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论是对于新闻工作职责、使命的48字精辟概括，还是对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政治家办报的精粹论述，既继承党的新闻工作光荣传统，继承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光辉论述，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新的形势下我国新闻事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以及究竟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等等这些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既继承传统，又传达新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切领会，真正贯彻落实到新闻实际工作中去。

一

我国社会上的一切媒体都秉承内容为王的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是媒体内容真正成为王者的第一要务。任何媒体都离不开导向。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这里首先要从媒体的阶级属性讲起。

凡媒体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任何一家媒体都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政党，并为其服务，成为其代言人，其喉舌。恩格斯说过：“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毛泽东也说过：“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尖锐对立，以维护其统治，声称其新闻事业不代表任何党派，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新闻报道奉行的是客观、公正、自由和平等的准则，他们完全否认新闻工作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它们总是声称：“我是独立媒体”，“我不为任何阶级、政党服务，我只发布信息，有什么报什么”，“我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完全是心口不一的谎话。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体的创办和启动、运转需要巨额资金，只有大资本家和垄断集团才出得起。2007年，美国传媒大亨为了收购道琼斯公司，一次就付出了50亿美元。一般民众或一般资本家能够付得出这么大一笔钱吗？为了把媒体掌控在自己手里，利用媒体，发表意见，传递信息，或者说为了把握其舆论导向，实现其自身利益，垄断集团和广告公司大老板就必定要利用广告——这一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血液和生命线，牢牢地加以控制。没有广告收入，媒体就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媒体如果不听话，就以撤销广告相威逼，媒体只能乖乖地俯首就范。这就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或者是CNN、美国广播公司这些大牌媒体们只能为掌握美国90%财富占人口1%的垄断集团和大资本家说话、服务，而绝不能为占美国1%财富占人口90%的社会大众说话、服务的真正缘由所在。他们敢于对垄断集团说半个不字吗？敢于对美国的现行制度说半个不字吗？借他们一百个胆，他们也不敢。在美国，真正拥有创办和经营新闻媒体实力的非垄断集团和大资本家莫属，谁有钱谁就有自由，谁钱愈多就享有的自由愈多。这是一条谁也难以违抗的铁则。新闻出版自由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还有一种说法：西方媒体都是以批评和负面报道为主的，他们敢于批评政府，批评当权者，负面报道占版面的主要位置。事实果真如此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选择负面报道时，有自己的严格的选择标准。例如在报道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负面报道几乎占了压倒多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90%都是负面的。他们就是要告诉他们的受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久而久之，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国现实”。法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几乎90%以上都是负面的。而在报道其本国新闻时，绝对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比例大约是70%左右。这是有人经过多次认真调查统计过的。什么该正面报道，什么该负面报道，西方媒体对于它们的受众、读者的洗脑动因是十分清楚的，其洗脑效益也是非常高的。不只是在负面报道的处理时是如此，多年来，我们还目睹西方媒体在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时也如此。他们秉承其主子的旨意，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不遗余力地输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他们攻击别国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并且在一些国家精心策划和导演一系列的“颜色革命”“街头政治”，肆无忌惮地粗暴干涉别国内政。遇到某个国家在选举政府领导人、议会议员时，西方的新闻报道表现得十分明显、露骨。如果是西方支持的反对派赢得大选，他们就称选举公正，选举结果毋庸置疑;如果是他们不满意的政党侯选人赢得大选，它们就指责选举不公，选举舞弊，就花钱雇人上街示威游行，大搞“街头政治”。他们的双重标准是公然地在阳光下进行的。他们是连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是弃之不顾的。这几年，无论在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这类由美国等国家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所施展的惯用伎俩，我们真是看得多了。

