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流泪了，然而网上的不少公知和舆论认为孙杨是受国家压迫才流泪。这种观点极其老调重弹，在体育领域内寻找话题，片面解读举国体制。网上流传的不少文章认为成为只属于自己的运动家比成为国家的英雄上更好更有价值，还把后者贬低得一无是处。同时，通过故意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强盗逻辑，把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对国家荣誉的责任心轻易归划到运动家风范之下。实际上这更像是一门心思贬低中国的做法。其实，国家层面的运动、运动员和体育英雄，就算是想象的共同体，也有其无可取代且重要的意义。

第一，片面攻击体育“举国体制”是有其言外之意的目的，因为并不符合事实。

公知们的舆论不断强调孙杨没拿到金牌哭了，而孙杨哭了就意味着他们不堪重负，就意味着肯定是体制有问题，进而说“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的“毒瘤”，通过全面否定体育的举国体制，进而达到以偏概全否定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的目的，公知们长期以来就是这么个逻辑。事实上，“举国体制”一词在中国经常被讨论，但它却绝非中国“专利”，中国的体育制度设计恰恰是在参考了前苏联和德国的制度上形成的。作为众人心目中务必自由发达和完美的西方国家德国，在运动员培养上也拥有这样一套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由联邦国防军和联邦警察出资招募并培养运动员的传统，已延续近半个世纪，仍风头不减。本届里约奥运会由424名正式运动员组成的德国代表队中，就有近200人是由德国军方和警方培养的。联邦国防军的奥运主题海报非常直白的说“我们为捍卫自由而战，也为了奖牌而奋战。”为什么在高度崇尚“个人自由”的德国，需要由“国家机器”来培养近半奥运选手？为什么中国的公知学艺不精，自甘愚蠢，没有好好思考一下？举国体制不是十全十美，但纯市场化个体化的体育运作模式也不完美，甚至包藏祸心。

第二，非黑即白的思维，加上不懂社会科学方法论，再加上没有外文文献阅读能力是反智思潮逐渐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

具体表现就是很多公知们分不清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异同。因果关系是必然关系，但相关关系通常不是必然关系。相关性和因果性是社会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社会学硕士的第一堂课就会告诉学生，经验研究（甚至只用到常规统计学的量化研究）确认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所有用经验研究（包括统计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证明的都是相关性。而证明因果关系的门槛远远高于证明相关性的门槛，在实证研究里非常难做到。所以社会科学中的经验研究很多时候只能建立相关性，这是因为要建立因果性，需要很复杂的方法，而不能信口雌黄。说明两者之间的correlation是比较严谨的一种研究方式，真相会如同剥洋葱那样慢慢呈现，也就是说，如果你光是论证两个变量有关联，没人会说你不对，可是具体因果关系就需要更加严谨的研究手段了，所以诸如“因为举国体制，所以孙杨压力大”、“如果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就要为教练的仕途而战”、“因为过敏喜欢爱国主义壮举，所以孙杨和易思玲痛哭流涕”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这些武断的推断近似于造谣的标准，如果不是数学能力太差，就是心地太坏。

Rubin's causal framework 对“因果性”有定义，即 "no causation without manipulation"。可口可乐的销量和泳池中溺死的人数从数据上看呈现正相关关系。每年销量高的时候死者数量也多。可是从情理角度来看，不论谁是因、谁是果，都解释不通。喝了可乐就会溺死，还是溺死者增多会促进销量？但其中的关系很简单。夏天天气热，大家爱喝可乐。夏天天气热，大家都去游泳，溺死者也增加。天气热才是这两个事件的起因。这是具有强烈相关性但是不具有因果性的著名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数据有时很具有欺骗性，但是没有揭示事件的本质。相反的例子也有。有的事情我们认为应该具有强烈因果关系，但是却不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犯罪率和警力应该有关系，可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是因为警力增强，犯罪下降，还是犯罪增多，警力不得不增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巧妙的方法。简单的比如说最小二乘法，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变化，力图寻找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过去对于这部分内容关注不足，但是近 20 年来随着经济学中 design-based research，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的兴起，在这方面与某些自然科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除了少数“冥顽不化”的奇特领域，这套框架正在成为当前的主流。公知们应该看看自己在因果性和相关性上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

