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有利的，就一定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吗?显然当今社会，生产活动决定于资本与企业家，它们决定投资与经济发展，提供就业与税收，所以凡是有利于资本的，自然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反之对资本不利的，对社会与国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投资的萎缩，经济增长的下滑，失业率上升，税收下降，所以对资本与企业家加以恫吓或者折磨，或者增加税收，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这被认为是一个中立的没有价值取向的经济规律。但是，事实上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就一定有利于资本和企业家，难道不是吗?

到底是资本主义使民主陷入困境?还是民主使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停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前者认为那种所谓对资本有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事实并不是如此。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然会带动社会共同富裕也是不真实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常常以牺牲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经济自由并不能使社会走向自由与繁荣，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而是走向受资本统治的奴役之路。后者则认为正是民主导致高工资，高福利与高税收，由此压制了资本的积累，破坏了产权制度，使得资本投资无利可图，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因为显然如果没有投资，自然就没有发展。民主不仅使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停滞，而且也使民主自身难以为继，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支撑越来越高的工资，越来越高的福利，越来越高的税收呢?所以，事实上民主并不能使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而是使社会走向一条共同贫穷与受集权统治的奴役之路。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表面上，民粹主义表现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本质上依然是劳资矛盾的一种反映，国家政策取向应该以资本利益为中心，还是应该以社会利益为中心?如果说自由主义主要是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的一种政策取向，那么显然民粹主义要求政策取向回归以社会和劳工利益为中心。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私有化和自由化，让各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解除管治，让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货膨胀这一个问题即可。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响了警报。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23亿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过去的4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顶级富豪其资产超过了全部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4] 发达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国人口总收入增长了约15%，而1%最富人群的总收入则增长了150%。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同样，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的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项目”，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经历了二战后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的双重压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的一次强力反扑，是其阶级统治权力的恢复。

少数私有者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一直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依然在起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因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的出现而派生出了一些新的现象，但不仅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反而由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没有改变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出了一本名为《新自由主义离奇之不死》的小册子，他给出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财富向最富阶层的集中，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业Giant Corporation，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的崛起。这一批富可敌国而且政治影响力超强的巨型企业，主导了整个公共生活，所以它们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新自由主义不仅只是实现了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重建，而且通过巨型企业反过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一新型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改变，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另外，“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金融活动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新时代的鸦片战争。19世纪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等地到处冲破壁垒，强行打开市场，却反过来阻止殖民地的农产品进入它们的本国市场，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手段推进他们的不平等贸易，这些做法，在今天就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财政手段来实现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凯恩斯主义影响被逐步清理一空，转变成为了传播和执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中心。其标准的行为方式就是通过调整债务偿还期限，强行要求债务国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减福利开支、国有企业私有化、更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法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调整”。人类历史千百年来，从来都是债权人自行承担因投资决策错误而导致的损失，而自从新自由主义正统确立之后，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债务人迫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压力，不得不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无论这些额外的开支将给债务国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的影响，即使要求将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也只能照办。在西方国家的国内，情况也是一样。1960年代美国人的口头语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1990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显而易见，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让当今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再次突显，并且重新定义了阶级概念。“大资本家集团”、“老板阶级”、“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国际”、“财阀”、“金融寡头”、“1%”、“私权力集团”…，人们越来越感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资本统治世界的时代。在2007年的一项量化研究中，研究者辨认出一个中心集团，其中包括了737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研究者认定，“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此外，研究者还发现，排名前50名的企业中，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另外，美英法三国体现出强劲的统治力，50家企业中有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新兴国家的企业基本没有。若将这个集团进一步缩小，人们还可以辨认出一个只包括147家企业的更核心的群体，这个被称之为“超级个体”、“资本国际”的小群体控制着所有跨国企业40%的市值，且在内部交叉持股。而位于这个“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则是一个由18家金融领域的跨国企业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密集网络。18家密切关联的金融企业、147家代表“资本国际”交叉持股的跨国企业、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型的资本网络。正是这个位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资本网络，运用它无可匹敌的金融力量，在美英法三国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主导了新自由主义在四十年时间里的全球化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因为越来越深化的金融操作，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领域、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971年8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ewis Powell向美国商会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在这份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中作者写道：“是时候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他强调：“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在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呼吁，商会要对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等主要机构发起进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如果将这份文件视为一场“阶级战争”的冲锋号角，那么经过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坚持贯彻行动”，战争的胜负已不言自明。看看“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这些曾几何时的左翼运动乐园，如今都在异口同声地为谁说话?的确令人恍如隔世。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默多克新闻集团中全部247位“独立编辑”，无一例外地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表示支持。凭借着“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资本国际”已经顺利完成了对全球化之下的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甚至是全面改造，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其它社会力量。

目前，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的“特朗普现象”，都被解读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表现。《纽约时报》6月24日专栏文章的标题是“民粹主义者的愤怒正在颠覆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文章说，从布鲁塞尔到柏林，到华盛顿，西方民主世界民众针对既定政治秩序的民粹主义愤怒终于沸腾了。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自由主义的革命，对此就如同自由主义曾经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一样。而引爆这次革命的导火索就是收入不平等，按照一般的理解，当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一定限度后，社会不满就应该达到临界点，冲突就应该随之爆发。弗朗西斯·福山和马丁·雅克，这两位全球著名的政治观察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前者在今年7月号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虑到业已发生的这一社会转向的规模，真正的问题就不是何以美国在2016年有了民粹主义，而是何以民粹主义的爆发没有更早一点发生”。而后者在英国《卫报》8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虑到业已存在的统计数据支持的证据，令人困惑甚至震惊的是，(不平等的急剧恶化)这个问题何以被忽视了这么久。”马丁·雅克8月21日的文章，题目就叫“新自由主义曾经风光，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他断定，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已经结束了。在这方面，学者的思想甚至没能跟上民众的感知，因为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民众因看不到前方黎明的心理绝望，一种在无法继续忍受的感受下的本能反抗。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分析到，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回归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主张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制度。保守派则试图将这些制度连根铲除，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理解这一悖论是理解当今美国的关键。事实上，这也是理解当今西方社会的关键。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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