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资本，才能让它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胡懋仁

　　在我批评娱乐界资本的文字后面，有网友留言，说现在恐怕不能对资本提出更严厉的批评，因为有人会认为，这不利于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不妨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们只是引进海外资本。而且引进资本的同时，还希望能引进技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确是被引进了，但所引进的技术都是人家二流的，或者即将被淘汰的，基本没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这就是资本的狡黠。因为资本是要获得最大利润的。如果把一流的技术都给了你，他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这对资本是不利的。只是当时，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基本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国内的资本进来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内资本也有了一定的实力。所以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本所占据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大。总的说来，在我们还是处在相当贫困的时期，资本的引进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正如我们要做生意赚钱。如果你只有100元的本钱，那么你再有本事，能得到100%的利润率，那么一年下来，你也顶多挣了100元钱。如果你有10万元的本钱，哪怕只有10%的利润率，那么一年下来，你就能挣上一万元钱。这就是资本存在的必要性。

　　但不管怎么说，资本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兼容性是有限的。在一定范围内，资本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相安无事。但随着资本的扩张，它要追逐利润的本性会让它狂妄起来，它要向更多的领域里扩张，也要不择手段来获得更大的利润。这就完全可能碰触社会主义的法律底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对资本有所约束。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后来在十七大报告里也继续提及：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两个都是毫不动摇，但在具体措词上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强调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这就意味着，对于非公有制的资本，不能让它随着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而必须以国家的意志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所以引导，就是告诉资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在可以做的领域里，也要守规矩，不可以不择手段。

　　资本这个庞然大物，有很强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利用。我过去在给学生上课时，总是做这样的比喻：资本就是像一头有力气的野牲口，它劲头大，能干活。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这个优势。在它干活的时候，也需要给它喂一些优质的饲料。这就是允许资本要获得它必要的利润。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头野牲口性子野，不服调教，所以就需要给它以某些必要的约束，给这头野牲口套上必要的笼头和缰绳。如果它再张狂，也要在它的头顶上挥舞一下鞭子。这鞭子不是必要的时候，不一定真抽，但这种威慑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近十几年前，房地产资本由于各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需求，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约束，结果房地产资本得到了极度膨胀的机会，这对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业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房子不是用来发挥其本来的使用价值，即不是用来住的，而是当作产生利润的资本的工具，即所谓被用来炒的。国家看到这种状态，认为有必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于是对房地产领域的资本进行了强制性的紧缩政策。然而，房地产资本力量很大，极力抗拒，加上某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任其胡来，导致中央政府的紧缩政策在开始的阶段，收效甚微。但中央政府没有因为这种强大的阻力而放弃，继续坚持紧缩政策，这才使这一两年来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向好的转变。

　　这就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资本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但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某种必要的节制。没有节制的市场一定是混乱的市场，而且最终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崩溃。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的随意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制度的生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麻痹大意，没有任何理由高枕无忧。

　　当然，过度的怀疑也是不必要的。在我们国家正在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总体实力还不够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远不够平衡，所以仍然有相当贫穷和不发达的地区存在。我们国家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也不够发达，这都是我们在现阶段仍然需要资本的理由。所以，我们要把握好必要的张力尺度，既不能对于资本过度紧张，不敢放手，也不能对资本过于宽松，不做任何约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含有一定资本因素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这种资本因素，就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能因为中国在整体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认为中国现在就需要消灭资本。这两种观点都是脱离实际的。但是总有一天，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与私有制最终是要退出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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