第三，对孙杨等运动员流泪的恶意曲解，暴露了公知人性缺失和阴暗的一面。

但是拿孙杨做例子特别不合适，因为孙杨爱哭，他拿了金牌也哭，杜丽就不哭。但是反正公知们“点”都不在孙杨，只不过拿他当批判体制的工具，不讲人性地喷体制不讲人性。这帮喷子绕这么一大圈，写好几千字最后才点题，也是够用心的。老是怀着阴暗的心，揣度所有的事，做全面的有罪推论。公知们主要还不是想说举国体制导致运动员背负压力。关于科学论证的方法，已经在第二部分说明。运动员哭真的是为了这个吗？这就跟公知们一看到自杀的，就说是被体制逼的一样。运动员训练好几年，谁不想发挥最好成绩，为自己的运动生涯增光添彩，获得荣誉？即便有为国家增光的压力，那很可能也是运动员本人愿意，这是责任担当也是荣誉，自私自利的公知永远体会不了这泪水的复杂。竞技运动本来就是挥洒汗水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长期喜欢足球，以前足球比赛输了也会伤心，很正常，这恰恰证明我爱这项运动，恰恰证明我活的有血有肉，这帮公知阴阳怪气，难不成他们都是冷血的僵尸？

第四，瓦解体育英雄，将“体育民族主义”作为脏水泼给中国是既不懂民族主义也不懂英雄建构的表现。

公知们大肆解构甚至抹黑体育英雄的存在，将“民族主义”作为脏水，在中国体育和中国体制上扣帽子。事实上，“体育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更不是中国的“原罪”。经历多年的积淀，民族主义早已跨越了政治运动的藩篱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在国际、国内的各种集体场合, 如庆典、体育竞赛、教育、文化、表演、娱乐等等, 都可以体验到民族主义情绪。作为现代社会中人类基本活动的内容与样式，体育尤其是国际体育竞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民族主义研究学者 Antony Smith则旗帜鲜明地把体育竞争看作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广域范式”, 他坚持认为“共有神话、 历史记忆和大众公共文化对民族意识来说至关重要”。

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动员来建构共同意义的过程，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其根本性和包容性最为明显。而且，民族主义原发地恰恰是西欧，非洲乃至东亚是后发性地区。再者，英雄的起源来自于神话传说，英雄往往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因此受到膜拜。在竞技体育中，一些运动员在赛场上由于优秀的表现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成为运动场上的英雄，这种情感朴素而自然，并非全部来自于国家的强迫塑造，体育总是被赋予一些特殊的道德品质，被人们认为具有激发人类自然冲动的能力，使人们有崇拜英雄的冲动。

美国就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国家，无论是美国电影还是美国总统竞选，甚至美国的商业运作中都表现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这样的现象在体育领域更是显著。事实上，体育英雄诞生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随着搞体育在文化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体育英雄事迹更加多元的扩散和传播。体育是生动的，而且其生动性往往少不了生动的图像和令人折服的英雄事迹，从这个意义上，体育英雄的存在，帮助我们定义生活，建构历史，也提高了社会意识。

英雄不是完美的，但也绝不是“政府处心积虑制造的”。体育英雄本身也是有其时代性特点的，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越老越迅速和彻底，对体育英雄本身的认识和色彩都在随着时代而变化。公知们处心积虑论证“政府塑造英雄，因此给民众洗脑”的逻辑既荒谬又可笑。这种陈旧谣言的虚弱，可以从这次网友的反应中看出来：大家基本都是在安慰孙杨，支持他，说拿到奖牌就是很不容易的了，就连网易和腾讯都改了口风，说每个奖牌都值得尊重，可是很大部分公知的逻辑还是这样的——如果拿了金牌，就要说唯金牌论，金牌有啥用，还有人民在吃草；如果没拿到金牌，他们又会说，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实际上，公众早就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着对体育英雄的多元认知和理解。

观众们都已经看出，本届奥运会似乎处处较劲08年的北京奥运会，非要以巴西的“包容”反衬中国的“控制”，其心理非常有意思。新浪也在微博上造谣，前两天说里约开幕式花费是北京的二十分之一，立刻就被共青团中央的微博狠狠打脸。新浪的原话是：

“特评开幕式--金钱不等于伟大：开幕式不是炫富表演，里约用一种素面朝天的姿态，打造了一场简约而不简单的盛宴！预算5590万美元，是北京奥运会的二十分之一，是伦敦奥运的十二分之一。在千疮百孔中，里约办了一场伟大的开幕式，它可能没那么光彩夺目，但它丰富的内涵和气质，更为动容！”

共青团中央的回复是：

“北京奥运会四个开闭幕式花费了8.31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是1.24亿美元，如果只计算第一个开幕式花费了6300万美元，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花费了2700万英镑，四个开闭幕式按照当时汇率折合美元是1.308亿。这次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花费媒体报道是5590万美元”。

网友们纷纷表示，新浪的数学老师已经哭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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