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夯实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尤其要以习近平系列讲话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本清源，消解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干扰，尤其要注意消解把“消除国有企业”与“实行宪政”结合起来套搬西方模式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误导。只有充分消解这些思想理论和舆论迷雾，才能准确地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历史定位。

一、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双重正本清源内涵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本文泛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同)为指导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前提，尤其要深刻认识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以贯之性质，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是习近平系列讲话具有双重正本清源性质的重要精神。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道路是党的生命”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以贯之不容否定的历史性质。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随后，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②]

习近平这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一以贯之性质的肯定，就西方思潮干扰异化改革开放制造的思想理论和舆论混乱这个深层时代背景而言，事实上是向理论界、舆论界提出了双重性质的正本清源任务。一是正面阐明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和举措性质的正本清源，使之深入人心并演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二是具有拨乱反正性质的正本清源，亦即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和舆论混乱性质的正本清源，使西方思潮制造的各种迷雾无处藏身。当然，如果就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方面的严峻复杂局势而言，拨乱反正性质的正本清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紧迫的性质。只有充分消解了西方思潮制造的种种思想理论和舆论混乱迷雾，才能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历史定位以及其历史前提，从而更好地为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推进，夯实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以贯之性质不能否定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③]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以贯之，是一个不能否定也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然而，西方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对改革开放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干扰的典型表现，就是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以贯之性质。其中，有两种观点因颇具代表性而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认为用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和使上亿人遭到迫害”，“正是因为有了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迎来了今日的辉煌。”[④]这种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

仅就经济建设而言，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资源配置决策过分集中等历史性制度缺陷，还出现了“大跃进”、过度公有化等探索前行中的失误，但我国仍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GNP年均增长6.1%这一“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⑤]的高速度。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⑥]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这样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⑦]因而，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视为“以失败而告终”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它否定的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地位，似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第二种观点：全盘否定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和成就。应该指出，这种观点的表述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直白，而是隐匿于这样一段话中：“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⑧]这段话具有一箭双雕的性质：把新中国60年的社会性质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把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归功于莫须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了。

如果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因为新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那么，我们今天建设的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60年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容回避也不容轻视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

事实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⑨]或者，是“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60年不断发展完善中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即奠定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新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过新民主主义社会。[⑩]

这些年来，尤其近几年，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没有完全否定60多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把新中国社会性质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把新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移花接木地归功于莫须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彻底异化了新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性质。这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所要否定的，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性质，也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西方思潮长期干扰异化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和危害

我国源自西方的诸多思潮中，对改革开放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干扰异化较为严重，并且有共同指向的思潮，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过，应该指出，三者的共同指向虽然都是诱致改革开放套搬西方模式走“邪路”，但相互比较起来，却各有侧重，各具特点，危害也不尽相同。

危害最为深层也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一切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假改革、真西化，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严重弱化，[11]并使经济深陷“外向型经济陷阱”[12]而被绑在垄断资本主义攫取全球财富的战车上面临诸多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并非仅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与“实行宪政”相结合，[13]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导入西方模式。其实，无论西方经济模式还是政治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这种不适用，不仅在于中国模式的优越以及中西方模式根本性质的不可同日而语，更在于西方模式已走到末路。这场还在往深层发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揭示的西方模式的末路性质，已成为全球性共识的典型例证，是2013年的瑞典达沃斯论坛成为“抨击资本主义的论坛”，“资本主义终结”论成为大会焦点，而一改欧美共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计已维持40年的论坛基调。[14]

言辞最为肆意也最为决绝的，莫过于民主社会主义针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而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5]就其论证依据看，这一观点至少有三个诱致性：一是歪曲性诱致。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歪曲为“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中的农村改革歪曲异化为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滑稽可笑至极。二是栽赃性诱致。如“胡锦涛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我国宪法从来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胡锦涛一直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此栽赃极为罕见!三是恐吓性诱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恐吓性结论，既抹杀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历史，又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现实，并进而由此匪夷所思地不仅得出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发展中国的结论，还得出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来挽救的结论!以如此大谎弥天诱致改革开放走“邪路”，可谓肆意决绝地偷天换日!

