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环节，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的多方面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探索。

1956年3月，毛泽东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局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作了阐释。他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了以“第二次结合”为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课题。

“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是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就提出的重要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为中心论题，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方面问题作出全面探索，这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基本方法和视界。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三个方面的“独创性的观点”，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三大理论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从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历史从哪里开始，理论发展和创新也从哪里开始。以生产力问题的探索为起点，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理论，以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探索目标，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要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这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最显著的成果，也成为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才能搞清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增强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基本特征和本质关系的认识；才能搞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性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根本目标；才能搞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的现状，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的本质规定；才能搞清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内在要求，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对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同对社会生产力要素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因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视阈，紧紧扣住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的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在论及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探索的要点有九。

一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路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探索的深化。

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的研究为主线，以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展开内容，形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整体研究。

三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基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视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四是“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剥离下来”就是要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范畴；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以“剥离开来”为离析、抽象过程，以“结合起来”为综合、具体化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要义。

五是经济改革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问题。

六是基本制度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的、可靠的制度保证。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七是市场经济论。党的十四大之前，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新，使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以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八是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从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到“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体现了对发展问题的深邃见解。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科学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九是对外开放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续写“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紧密结合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发展，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的境界。

2014年7月，在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着力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实际，习近平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形势出发，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7月，习近平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深刻把握了“第二次结合”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依循。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待异样和异质经济学理论采取了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习近平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的内容，对其中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拒绝予以研究和借鉴。但在学理依循上，“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有过两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主题的讲话中提出的；一次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两次概括互为一体，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突出了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 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还突出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显著，对外开放要着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概括，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提升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而初步形成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就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的现实根据。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不断解决好处理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大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强调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准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核心问题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问题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在根本上，就是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其要义在于：要从供给端发力，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在需求端着力，在对总需求的规模、结构、质量变化的把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有效的反作用；要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要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又要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在根本上就是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在根本上，就在于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有其内在统一性，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共同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

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进一步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理论，拓新了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升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