二

被一些人赞赏不已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着新闻自由的条款，但是这个国家真的有那么多新闻自由吗？我们看到的是，在发生战争时，有的记者只要稍微发一点“独家”新闻，同当局的看法有一点出入，马上就会受到当局的“整肃”。伊拉克战争时，美国之音台长以及著名记者阿内特的被撤职、开除，就是这些持不同意见记者的下场。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如果你按照官方的“喂食”去撰写报道，你就平安无事，可以确保参加这种记者会的位置无虞，如果你桀骜不驯，敢于提出让当局难堪的问题来，那么你在白宫记者会上的位置就岌岌难保了。这就是白宫记者会当局对舆论导向的把握。或者说，这也是他们的一条行规：听话的，给你喂食，不听话的，滚蛋。最近，这一行规的当下执行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的一席话为这个行规的实施作了最新鲜的见证。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罗兹无比轻蔑地说：“他们(指参加白宫记者会的记者)要求我们向他们解释莫斯科和开罗在发生什么事情，大部分新闻公司都是从华盛顿报道世界大事……这些记者真的一无所知。”原来，早在去年春天起，在罗兹的精心策划下，一群专家就伊核协议问题以身说法，向各大媒体多方灌输，成为这些媒体的信息源。这就是说，各大媒体的记者足不出华盛顿就已从白宫记者会上获得了所有这方面的信息。这好比是白宫就此编了一个剧本，而罗兹即为剧本的编剧。罗兹很清楚他手中的“料”有足够的诱惑，能够使那些“一无所知”的记者服服帖帖地跟着他走。为了能接触或采访政府高层官员，记者们深知自己该问什么说什么，不该问什么说什么。由于各大媒体都在各垄断财团手里，当大资本家们举起指挥棒时，白宫都得唯命是从，何况你各路记者？前些时，“占领华尔街”的“民主之春”群众运动掀起时，各大媒体几乎是齐刷刷地充耳罔闻，就当没看见一样，这就充分表明所谓的“独立媒体”是什么玩意儿了。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对各路记者看得尤其紧，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美国把各国记者请到一条美国军舰上，美食和惬意的卧室招待，天天用美国自己的信息、战报发布，向记者们“喂食”，记者们“固守”在美国军舰的铁牢笼里，除了按照美国当局钦定的信息、战报向自己服役的媒体发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为呢？这种美式导向灌输，早已载入世界新闻史的史册之中了。可见，说什么“美国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我只是发布信息，有什么就报什么”，纯粹是一个伪命题，罗兹一流人的“直白”，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充分地作出了对该命题的证伪。这正如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新闻出版自由时深刻指出的那样：“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列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无论在列宁生前，还是身后隔了多少年，在大洋彼岸，新闻舆论领域发生的一切，不是完全按照列宁的批判在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地运行着吗？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益关系而不同。”事实的发展和演变不正是如此吗？习近平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种权力，无冕之王，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公然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骂主流为乐，反主流成瘾，怪话连篇。”而事实上是“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新闻自由”，又一次无情地、彻底地剥去了伪善者的画皮。这一重要论断，让人进一步看清了西方散布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