用心最为隐蔽也最为阴狠的，莫过于历史虚无主义想方设法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辉煌历史的全盘否定。其中，把新中国社会性质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观点，其严重危害性除上述外，还在于这一观点不是隐匿于一般的文章中，而是隐匿于配合中央领导重要讲话而由某权威报纸写作班子专门写的大作中，发于2010年3月1日该权威报纸头版。从而，很容易被误为“中央精神”!或许，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是据此认定为“准确体现中央精神”而授予“特别奖”的!而“特别奖”的实际效应是：这一指鹿为马确认反过来又成为是“中央精神”的佐证，使弄假成真显得更“真”了。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这一认定的时间与该文发表时间相隔近一年多。这个时间差，使这一假“中央精神”更具可信性而加剧了误导的严重性。而使问题进一步趋向严重的，是该权威报纸于2011年10月21日对荣获“特别奖”的报道，突出了依据是“准确体现中央精神”，从而权威性地提高了假“中央精神”弄假成真的效果以及传扬速度，加重了误导的危害性。无论当事者主观愿望如何，这个一唱一和、相互佐证地使假“中央精神”一步步变得确定无疑起来的过程，导致国内外普遍怀疑中国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必然的。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和巨大危害。

为此，我们曾于2011年发表了否定性观点，[16]但当时无法预知荣获“特别奖”以及有关报道会使问题越发严重起来。虽然该权威报纸于2012年5月9日，发表了具有纠正错误意向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但严重后果已很难自我消除。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系列讲话的有关精神是否基于这种严重性，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习近平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以贯之性质不容否定的讲话精神，目前将形成国内外普遍怀疑中国在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走“邪路”的严峻局面，存在动摇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巨大危险。还应肯定，习近平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苏联被“和平演变”教训审视目前西方思潮对改革开放干扰异化的严重复杂局面，回过头来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来领会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就会倍觉其现实意义的重大和历史意义的深远，从而倍觉理论界、舆论界的正本清源任务既迫切又艰巨。这一点，西方思潮干扰异化全面深化改革咄咄逼人的新动向，是进一步的佐证。

四、西方思潮干扰异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向和实质

西方思潮干扰异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向，主要指近年来的这样一种现象：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为由，主张“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实行宪政”。并强调，“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1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思潮有所收敛。但西方“和平演变”瓦解和肢解我国图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类收敛的暂时性和危害的长期性。因而，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

“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抠”出如此欲盖弥彰的复杂句子，由其不能直说又不能不说的假改革、真西化性质所决定的。“消除国有企业”?不就是全面私有化彻底消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吗?何谓“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不就是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吗?

所以，应该对西方思潮新动向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实行宪政”的旗帜下，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在或者已经合流。其实质，郑志学的研究可谓一针见血。他说：“‘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18]对此，《决定》的当头棒喝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19]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把这些中央精神贯彻到底，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消解乃至彻底消除弥漫于整个学界、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西方思潮干扰异化迷雾。

何谓宪政?实行什么宪政?

宪政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在历史上，宪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虽然一直打着“主权在民”的幌子，但历史一再证明其“主权在民”之“民”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非广大人民群众之民。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等等，都是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集团间的权力、利益分配均衡。所谓“宪政”，说到底，说白了，就是借助国家机器以法的形式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制度固化下来，希冀“永恒”下去。

对于宪政的本质，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讲的很清楚。他说：“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我国要实行的“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20]同理，社会主义宪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1]

另外，有一种“普世宪政”观亦需注意。这种观点如不是上述“实质”的变相说法，就是上了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当。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超阶级超现实的“普世宪政”。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其他经典理论家都有论述。马克思说：“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22]列宁说：“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地主资本家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23]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24]

用这些经典观点审视把“消除国有企业”与“实行宪政”相结合的“顶层设计”目标模式，其假以深化改革走“邪路”的实质就更加了然了。由此可以说，习近平系列讲话和《决定》，在事实上有力及时地挫败了西方思潮对全面深化改革干扰异化的一连串图谋。

五、正本清源消解西方思潮干扰全面深化改革的“三个根本”

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深刻认识西方思潮干扰异化性质和危害的同时，还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系列讲话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根本理念和根本制度(简称“三个根本”)上着力正本清源，确实做到“保持高度警觉，以免遭受新的伤害。”[25]

