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9月1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通报称，8月26日发生的“杨改兰特大故意杀人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关方面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康乐县政府副县长马永忠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景古镇党委书记白仲明、镇长吕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景古镇副镇长陈广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行政撤职：给予阿姑山村支书李进军及村主任魏公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或建议罢免各自职务。

杨改兰案发生二十天后，该案的侦查破案、善后处理及责任追究终于尘埃落定，当地党委政府可以松口气了。

杨改兰惨案发生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聚焦，各种解析、评论不绝于耳，有刑事犯罪说，有家庭矛盾说，有贫富分化说，有社会问题说等等，这其中尤以《盛世中的蝼蚁》一文广为传播，影响最大。我在网上搜阅过该文，也关注了各方对该文评论，《盛世中的蝼蚁》作者将杨改兰杀子自杀惨案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问题”，引发了左右两派对该文的不满，充分反映出当今多元化的中国在市场经济背后的阶级分化和道路之争。

惨案已经结案了，笔者在此不忍再重复这起人间惨剧的过程，也不想参与到对《盛世中的蝼蚁》一文的争议，我只想问三个问题：案发前当地的基层党组织和乡村两级干部在干什么?惨案的发生难道仅仅只是被处分的6名干部的责任吗?习总书记近年来就基层党组织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什么到基层难以贯彻落实?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三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神圣职责和唯一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都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关心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党的建设制胜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背离了“群众路线”党就失去了执政根基。党的十八大布署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大举措，意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而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的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可以说，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古人讲，‘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稳，达民之情’。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思想情绪得以理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导，社会和谐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习近平《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夯实社会和谐之基》2006年11月)

杨改兰惨案无论是因贫困引起，还是因家庭矛盾所致，如果当地农村基层党组织或乡村干部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照毛主席教导和习总书记指示去做，真心诚意地关心帮助杨改兰一家的生产生活，用党的温暖、集体的力量去排忧解难，生活贫困能够改变、家庭矛盾可以化解、人间惨案必然避免。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杨改兰惨案已然发生，为什么?因为在党内外走资西化精英的鼓噪主导下，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了，农民各顾各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群众的支撑，党员干部成了个人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战斗堡垒不攻自破，象杨改兰家这样的以老少为主缺少劳力的农业单干家庭不贫穷都是不可能的。虽然党中央作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布署，但基层党建工作的异化和基层组织的软弱涣散决定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难以在农村基层生根开花。

那么，是什么造成基层党建工作的异化呢?我们可以通过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7月29日在给来自全国各地参加集训的党校骨干的授课中找到答案。

王长江授课的题目是《怎么样讲好党建课——党建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分析》，授课的目的是向500多名全国党校系统的骨干教师们传授如何在“当前形势下讲好党建课，怎么讲，从哪个角度讲”的经验和体会。因此，王长江的这次授课影响非常广泛，直接关系到全国地方党建工作的方向。

什么是“党建”?党建即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党的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则，以推翻人剥削人的腐朽私有制为已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但是，王长江作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他讲授的党建核心理念是什么呢?综合其授课内容和过去言论不难发现，王长江的党建核心理念重点是两条：一是全民执政党思维，二是党也有自身利益。所谓“全民执政党思维”就是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告别革命，阶级调和，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谓“党也有自身利益”就是放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身利益与民争利，维护执政地位成了第一要务。这些理念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所以，在王长江之流眼里，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中看不中用”，雷锋日记只能是写给别人看的，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以利益驱动为重要调节手段的市场经济而转变，最终变成强调自身利益、代表所有阶层、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区别的“执政党”。

按照王长江之流的逻辑，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其中心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巩固革命政权，而是为维护执政地位而强化社会治理，党员干部由服务型公仆变身管理型官员，其执政理念不再是群众路线，而是精英治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依靠、信赖、关心、服务的对象既不是被雇佣的普通劳动者，也不是自劳自得的自耕农或小商贩，而是通过雇佣剥削创造市场价值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才是“先进生产力”，才是市场精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全国及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中工农席位逐步被富豪所取代，普通工农群众重新沦为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弱势群体。当执政党也有自身利益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为人民服务时不必“全心全意”，做群众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形象，甚至在关键时刻转嫁负担与民争利。用强力“维稳”维护执政地位，用儒家文化掩盖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用没有阶级属性的法制社会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固化阶层差距、保护权贵既得利益和压制底层的维权反抗。在杨改兰惨案中，杨改兰因无法摆脱家庭矛盾和生活贫困而又得不到基层党组织的温暖和帮扶，得不到乡邻宗亲的理解和援手，在绝望后采用灭绝人性的极端方式将子女视为个人财物而毁灭，以死来同社会不公和悲惨命运抗争。如果杨改兰自杀未遂被抢救过来，那么她将面临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在法治国家杨改兰的抗争只能是死路一条。

王长江之流反复强调党的自身利益和全民执政党思维，在社会主义中国产生的破坏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从根本上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改变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其次，它动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破坏了党同劳动人民的鱼水关系，混淆了依靠谁、服务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阶级关系，搞乱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共享的辨证关系，造成党群离心、社会不稳。第三，它败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把为无产阶级执政演变成为所谓全民执政，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转化成谋利的工具，直接导致了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第四，它表面上是在为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执政找理论支撑，实质上是在配合西方反共和演势力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墙，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挖坑，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邪路。在王长江之流的理论创新下，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四项基本原则被搁置，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抛弃，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割断。经济上的私有化、思想上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自由化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边缘化，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全盘西化之风很有市场，乃至于欲重新维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制都会遭到党内外西化精英的反对，党的建设能不乱套或异化吗?

有王长江之流占据中央党校这块理论阵地，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传授歪理邪说，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还会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习总书记的各项重要指示精神还能贯彻落实吗?当党的基层党建工作被引上了邪路，出现杨改兰惨案也就毫不奇怪了。

目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杨改兰惨案已迅速得到处置和追责，而引发舆论轰动的王长江授课事件已经曝光近五十天，期间民间谴责和批判的文章众多，但至今未见王长江受到明确处理。一起时间、地点、对象、内容、影响十分清楚的公众事件被冷待，绝不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在王长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党内异化的利益集团，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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