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和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张全景

(2018年3月7日)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讲修宪，三中全会讲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都是为“两会”作准备的。我谈几点看法。

一、完全拥护对宪法的修改。这次修宪最突出的特点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加强党的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将会一事无成。列宁讲到党的性质时说，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是领导一切的。毛主席也讲到，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要由党来领导，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当然这种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并不是包办各方面的工作。这方面，苏共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鼓吹“自由化”、“民主化”，苏共很快垮台了。在制定宪法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弱化甚至取消党的领导的斗争。1982年修改宪法时，许多持自由化观点的人坚持要把党的领导取消，思想交锋很激烈。还有的说，外国宪法没有提政党领导。其实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需要的。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能一样吗？80年代中后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是闹得很凶吗？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这些至今对我们都有重大指导意义，不能忘记，更不能抛弃。列宁建党学说的头一条就是政治建设，阐述了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国家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等等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列宁还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十九大讲党的建设，把政治建设摆在头一位，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讲政治，弱化政治，是非常危险的，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吃过苦头的。

二、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要正确处理主仆关系，不能颠倒。党既要组织领导群众，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不能当官做老爷，更不能骑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

三、改进选举制度和办法。现在选举并不那么完美无缺。这些年清查出来的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通过选举上来的？选举就能保障选上来的都是好人吗？有时也会使好的落选了，把不好的选上来了。记得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的社论中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我看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不能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认为一定是错的。我说这个话，绝不意味着反对选举。选举还是要坚持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民意、实行民主的办法，但对它的不足之处也要做到胸中有数，不要把选举绝对化，更不能迷信选举。

四、中央的修宪建议提出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届次的限制，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过去一直没有届次的规定，宪法上也没说当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不能超过两届。只是后来改了，实践证明这种修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党情、政情。有些党和国家的重大任务不是一届、两届就能完成的。这一届还没有完成，新领导上来了，有可能将原来没完成的任务搁置起来，甚至一个将军一个令，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最后吃亏的是国家和人民。例如“大飞机”项目，本来已经造出来两架，并且七次执行飞西藏的任务。如果当时坚持下去，现在满天飞的就不是“波音”和“空客”，而是我们自己的大飞机了。但是一换领导人，就不搞了，跟“麦道”合作，说造飞机不如买飞机、买飞机不如租飞机。不想想，美国跟你打交道，是为了赚钱，会把核心技术给你吗？上海飞机制造厂跟“麦道”合作的时候，我去看过，我们只负责涂油漆，油漆也是外国的，还负责造机舱的门，结果多年过去了，什么技术也没有学到。最后，“麦道”公司宣布破产，咱们白搭了钱，又耽误了时间。汽车也是这样，本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也能造汽车了，但是后来一汽、二汽都不造了，与外国合作，结果几十年，还是没有学到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商飞公司视察时，明确说要把原来的口号颠倒过来：租飞机不如买飞机，买飞机不如造飞机。这就是说，要把主动权、核心技术攥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就回到了正确的道路，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只要是党和人民信得过的领导人，党和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导人，就让他干下去。这对保证我们党领导各项事业稳定发展有利，对保障党和国家工作的连续性有利，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农村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有的地方一会儿换个书记，一会儿换个主任，“张书记挖沟，李书记填渠”，最后的结果就是劳民伤财。

五、这次三中全会提出机构改革的方案，是很好的、得民心的。这个问题我早就深有体会。记得有一次记者采访我时说：“有的县有11个副县长，你怎么看？”我说：“官多为患。”这个记者就把这句话放在特别醒目的位置，登在报纸的头版上。结果一下子闹开了，全国的小报几乎都登，炒得很热烈。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那个时候就有党政机构要瘦身的问题，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就有强烈的要求。我们党一向是重视精兵简政的。解放初期一个县就一个县长，有的加一个副县长；一个县委大院，干部加起来也就是几十人。一个党委或政府要有战斗力，它的机构必然是精干的，选人用人也必然是好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衰败时，机构必然是臃肿的、人浮于事的，因而也必然是贪污腐败的。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惩治腐败的材料，说省军级和中管干部抓了多少。我想，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没牺牲这么多高级干部啊！现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也很严重。厅局级以上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大概每个省超过千人了。现在的机构改革，并不简单等同于过去的精兵简政，而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要把减机构与减人结合起来，压缩吃财政饭的，真正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机构改革和人减肥一样，只有减得精干了，才能充满朝气和活力，才能提高效率。人浮于事不会有什么效率，正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在这方面，外国也有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东京市区，有一千几百万人口，可市级官员一共也就六七个人，市长一个人，副市长两三个人，议长一个人，副议长两三个人，但效率很高，管理得井井有条，市容整洁，城市文明也不错。美国纽约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典型，比如河北的周家庄乡，他们的乡党委和政府一共12个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2人。我问他们是怎么分工的？他们说：第一书记专职当书记，思考研究重大问题；一个副书记兼乡长，还兼着农工商合作社的主任，负责经济工作；另一个副书记，负责党群团建设工作，兼任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我问，你管这么多，能行吗？他说，行啊，因为我们这儿一直搞得比较好，没有什么贪污受贿的，用不着查案子，主要是抓思想教育和建立严格的制度。与之相比，很多乡镇一般的都是七八十个人。周家庄乡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这几年，村干部都改由国家发工资了。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都是从县财政拿钱，每月一、二千元不等，说是工作补贴。人民公社那时候有工分拿，现在没工分了，应该发些补贴的。其实，人民公社那时候的村干部也不是干什么都拿工分的。陈云同志就反对党员开会和参加政治学习还要记工分。他说，党员就要准备吃亏，光想占便宜能行吗？他讲得很严肃。现在农村的干群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县里给他发工资，他就得顺着上面说话，结果是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

总之，二中全会、三中全会都开得很好，修宪和机构改革都势在必行。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希望这两个建议在人大通过以后能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断焕发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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