第一，深刻领会“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精神，在根本方向上正本清源。“打铁先需本身硬”，前进方向坚定了，源清本正了，消解西方思潮干扰异化全面深化改革方向走“邪路”就有了“金箍棒”。我们要认清以贫富两极分化、腐败严重和官民矛盾尖锐为由，提出“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的“顶层设计”目标模式的走“邪路”性质。其要害是把上述问题归咎于公有企业规模大、政府权力过大而寻租空间大。[26]实际上，这种归咎只是说了个表象，不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且违背历史事实，也不具有逻辑必然性，根本就不成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公有企业规模最大、政府权力最大而寻租空间也最大，贫富差别、腐败程度和官民矛盾应是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但事实恰恰相反。何以会犯如此常识性错误?当我们把这一常识性错误所具有的一举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客观效果，与“消除国有企业”、“实行宪政”相结合的“顶层设计”目标模式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其要旨是“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走“邪路”。即归根到底是走什么“道路”这一根本方向问题。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容易被忽悠上当。

第二，深刻领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理念上正本清源，消解西方思潮在意识形态乃至话语权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信念的侵蚀异化。以道路自信抵御西方思潮鼓噪照搬西方模式的干扰异化，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不在走哪条道路上上当，不能崇拜或迷信西方模式。以理论自信抵御西方思潮鼓噪改革开放必须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27]的干扰异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不在指导思想上上当。以制度自信抵御西方思潮鼓噪“实行宪政”的干扰异化，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上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光辉前景，深刻认识西方宪政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以及其末路性质，不上“实行宪政”论的当。

第三，深刻领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的精神，全面坚持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夯实消解西方思潮干扰异化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决定》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落实这一精神，首先要做到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公有经济的活力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其次，要注意协调好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公主私辅”关系。公有经济为主体是底线，公主私辅关系不能颠倒。西方思潮所以强调“消除国有企业”，就是因为“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28]只要国有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在，“实行宪政”走“邪路”就不可能。这就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加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保障非公经济辅佐公有经济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就可以在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防止西方思潮将我们引向“邪路”。

只要国有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在，“实行宪政”走“邪路”就不可能。这就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加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保障非公经济辅佐公有经济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就可以在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防止西方思潮将我们引向“邪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程恩富等主编：《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5]程言君：《深化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基础》，载《海派经济学》2012年第3期。

【abstract 】 firmly holding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must adhere to marxism as a guide to consolidate thought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especially with xi series of speech and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big, 18 radically, dispelling the new liber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nihilism and other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interference of alienation,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eliminate the "elimin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nstitutional" combined set of moving the western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of misleading.

【 key words 】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China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 consistent authentic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 of China

[①]本文是《深化改革需警惕三种西方思潮》的完善稿。原作于2013年11月荣获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9日“专家观点集萃”摘发了核心观点。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③]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④]吴敬琏：《中国经济60年》，载《财经》2009年第20期。

[⑤]《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59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67页。

[⑦]转引自《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43页。

[⑧]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载《人民日报》2010年3月1日。

[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⑩]杨圣明、李存煜、程言君：《决定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第二次战略抉择》，载《管理学刊》2011年第4期。

[11]2009年,全国公有企业总产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0.07%，公有企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2.62%。引自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7页。

[12]“外向型经济陷阱”是本文对曹雷、程恩富揭示的“‘中美国’之间的经济循环”模式的概括，指我国“以部分损害劳动、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为美国等国家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陷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设定的攫取全球财富的陷阱，深受外资剥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参见曹雷、程恩富：《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

[13]参见马国川:《吴敬琏：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载《投资时报》2013年11月13日。

[14]参见卫建林：《危机后还是后危机》，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6期。

[15]本段所引均源于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6]见杨圣明、李存煜、程言君：《决定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第二次战略抉择》，载《管理学刊》2011年第4期。

[17]吴敬琏：《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载《上海证券报》2013年4月11日；《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载《财经》2012年第22期。

[18]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载《党建》2013年第6期。

[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733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2、463页。

[23]转引自汪亭友：《认清宪政及宪政民主问题的实质》，载《中华魂》2012年第21期。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25]廖言：《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走向破灭》，载《光明日报》2009年6月9日。

[26]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载中国经济新闻网2013-08-07。

[27]吴敬琏：我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所谓“西方的理论”，即新自由主义。对此，夏小林有系统研究(详见夏小林：《“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上下)》，载《管理学刊》2012年第2、3期)。

[28]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载《中国经济新闻网》2013-08-07。

【本文原载于《马研》2014年第4期，原标题：正本清源：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①]——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消除西方错误思潮的干扰。作者简介：1、程言君(1953-)，徐州市委党校教授(江苏徐州 221008)；2、徐敏(1973-)，徐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副教授(江苏徐州 221008)；3、程昊(1987-)，兰州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