三

对于社会主义媒体来说，舆论导向把握得怎样，决定媒体的质量。衡量一家媒体的质量优劣，当然有诸多因素，诸如印刷、出版、发行、经营，等等。但舆论导向把握得如何，是决定媒体质量的中心环节。从总编辑到每一个编辑、记者，他们所关切的悠悠万事，唯导向为大。什么叫导向，望文思义，就是既导又向。导指的是引导、开导，说宽一点，也可说是指导、疏导、先导、前导，因势利导，谆谆诱导，等等。这个“导”字上面可以做出许多文章。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朝向，可以朝向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方面，也可以朝向负面的、消极的、病态的方面，就看你往哪里导。导向正面积极，那你就正确，导向负面消极，那你就错误。这一点，可谓万试万应，一丝不爽。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舆论导向的方方面面讲得十分全面。他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任何新闻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立场、观点、态度。”他除了讲到政治、经济等诸多导向外，特意强调了娱乐新闻、社会新闻也要讲导向。他深刻指出：娱乐、社会新闻可以放宽，这不对，不全面。一些媒体充斥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勾心斗角、炫耀财富、移情别恋、杀人越货等，充斥大款、老板、名人、明星等八卦新闻，就没有引导作用。这两段话真是说得非常透彻，非常解渴。一般说，在导向问题上，人们往往比较注重政治等重要领域的导向，这自然是对的。但对社会、娱乐等方面的导向却往往容易视同“小儿科”，置于可顾及可不顾及之列。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偏偏强调要像注重政治导向那样，对社会、娱乐等导向给予同样的注意。这是发人深省的。当今社会，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已成为一种痼疾，久治不愈。马克思当年曾经异常辛辣、尖锐地评论伦敦《每日电讯报》：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赃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报》里……把伦敦的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可以就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版面，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还可以将一件诉讼案的肮脏细节写得使法官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令人至为遗憾的是这样一些肮脏不堪的文字竟也充斥我们当下有些媒体的版面。习近平同志对社会、娱乐新闻的严厉批评同经典著作大师们的批评具有同样的针对性。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批评是指向资产阶级办的报纸，而习近平同志的批评是指向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传媒，这就说明我们有些传媒已经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和价值观影响很深了，而这种情况也正是西方最乐意看到的。人们不会忘记，美国中央情报局60多年前针对中国制订的10条诫令明白无误地指出，“要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青年”，“要用娱乐、享乐、享受来诱导中国青年”，“鼓励他们藐视并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要使他们进行性滥交，不以为耻”，要从根本上毁掉他们“刻苦耐劳”的价值观，等等。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多么恶毒、无耻!他们是早有图谋的。我们有一些媒体和媒体人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助手和帮凶，这是尤其不能让人容忍的，足以引起人们的加倍警醒。

四

习近平同志的的讲话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同行们来说，不啻如雷贯耳，如醍醐灌顶。但也激起了另外一些人的莫大仇恨和猖狂攻击。当然，这也并不奇怪。任志强前些时在网上直接把矛头指向习近平“党报姓党”的重要讲话，胡说什么“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这个(姓)不能随便改”。任志强身为党员，竟然如此恶毒地挑拨党中央和人民的关系，煽动党和人民的对立。他自封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人。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一直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他作为地产商，曾扬言宁可给富人盖厕所，也不为穷人盖房子。他伙同别人，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他鼓吹宪政民主、土地私有化、军队国家化，吹嘘美国梦是自己可以决定命运的梦，而中国梦是不属于自己的梦。他早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了。

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它总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这是它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它的宗旨所在，也是这个党的鲜明的党性原则所在。我们通常讲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统一和一致，也讲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和一致，其理咸缘于此。我们历来认为，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坚持党的主张就是坚持人民的主张。我们党进行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年有人曾胡说什么人民性高于党性，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党犯错误要由人民来纠正，把党性和人民性以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严重对立起来，曾经受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严厉批评，也受到新闻界内外的众多谴责。今天任志强把党和人民利益严重对立起来的谰言，完全是拾别人的牙慧，全无什么新货色。他如此狂妄和无耻，至今却还挂着中共党员的招牌，堪称党的耻辱，也使全体党员蒙羞。

任志强的错误观点是十分孤立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不会认同他的谬误。当然，任志强也有他的拥趸。最近有一个去了职的记者，跟在任志强屁股后面，就党报姓党的问题，嚷嚷他不会“随这个姓”。这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人物。去年他就离开南方都市报了，现在竟还想出一出这个与党划清界限的风头，恰恰暴露这个人物的猥琐和无知。当然，这样的人物不会有几多，而且他们在正确理论的引导和感召下，有人渐渐从迷误中醒悟过来，站到正确观点这一边来。他们中间的分化是必然的，因此，任志强的孤立也是必然的。

任志强之流攻击“党报姓党”，最根本的是由于他极端仇恨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发出党的声音，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唱响正气歌。他哪能容忍了这一点？但党管媒体，党管导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传统。党报姓党，只能姓党，必须姓党，历来如此。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谁人也改变不了。

