，应高度重视群众的民生需求。在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民生，注重分配的公平性，逐步缩小贫富分化，推动群众日常生活的改善。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12]685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应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能力，提高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提升群众的理论自觉程度。针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频频通过网络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优越性、诋毁我国的政治制度、非难和歪曲我国宗教政策、挑拨民族关系等行为，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应综合运用网络、社会组织、人际交往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建构社会化的适应不同网民群体特点的传播体系，做到专兼结合，显隐结合，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凸显主流价值观念并使之成为网民的主流选择。应做好思潮引领工作，及时收集、分析网络中的错误思潮、错误理论并及时进行纠正，从而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把网民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

第三，积极进行网络舆论引导，提高舆论导向力。网络是民意表达和宣泄的重要渠道。网络舆论具有敏感性、复杂性等特点，是社会的“风暴眼”，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信息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应增强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应在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平台基础上，联合宣传部门建立网络宣传教育机制，推动党政网站与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移动网等媒体的互动机制，建立与海外网站、国际媒体的协作关系，提高舆论疏导工作的影响力。应加强对重要网站的舆论引导，通过引入专家、权威意见等提供带有倾向的言论，解释分析事件，评析观点，坚持以主流引导多元，充分全面地反映各阶层的声音，引导阶层间的相互尊重、体谅，建立和谐的阶层关系。应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及时的答疑解惑。

第四，加强引领和疏导网络政治参与，提升党的信息化执政能力。网络政治参与是网民以网络活动影响和推动政治过程的行为。网络政治参与从形式来看，包括网络选举、网络交流与对话、以网络形式表达政治立场、网络民意调查等。鼓动非法网络政治参与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途径。应加强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引领和疏导，压缩非法网络政治参与的空间：建立议政平台等了解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和疏通民情民意;支持和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设置网络政治话题，征集网友的意见和建议，与网友进行广泛交流，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向;建立政府、政协、人大、政党等吸收网络政治参与成果的机制，将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及时转化为提案、政策和制度，构筑虚拟与现实的联动机制，有效引领网络政治参与方向;发挥网民的监督作用，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协助专门机关处理相关事件;澄清突发和热点事件真相，压缩网络谣言空间，增信释疑，化解网络政治风险。

第五，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信息化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技术、手段和途径，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为此，一方面应积极开发信息技术，加大违法信息监管力度，有效监控敌对势力的渗透;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当前，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信息实力，企图掌握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主导权。对此，我国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协商合作，参与制定合理的网络空间规则，坚决维护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反对信息化和平演变图谋。 

参考文献： 

[1][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刘阳.积极把握网络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J].前线，2007(7).

[3]杨景厚.关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对国际关系影响的探讨[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6(5).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左晓栋.当互联网不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评荒谬的《全球在线自由法案》[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6(4).

[6]希拉里·克林顿.国际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EB/OL].http://http：//shanghai-ch.usembassy-china.org.cn/internetfreedom021511.html.

[7]InternationalStrategyforCyberspace[EB/OL].http://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strategy_cyberspace.pdf

[8]季萌.奥巴马政府的“E外交”[J].对外传播，2009(9).

[9]沈逸.应对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2).

[10]余丽.美国互联网战略对我国的严峻挑战及其对策[J].红旗文稿，2012(7).

[11]阚道远.美国民主输出的信息化战略及其应对策略[J].党政论坛，2011(7).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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