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

您好！

前段时间，因为我在网上公布《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材料，您老多次表示要和我对质，这让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错了对象。

为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由于有机会参与档案整理工作，而接触到了这份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将其公布了出来。至于如何评价这份记录，周惠老当时的谈话对还是不对，如何看待您老在庐山会议上的作用等等问题，自有史学界自己去作出结论，您老和我有什么可对质的呢？

以反毛著称的李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此外，庐山会议的主要当事人、见证人均已过世，您这时侈谈对质，是不是一种打“假老虎”式的勇敢呢？从逻辑上说，您应该要求公布档案才是合理的。

坦率地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您老都是非常尊敬的，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庐山会议实录》等专著，我都认真地阅读过，我不仅钦佩您老的学识，也很敬仰您老的人格。但正因为如此，当我意外地看到“周惠谈李锐”这份档案材料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您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也从此坍塌了。

要不要公布这份材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公布这份材料一定会给您老的精神和身体造成创伤（春节期间，一位曾被您老“授权”的朋友在一次饭局中透露说，您老在看到这份材料后即开始便血，几乎晕厥，我听到此消息后深感歉意），而且，即便我不公布，按照程序这份材料早晚也会公布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年来您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愈战愈勇，不仅把当年的“主公”毛泽东推下“神坛”，还死命地往泥里踩，自己却反身跃上神坛，享受众人的顶礼膜拜，就觉得公布了也好——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至少，这份材料可以让您老冷静一点，说到底也是对您老的爱护。

这份材料是我在工作时看到的原始档案，按照规定是不许抄录、复制的。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就擅自抄录了一份，我承认这是违反制度的。在网上公布时，为了避免给那些仅仅是履行了自己技术性职责的党史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您老为了推翻这份材料，做了很多辩白，但这份材料为我亲眼所见，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让我们一起等待档案公布的那一天吧。

在此我也想向您求证一个问题，曾经担任周惠同志秘书的田聪明同志写过一篇《忆周惠同志》（《百年潮》2005年第10期），文章中说：周惠老在病床上曾经和田聪明同志谈起，在庐山会议上，有“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会议“‘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位“要好的同志”是谁呢？是您吗？如果不是您，那是谁呢？另外，他指的是不是您跪在“主公”床前揭发彭总组织“军事俱乐部”那件事呢？

我觉得，您老与其急于否认这份材料所披露的事实，倒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考虑一下自己的晚节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您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说是热血青年，被党和领袖赋予了政治生命。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是党内最早对毛做偶像化描述的人，您也是毛最早的“超级粉丝”之一。庐山会议后您的政治命运虽有波折，但这也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革命岂能如在长安街上散步那样惬意？

前半生既如此狂热，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当初的理想与信仰弃之如敝履，以诋毁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主公”做为献给新“主公”的投名状？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话说，无论是按新道德还是旧道德，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顾顺章等历史垃圾归入同一序列。李老，现在还不算太晚，您忏悔吧！您老如果真心忏悔，还来得及，还可以被宽恕——您该不会真的相信，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历史就此终结了吧？

李老，我要恳切地对您说：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和历史对质！是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投机革命的叛徒走入历史？请您三思！

至于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愿意被无休止地卷入到这种旋涡之中，也不愿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等到这件事情的“热劲”过去之后，在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我愿意去拜访您，并当面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毕竟，在您的名声和尊重历史之间，我不得不不选择了后者，请您原谅！

最后顺便说一句，《炎黄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让《炎黄春秋》刊登我这封信以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我将会给您以极大的尊重。当然，如果不刊登，也没有关系，因为《炎黄春秋》作为反毛阴谋史学的大本营，是出了名的，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种荣誉。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张杰顿首

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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