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哪些优势

宋鲁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九大召开之际风靡全球，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特色再一次被强化。今天的中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却把来自西方的政治理念演绎到极致，堪称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

中国社会主义特点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从政治层面讲，中国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2014年10月23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既是1921年之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也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

从经济层面看，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和强势有为的政府是主要特征。

2016年7月4日，在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3个月之后，即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由于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当初也是为克服私人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而诞生的，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习近平也曾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应该说，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屡屡面临外部经济危机的考验，中国都表现得极为优异，这都和国有企业密不可分。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除了这种常态性的经济危机外，当代经济管理日益复杂，时代也需要一个一个强大、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当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危机这种特定时期。比如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就为私营民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全球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也为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和需要提供了条件。用北大学者潘维老师的话讲就是：“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公共部门，是发展由中小型企业组成的非公有部门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层面讲，主要特点是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高覆盖是指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超过80%。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可以说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

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中国的低水平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而言已经位居中上。

“低水平、高覆盖”的特点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仁爱传统的价值观，也与中国人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仁爱”、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三者的融合。

民众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一是能够制订长远规划。中国能够制订跨越两代领导人的五年规划。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这一点就是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也不讳言。法国经济学专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在其合著的《中国：一枚定时炸弹》中，也承认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像西方一样受选举周期影响，可以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

二是能够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和使用、长期培养历练。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三是政治权力保持了独立性。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和拥有最后决策权。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资本和民众的力量强势崛起，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传统，尤其是在全国一级。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打击贪腐、军改等。中国的现行体制尤其是在面对突发灾害事件时，更展示其优越性。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国高效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令世人震惊。

中国是今天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国家。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推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六十项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举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和欧盟，要么两党相争、政府关门，体制瘫痪，要么如法国停滞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找没有应对之道。也难怪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国家，而且非常准确地把原因归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世人都知道，奥巴马是打着“改变”的口号、奥朗德是挥舞着“变革”的旗帜赢得选举的，可是他们究竟改变、变革了什么？

四是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这种定位，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经典地体现在中共的理论突破——“三个代表”中：“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

五是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六是政党与体制的命运交融于一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何以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由于政党和整个体制的融合，假如决策失败、执政失误，其后果并不仅仅是政党命运如何，还会直接冲击甚至冲垮整个体制。正是由于政党和体制的命运一体，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责任”。这就势必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以三峡工程为例，从周恩来总理时期就进行论证、研讨，直到1992年才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

中国的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它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把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根据中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两个原因。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的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个过程充满曲折，这个曲折不仅体现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直到今天中国也仍然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其次，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共赢方式取得发展成功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必对外扩张和殖民给世界造成巨大浩劫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既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也和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这一伟大事业，走的是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对外扩张式的发展道路，它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心一意谋求在和平稳定环境中致力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道路。

再次，成功地借鉴了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

任何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时代背景，也都需要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能力，根源就在于不拘泥于书本。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毛泽东就写出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从而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建国后，这一传统又被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广大，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打破长期以来视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僵硬思维，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成就。

最后，中国的成功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必须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曾向世界强国如美国和苏联学习，但照搬照抄并没有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目标。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独立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但中国敢于打破迷信、敢于对一时主流的理念质疑，并有选择地借鉴全球各个文明。

今天的西方，沉迷于自己的理念而无法自拔，并把这种理念当成衡量现实和实践的标准，从而丧失了了解决问题和推进国家发展的能力。中国的成功既可以使西方反思自己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自身的改革。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时表示要有“胆量”唤醒欧洲，要在2024年时建成一个可与美国、中国相匹敌的强大欧洲。在这里，中国少有的被视为成功和需要学习的对象，更被西方政要视为推动本国改革的外在催化剂。

如果说对于西方是如何借鉴中国进行自我改革的话，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无益鼓舞了它们发展的信心，更为它们树立了一个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样。它们完全能够摆脱各种理念的束缚，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