五

内容为王，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导向为王。作为王者，它的驰骋空间，无比广阔巨大。习近平同志讲话中十分注意要坚持改进创新，提高舆论引导工作能力和水平。他在批评媒体不能搞千报一面、重复雷同的现象时，强调指出媒体要善于设置议题。我的体会是总书记强调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时要敢于打主动仗，敢于主动出击。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习近平同志说：要“让该热的热，该冷的冷，该说的说到位，议题设置要成为引导舆论的议题，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议题设置，本来是传播学上的一个名词。社会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常用议题设置的招法，在舆论场上煽阴风，点邪火，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我们党和政府干仗。近年来，这种事并不鲜见。某些人运用此种手段，已经到了十分娴熟的程度。其中较著名的是去年哈尔滨火车站那场闹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律师煽动部分群众举起长幅标语起哄寻衅，同党和政府对立。一段时间内，确实蒙蔽了一些群众的良知，毒化了社会舆论。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地方抓住此类闹事，不失时机地顺势而为，应势而导，化解了群众的不满情绪，使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使舆论场逐步恢复正常。大家都记得当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亲自到事发现场，实事求是地作出适当处理，平息了事态，民心恢复平静，使某些别有用心分子无以得逞。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中可以看出，在议题设置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当发生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时，我们不能老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打不完的被动仗，而且往往被别人占了先机，自己又往往是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遭人暗算，到头吃了哑巴亏。为什么老是慢半拍？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干部和相关部门，老是遇事就心里发慌发毛。慌什么，怕什么，无非是突发事件一发生，往往暴露出自己以往工作中某些短板和短处。他们首先不是考虑突发事件带来什么不利社会影响和后果，而是首先忙着护自己的短。该说的话不说，该作自我批评的不作，该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该说明情况的不说明，哑口无言，默不发声。其实越是怕露短，短就往往越露越大，越露越显，越来越被动，终究还是护不住短，形成更为被动尴尬的局面。他们丧失了处置事件的黄金时间，真可谓得不偿失。这种栽跟斗的教训，各地几乎都有过。但是一件事情刚摆平，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又怕露短，心又发毛，又是缄口不言，鸦雀无声。这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老是摆脱不了被动局面。可见，从失败中学习，从教训中学习，是很艰难的事。但是不管有多难，这一关，必须过得去。为了摆脱被动，要真正做到像习近平同志讲的那样，我们要善于在舆论场上打主动仗，善于、敢于主动设置议题，甚至未雨绸缪，把准备工作做在前头。当着某一突发事件发生时，就设置必要议题，主动积极引导，主动化解矛盾，化解怨气。我们不仅是用传统媒体发布新闻，更要善于借力互联网发布新闻。要了解并针对民情民意，诠释并解读相关政策，凝聚人心。当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力争做到全时性、即时性、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零时差、零距离发布新闻，引导社会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要力争在舆论引导中取得‘首发效应’，即第一印象，先入为主，确保首先定调。”只要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提高、提速信息公开度，就能争取最佳传播效果。总之，由党报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主动设置议题，旨在于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在导向问题上就是不能搞两个不同标准和两个唱对台戏的舆论场。

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党管媒体上的新经验或者说新业态，就是不仅是管住党报等传统媒体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媒体，而且要贯彻到互联网媒体领域，以至于微信、微博、客户端……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导向的把握要求达到一切领域，一切阵地，一切人员之中。切实做到新媒体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在哪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

把握舆论导向问题还有许多话可说，这里再略略说一点舆论导向的可信度问题。前些时读《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其中专门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舆论引导必须实事求是，拿捏好分寸。我们的成绩和不足都摆在那里，适当的正面宣传对引导预期，提振信心是必要的，但是对成绩不能说得过头，对问题不能视而不见，甚至文过饰非，否则会损失信心。”这段话说得很中肯。应该承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有的是一讲成绩，就天花乱坠、口沫四溅，唯恐别人不知道;一讲问题，则一笔带过，不痛不痒。“开局”那篇文章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令人信服。文章提到拿捏分寸和信心问题，也说得很实在。吹得过分，读者会觉得你是在说假话，粉饰太平，失去对媒体的信任;对问题一笔带过，读者会认为你是打肿脸充胖子，同样对传媒失去信任。对传媒，尤其是主流媒体失去信任，往往联系到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高度警醒和关注。

总之，党报姓党，党管导向这样一个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至为重要的大事。我们可万万不能疏忽、懈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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